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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我不仅平时生活清苦，就是在升学考试中也是同样的艰难。
高小考初中时，食物粗劣还不能果腹，不幸又染上了痢疾，无钱治病，苦不堪言。在考试的当天我拖着瘦弱的身子进入考场，一会腹部疼痛，加上天气炎热使我汗流浃背，我不时地擦汗，汗水浸透了我的衬衣，打湿了试卷。当时我左手捂着肚子，右手在写答案，身体疼得扭来扭去，以至于引起两位监考老师的注意，他们轮流在我身前背后监视，甚至怀疑我在作弊。
当知道我在生病，又看我答卷时书写的还比较流利，这才打消了他们的疑虑。此次升学考试，算术我仅用了四十分钟就匆匆忙忙地交了考卷，迫不急待地朝厕所跑去。
初中考高中时，许多考生身上都带着零钱，他们可以到馆子里吃饭和买些零食吃，还有的父母拿着食物和饮料守候在学校门前，等着自己的孩子考完出来享用；然而我却没有这份福气，口袋里装着两块红薯面饼去考试。上午考完试后，在午休时到开水房里将其掰碎，放进茶缸里冲烫一下，便开始狼吞虎咽地用它来充饥，以便下午再去应试。
在高中入学后，我听到一个同学对我说：“他曾在学校教务处看到我的升学试卷，语文和数学分别以80多分和90多分的成绩被录取。
正因为少年求学的艰难，故而我在十年寒窗中不敢玩世不恭，掉以轻心，荒废学业，虚度年华。当时我的学习成绩在班里还比较突出。
尽管当年政治运动频繁，勤工助学，义务劳动，支农任务占用了许多学习时间，加上亲人去世，家境贫寒（此时我已无家可言），就连每个月六元钱的伙食费都掏不起，学习生活还要靠校方三元的助学金补助和亲戚的接济才能维持。但是由于我的刻苦努力和几位好心的老师与同学的帮助，我在德、智、体方面均有长进。
尤其是我的文学知识与写作能力，在徐文光和胡杏桥两位语文老师的悉心辅导下，均有提高。
当时我对古代文学《诗经》、《论语》、《唐诗》、《宋词》能背诵很多首，对李斯的《答逐客谏》，韩愈的《师说》，柳宗元的《至小丘西小石潭记》、《捕蛇者说》，欧阳修的《五代史。伶官传序》，范仲庵的《岳阳楼记》和苏轼的《赤壁赋》、《教战守策》等散文更是爱不释手。
当年我的作文被语文老师拿到年级四个班里作为范文进行讲评。即便到了高中，我写的文章也曾被“秃顶”颜老师拿去作过范文。（《春雨》和《我的一棵小桃树》）
每当学校庆祝“元旦”、“春节”、“五一”、“十一”等节日筹办校刊（《墙报》）时，多是由我来选用报头、绘画插图和书写标题（此时美术老师牛清洲已被打成“右派”，并被逮补入狱）
同时我在文体活动方面成绩也较为优秀，不仅在田径赛跑、跳高、跳远等项目上获得过奖励，而且我还是学校足球队的前锋。在1959年的秋季，曾代表亳县中学生足球队参加过阜阳地区中学生运动会的足球联赛。
当时在那突出政治十分吃香的年代里，我虽然在学校里不是一个工于心计，力图政治表现的积极分子，但我仍不失率真，从不违心地去做一些损人利已的事。在学校里我不是个坏学生，在师生的眼里可以说是一个品行端正的人。
1959年上半年，在初中毕业的最后一个学期里，我还是有几次可以改变人生的机遇，如果有一个机会能够把握好的话也不至于在第二年里，即六零年的大饥荒中，因无生活来源，又遭佞人加害而被迫在高中二年级辍学。从此我的处境更加地艰难，由一个苦苦求索的学子变为一个无亲无故又无家的流浪儿！
——倘若在1959年初春，安徽省电影制片厂和合肥艺术学校到亳县二中招人的面试中，我能发挥得好一点的话，我的命运也许会发生改变。可能会走上从事艺术的人生之路，后来也不会陷入无法活命的困境。
当天上午，校领导陪着几个衣着新颖的人走进我们的教室，声称是县卫生局来检查卫生的，他（她）们看了几眼就到下一个班去了，实质上是在挑选演员和学员。最后在我们初中三年级四个班的两百多个学生中，确定了我和三（4）班一个叫强敏的女学生下午到学校音乐室面试。
下午四时，我来到音乐室看到一位身材修长，梳着一条大辫子，上身穿着一件白色女式衬衫，下身套着一条深蓝色裙子的年轻知识分子，她正在弹奏着脚踏手风琴。我走进音乐室后，她停下演奏，睁着一双明亮的大眼睛上下打量着我问道：
“你叫郭瑜？”
“是的。”
“多大了？”
“十七岁。”
“会唱歌吗？”
“唱不好。”
“不要紧试试吧！”
“唱啥歌？”
“拣你会唱的随便唱。”
此时，我有些纳闷被蒙在鼓里，为什么检查卫生的还叫学生来唱歌！我感到疑惑不解，在疑惑不解中我唱了一段《东方红》、唱了一段《黄水谣》，又唱了一段朝鲜歌曲《小白船》。过去我平时唱歌还是可以的，不知为什么？当时我心里有些慌乱，如梗在喉，唱得那么的拘谨，那么的不自然，甚至还有些走调……
结果可以想像——没被选中。
而三（4）班的强敏同学和我的命运一样，不知为什么也被刷掉了。
事后没过几天，县文工团让我到演出队去，我姐却说：“那是当戏子，不好！”被她“一票”否决。
年华如水，人生如戏，社会如同一个大舞台。我禀性单纯憨直，不会做戏，因此在后来的人生道路上就时而碰壁。
6月份，南京军区空军某部到亳县在应届初中毕业生中征兵，当时我们四个班的两百多个初中毕业生中有四、五十人报名参军，经过几十项的身体检查测试，只剩下我和一个叫汪宏杰的同班同学二人合格。通知我们当天下午到县兵役局作血吸虫病的检查，最后才能确定入伍。
下午五时，我和汪宏杰来到兵役局，在街上毫无目的地闲逛，看到他没精打采地跟着我好像有什么心事。后来他说：“去年在陆军报名参军时因患血吸虫病就被刷掉没能走成，而这次报名参加空军可能是更难过关了！”
当年报名参军对血吸虫病的检查是非常严格的，看来他又无希望了。
此时路灯初亮，红光暗淡。他心情沉重，情绪低落，颓丧地跟着我走在返回县兵役局的路上，我对他深为同情，但又一筹莫展，爱莫能助。
突然他对我说要我帮他的忙。
我问他：“怎么帮？”
“替我抽血。”
“这是在作假！”我心里一惊。
“那我就没再没有希望了……”他喃喃地说。
汪宏杰比我大两岁，中等个子，团团的脸，长得胖胖的样子。他也是在1956年夏天，和我同时考入亳县二中的学生，而且又在一个班里同窗三年。他家在城西十八里区的乡下，距河南省鹿邑县城比较近。可能是由于童年上小学时，夏天常到河塘里洗澡，患上了血吸虫病，因此在报名当兵体检时被查出来因而被淘汰。
虽然此事过去了四十多年，似乎发生在昨天，当时的情景仍然是历历在目……
——他求我帮忙，让我替他抽血，我担心万一被人发现就会一同遭殃！
我犹豫不决，没有把握地说：“到时候看情况再说吧！”没想到我生来第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帮人弄虚作假，竟然作假得逞，由此而改变了一个人的命运。
我们回到县兵役局大院，走进三间高大的堂屋里睡觉，床是从东到西用木板临时搭成的足有十七、八米长的通铺，两头仅留一点过人的通道。此时多数学生已经入睡，进入了梦乡，我们二人悄悄地一头一个倒下和衣而睡，好在天气炎热身上不需要盖什么东西。
夜里，突然有人在我右耳朵上“咔嚓”猛扎了一下把我疼醒，看到一个人手持蒙着红布的手电筒，在一团红光下查看花名册，轻声地说：“012号”，另一个医务人员将我耳朵上取出的血滴在一块玻璃片上，存放到医疗箱内，然后转向下一个学生照此办理。房内一片漆黑，仅有一团暗红灯光在移动……“咔嚓”、“咔嚓”地在进行。
此时汪宏杰已醒，悄悄地从他那边爬过来，我们二人调换了睡觉的位置，我把没有取血的左耳侧在上面佯装睡着。过了一会两个取血的医务人员从东头绕到汪宏杰原来睡的位置，一个医务人员推了推我，“你是**号？”，我仅用鼻子哼了哼装着熟睡。这时汪宏杰也帮着说：“他白天喜欢踢足球活动量大，晚上睡觉不容易叫醒，你们就抽吧。”二人如前泡制又是“咔嚓”一声在我左耳朵上猛扎了一下，殷红的鲜血再次被他们取走……
次日清晨，刚吃完早饭，一位身着戎装配戴少校军衔的军官（据说是县兵役局长）走到我的跟前说：“小郭！刚才你姐来说你母亲死的早，家里没什么人，你就不要去当兵了。”
当时我脑袋一蒙一片空白，顿时变得那么的呆滞和无奈。竟然没有向局长说明我的条件是完全合格的和陈述自己无力上学的困难，而是一言不发白白地把机会给放弃掉。这次待遇优厚被人们羡慕的空军应征入伍的机遇再一次被我姐给否决掉……，然而此时她已经结婚成家有了自己的负担，对我上学接济已经感到是一种累赘和厌烦，但又怕给别人留下不愿照顾弟弟的口实，于是便做出一个口是心非“不舍得让我走”的决定。
我垂头丧气地离开了兵役局返回学校，在走时竟然没有看到汪宏杰的踪影，他是否故意地回避我？我不得而知。
当时我年少单纯，不涉世故，不知这个世界上有时还会出现——假若“真”时，真亦“假”。真若“假”时，假亦“真”的怪诞现象。
没想到我无血吸虫病没有走成，而患有血吸虫病“借血”化验的竟能蒙混过关“光荣”地应征入伍了。古人秦琼为朋友能以两肋插刀，我可做不到，但我为同学却做到了两耳抽血。
两天后汪宏杰换了一身崭新的军装，在准备赴杭州某空军驻地报到的前一天来校告别，风光了一阵后离去。但他始终没有和我见面，可能是作假者心虚怕泄露隐讳，在入伍前最忌见知情的人。
后来听别的同学讲他到部队后，血吸虫病又被复查出来，按照以往惯例都要被退回。此次算他侥幸部队允许他就地治疗，以后当了一名地勤兵。二十年后我由新疆返亳，听同学说他后来转业到阜阳地区工作。
此事在当时和六零年我高中辍学，直到三年后我在亳县无法生活，户口迁出离开亳县我都没有向任何人讲过。
至今时过四十六年可谓久远，当时的事如同路人不期而遇，而后各自东西，早已淡忘……更无提它的必要。
而今追述为其秉笔直书，以便澄清事实真象。
将近半个世纪，风云变幻，往事如烟……
有时我在反思，扪心自问我做错了吗？我在过去的求学谋生道路上，为人处世总是与人为善，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