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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王尊便被元帝免为庶人。这已是他第3次被免。
王凤非常欣赏王尊的才干，初任首辅不足2月便奏请增补他为军司马，进而擢升为司隶校尉。
成帝以明升暗降的办法将石显调离朝政中枢后，丞相匡衡和御史大夫张谭二人奏请免之。王尊便弹劾匡、张二人，说他们在元帝朝时便贵为三公，明知石显“专权擅势，大作威福，纵恣不制，无所畏忌，为海内患害”，不及时上奏天子责罚之，而是“阿谀曲从，附下罔上，怀邪迷国，无大臣辅政之义”。
匡衡且惭且惧，免冠谢罪，上缴丞相及侯印绶以请辞。
其时成帝刚刚即位，并不想为难先帝重臣，于是便指使御史丞弹劾王尊吹毛求疵，中伤三公大臣，把他贬为高陵县令（今陕西高陵县）；对匡衡则是好言相劝，还赏牛赏酒相挽留。但是，群臣大多“是王而非匡”。
王尊被贬为高陵县令后数月，便因病第4次被免。 。。
三面“旗帜”（2）
正逢南山（今秦岭）人傰宗聚数百人为盗，朝廷拜弘农太守傅刚为步兵校尉前往剿匪，历时1年多仍未能擒其贼首。有人建议王凤另选贤才为之。王凤便举荐王尊为谏大夫兼京辅都尉，行使京兆尹职权。
王尊只用了不到1个月的时间便彻底清除匪患，于是迁为光禄大夫兼京兆尹。
3年后，因对朝廷使者无礼，第5次被免。“吏民多称惜之”。
湖县三老（负责地方教化） 公乘兴等人上书为王尊鸣不平，称颂其为京兆尹期间的卓著政绩。于是朝廷便重新起用他，先是任徐州刺史，后迁为东郡太守。
东郡当时的辖区在现在的河南濮阳一带。黄河流经此地的一段叫做瓠子河（位于濮阳西南），是西汉时期黄河洪灾频发的地区之一。
王尊任东郡太守后，便遇到河水暴涨，几近翻堤，随时都有决堤的危险。百姓们惊恐奔走。
王尊亲率官员百姓前往河边投沉白马，祭祀水神河伯。他亲手执圭璧，让巫师发愿，祈求以身填堤，企图牺牲自己的性命来换取地方百姓的平安。
当晚，王尊便驻扎于危堤之上。数千官员百姓争相叩首阻止他，但他坚持不离开。没过多久，河水继续上涨，越过河堤，河堤也开始局部坍塌，官员百姓尽皆四散奔逃。但王尊却纹丝不动，只有太守主簿（掌文书簿籍和印鉴，为属吏之首）一人泪流满面陪在他身边。
数年后，王尊死于东郡太守任上，“吏民纪之” 。
薛宣是王凤初任首辅不足2月时举荐的另一位能臣，此人同样没有出众的“经学”修养。当时他还是一名小小的县令，王凤素闻其能，便一路提拔他做了御史中丞，全面负责对全国刺史的监察。
其时，王凤诸弟一日内五人获封侯。随后不多久便发生黄雾弥漫终日的天气。
成帝召集公卿大夫们讨论其缘由，谏大夫杨兴等人认为是因为王氏封侯违背了高祖之约（非功臣不封王侯）。言事者多附议。
这是王凤在成帝朝遭遇的第1次挑战。他忧惧不堪，向成帝提出辞呈。成帝不许。
其实杨兴这个人的名声一向不好。他从不坚持什么立场或观点，一生以察言观色为所长，游走于朝廷各股势力之间，见机行事，被称为“倾巧之士”。
不过，杨兴之所以敢发难刚刚担任首辅，但还没有开始“专权”的王凤，大概也有成帝的暗中支持。成帝之用意，与3年后支持王商搞的那场大讨论基本相同（本书前文已有交待）。
这时候，刚刚在朝廷崭露头角的薛宣站了出来，他全面分析了当时各地方官员的吏治之腐败：“臣窃伏思其一端，殆吏多苛政，政教烦碎，大率咎在部刺史，或不循守条职，举措各以其意，多预郡县事，至开私门，听谗佞，以求吏民过失，谴呵及细微，责义不量力。郡县相迫促，亦内相刻，流至众庶。是故乡党缺于嘉宾之欢，九族忘其亲亲之恩，饮食周急之厚弥衰，送往劳来之礼不行。”薛宣进而指出，帝国如今最大的威胁，不是天灾而是人祸。
薛宣的观点可谓着情着理，入木三分，其他人无法反驳，终于使重围之中的王凤得以解脱。在西汉王朝“以经义治国”的基本理念之下，大概也只有像薛宣这种经学造诣不太深的官员，才能有如此敏锐的洞察能力和一针见血的分析能力，他没有被经学的教旨蒙蔽住自己的双眼。
此后不久，薛宣先后任临淮、陈留两郡太守，展露出过人的行政才干，分别在很短的时间内使两郡“政教大行”，“盗贼禁止，吏民敬其威信”。
朝廷稍后便任命他代理左冯翊。左冯翊是京师“三辅”之一。
京畿重地从来都不好治理。辖区内高陵县令杨湛和栋阳县令谢游是两个很难对付的官痞子。他们贪婪、狡诈而又桀骜不驯。薛宣的前任曾多次想把他们拿下，但都无果而终。
薛宣到任后，杨、谢二人登门拜见，想看看这位新长官到底是个什么货色。薛宣一方面以好酒好肉热情款待他们，另一方面则暗中派人收集其全部罪证。
薛宣看杨湛稍有悔过之意，且有敬上之心，便把他的所有罪行及奸赃全部写在简牒上，密封后交给他。对他说：官员百姓们对你的反映全都记在了这个简牒上，有人告你监守自盗；但我向来敬重你，而按朝廷的法度，贪赃十金（西汉时多指白银）即为死罪。我实在不忍将你法办，所以才以密牒相告。希望你自己掂量掂量，进退取舍悉由尊便。今后还有做官的机会。如果密牒中所言非实，请你重新封好后还给我，我还你清白。 。 想看书来
三面“旗帜”（3）
杨湛自知罪证已被掌握，而且薛宣语气含蓄委婉，并没有伤及他的面子，当即便解下印绶请辞；从此对薛宣感恩戴德，终无怨言。
栋阳县令谢游却自以为是知名大儒，没有把薛宣放在眼里。
薛宣便下正式文件公开批评了他，在悉举其罪赃后，责令他认真反省，等待朝廷另派新县令接任。谢游接到公文后，亦呈印请辞。
薛宣为官赏罚分明，判决公平而必行之。他每治一地，均明晰条令以为众纪，而且对待下属多仁恕，爱人而利之。
阳朔五年（公元前24年）正月薛宣经谷永举荐，任御史大夫。
顺便再说说谷永这个人。他虽然是王凤物色的“超级枪手”，常依仗王氏势力，上书言事多无忌讳，常有冒犯之语。但观其一生的政论，无论是切谏天子或后宫之过，还是举荐良才或抨击庸官，均无不妥之处；观其一生的立场，只有在当年投靠王凤时发生过一次反复，其后亦无更弦易张的记录。因此，班固说他一生40余次上书言事，“专攻上身与后宫而已”，明显是戴着有色眼镜看人。
薛宣任御史大夫后仅3个月，丞相张禹退休，他便即继任为丞相。
薛宣的做事风格非常细致周到，好立规则，事事都得有个章程。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一切要努力做到“有法可依、依法行政”。
当时丞相府受理民事诉讼官司，和今天一样也是要收诉讼费的。薛宣当上丞相后便立了一个新规矩：诉讼费不足1万钱者不予受理。
诸如此类的规矩还有许多。但当时的帝国官吏多为儒生出身，受不了这么多的约束，便众口一词抨击薛宣为官“烦碎无大体”，凡事管得太细，不会抓大放小。
更倒霉的是薛宣从来没有拜过名师研习经学，在当时的官僚们看来，等于 是一个没有“文凭”的草根丞相。如果是做地方官，只要政绩好、百姓拥戴，倒也无妨；但如今做了丞相，和成帝这么个“经学天子”朝夕相处便不是件轻松的差事。
薛宣没有这种光环，大概更不会娴熟地引经据典，那么他的任何说法和做法都会首先遭到人们的质疑和批判。这些人自然也少不了成天在成帝耳朵边阴阳怪气地讥讽他，况且，成帝本身也是一只中看不中用的“绣花枕头”，表面光鲜其实糟糠，判断不出好坏与能庸。时间一长，他便开始越来越看不上这位曾经政绩卓著的“草根丞相”。
但是看不上归看不上，成帝还是让他做了6年的丞相。这倒不是成帝多么宽宏有耐心，而是他根本就懒得费心去琢磨要不要换丞相的事情。
自从“王章事件”之后，成帝便对自己失去了信心，更对朝政失去了兴趣。他早已在绝代佳人赵飞燕姐妹、李平，还有一位绝代“男佳人”张放等人的身上，找了解脱和快乐。美好的爱情生活已经占据了他绝大部分的生活空间，哪里还顾得上区区一个薛宣？
但是薛宣似乎却不太识趣，就在成帝陶醉于“双性恋”的美好爱情中时，他却偏偏充当了新任首辅王商（王凤之弟）的炮灰，企图唤醒这位在醉生梦死的天子。
薛宣和御史大夫翟方进一道，上书请求成帝把张放赶回他的封国。这个动议立即赢得了太后王政君的高度赞同——成帝到现在还没有儿子呢。在王太后的压力之下，成帝只好把自己的“亲密男爱人”两度外派为地方官。
成帝这个人脾气虽然好，但事关爱情的“大是大非”，他也决不含糊。他本来就看不上薛宣，更没想到这位草根丞相不好好珍惜自己的荣华富贵，竟然敢“棒打鸳鸯”到天子的头上。
人心最痛是失恋。皇帝也是人，尤其是成帝这样的“情圣”，自然更不会例外。失爱之后的切肤之痛终于令他按捺不住内心的愤怒，下定决心要好好整治一下这个不识时务的家伙，否则便难解心头之恨。
要找借口并不难。
去年（永始元年，公元前16年）八月，邛成王太后突然驾崩。帝国当时已严重虚脱，加上事出仓促，竟然拿不出钱来给这位德高望重的太皇太后办一次体面的丧事。情急之下，朝廷只好在三辅地区征收专项赋税以应燃眉之急。
还有另一个借口也可供成帝使用。鸿嘉四年（公元前17年），广汉郡（今四川金堂）人郑躬聚集万余人起事，占领了4个县。当地州郡制不服他们，薛宣直接从朝廷派员前往，也不能克。成帝最后拜河东都尉赵护为广汉太守，发兵3万人，旬月之间即平息之。
三面“旗帜”（4）
于是，成帝便把这两件事重新翻出来，对薛宣来了个秋后算账，罢其丞位，夺其爵位，免为庶人。他还顺手一枪，把“帮凶”翟方进也连降两档，由位居三公，越过九卿直接降为列卿一档，俸禄由1万石降为2千石，贬为执金吾。
成帝策免薛宣，原本只为泄愤，并没有太多周密的准备，甚至没有考虑由谁来接任丞相一职。以至于薛宣被免之后，朝中竟然20多天没有丞相主朝政，亦无御史大夫主监察。后经大多数朝臣竭力举荐，翟方进继任为丞相。
在被王凤举荐的人中，朱博恐怕是最有趣的一位。此人非但缺乏“经学”素养，简直就是一位武夫，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一位能臣。
朱博“为人廉俭，不好酒色游宴。自微贱至富贵，食不重味，案上不过三杯。 夜寝早起，妻稀见其面”。
他的文化水平虽然不高，但勇猛仗义，机灵多智，喜交天下宾客。元帝朝的名门公子萧育（原前将军萧望之之子）、陈咸（原御史大夫陈万年之子）等人，都是他的好朋友。他曾经辞去官职，营救被官员石显迫害的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