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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我的户口迁移报告仍然无处可交，没有一点着落。
在着急中，我突然想起当时在县民政局任局长的张凤仙先生，听说他过去曾与我你相识，不仿试试求他帮忙，这也是临时抱佛脚，病重乱投医没有办法的“办法”。
我打听到张局长的住址，在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前去拜访。张局长年纪五十，高高的个子，待人较为和气。相见后我先作了一下自我介绍，然后谈到我母亲去世后，一人求学的艰难和在六零年“三年自然灾害”中辍学后的困难，请求他给于帮助将我的户口迁往西安去投奔亲戚生活。
他听了之后颇为同情；拿出钢笔在我的报告上写了“请城关镇方镇长帮助办理”的指示。并告诉我方的住址，让我去找他帮忙。
第二天上午，我在上班之前就赶到了方镇长的家中，将张局长签过意见的报告交给他，他看后随即便在上面写了“请涡北（涡河北岸）派出所给于办理”的意见。
当天下午，我拿上五里庙小学的集体户口簿来到涡北派出所找到所长，他马上就让户籍员给我办理了户口迁移证，其迁往地址为“陕西省西安市莲湖区庙后街派出所”。随后我又到县粮食局办了粮食关系证明。
事情办的就是这么的简单。总共没有超过两天的时间，我就把当时一个人赖以生存的户粮关系都已办妥。
这也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知道了“权力可以办事”的奥秘。
从此我由亳县迁往他乡，已不是亳县所管辖的居民，也与亳县脱离了一切关系。
1963年1月上旬，学校已经放假，学校老师纷纷离去，与家人团聚欢度新年。而我此时在亳县已没有什么亲人，孑然一身无一牵挂，在我即将离去的时候，心中最放心不下的，是我母亲和外公、外婆她（他）们的坟。此次一走远行千里之外，前途未卜，祸福难测，想必也是道路曲折，凶多吉少，不知以后何年何月才能回来再次吊唁她们！
因此在我离开亳县的头一天下午，我在街上买了两刀黄纸和一些纸钱，前往汤王墓村去给老人家上坟。
时值寒冬腊月，北风凛冽，我走进位于涡河岸上的坟地。此时已是日头偏西，残阳如血……几只将要归巢的乌鸦在远处一片枯林上空盘旋聒噪！
坟头上长满了枯草，一片凄凉的景象。
我分别在两座坟前烧了纸钱，然后跪在母亲的坟前失声痛哭！
一时间昔日的往事又依稀再现……
十年前我母亲的音容宛在，平时对我无微不至的关怀仍然记忆犹新。从我记事起，即使在那硝烟四起，炮火纷飞的抗日战争年代里，有了母亲的呵护和关爱，我始终感到是那么的幸运和安全。在三年内战中，1948年夏，我们由北平撤离到上海又由沪撤到福州，而后横渡海峡到达台湾。后来由台湾展转到舟山群岛，于五零年十月返回大陆，到达亳县……千里流浪，万里漂泊，历尽沧桑，饱受战乱之苦，最终回到故乡。
然而此时母亲却长眠于我这跪拜的厚土中，恍如恶梦，痛不欲生！
——当年我们部分国民党军人家眷，由台湾被遗送到舟山群岛，困居于定海城，生活艰难，度日如年……但我母亲仍不失善心还对春生一家那么的关爱和帮助，直至我们离开定海。万万没有想到两年后我母亲因病去世，我也和春生他们一样失去了亲人成为孤儿。
但是春生他们后来留居舟山，还有兄妹姐弟四人相依为命，而我在亳县却一人长期四处飘零……
母亲去世后，八年漫长不堪回首的求学生涯，让我历经磨难，身心交瘁。
六零年辍学，造成学业半途而废，最后混得连自己都养活不了自己，寄人篱下，仰人鼻息，向人乞食，遭人嫌弃！辜负了母亲过去对我的养育，对我的期望！
我悔恨！我伤心，我痛不欲生。
我长跪在母亲的坟前失声痛哭！请求母亲宽恕我这个不孝的儿子，以后我要立志图强……
今天给母亲上坟，跪拜娘亲！告诉她不几天我就要离开在此生活十二年的亳县，西奔长安谋生——即使人生道路上布满荆棘，坎坷不平，前途莫测，天空闪电雷鸣，狂风暴雨都向我打来！我也要继续生存，挺起腰杆来做人。
这时天色已暮，村里农家的房屋上烟囱里冒起了袅袅的炊烟，人们开始在做晚饭。
我拖着已被冻僵，麻木疲惫的身子离开坟地，沿着涡河边上的土路，步履蹒跚地朝着五里庙小学走去。
此时天昏昏、地沉沉、大雾蒙蒙……背后又传来了乌鸦凄厉而又枯燥的叫声。
我身上冰冷，心已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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