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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生命只有一次，逝去的岁月不可能再回来。不像兜里的钱，花完了还可以想办法再去挣。为“藤”还是为“树”，都是每个人自己的人生选择。
我们今天读史，自然要站在历史进程或天下公理的角度去审视其间的人和事，但历史只是一种结果，不是先验的目标。作为历史的“局内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不可能以这样的高度去指引自己的一生。
因此，如果仅从个人的角度来讲，“藤”与“树”之间其实并没有孰优孰劣或孰高孰低的可比性。
姑且抛开道义或良知的成分不说，仅仅从纯粹个人化的角度来讲，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做“藤”就要比做“树”容易得多。
做什么都需要有“过人之处”，才能做得游刃有余。小人有小人的艺术，庸才有庸才的法则。一颗天生的“树种”，如果想“退而求其次”，甘心去做一棵“藤”一般的庸才，未必就可以所向披靡。
贾捐之便是这样一个例子。
他本来就不是做“藤”的料，却非要往这条路上去挤，到头来把自己弄得人不人、鬼不鬼，丢了小命不说，连个好名声也没有留下，实在是“冤枉”极了。还不如自始至终坚守内心的原则，做一棵堂堂正正的“树”要好一些。
贾捐之是文帝朝的大才子贾谊的曾孙，其文采虽不如曾祖父，但也算得上一流的才子。在元帝即位之初，他便因上书言政，颇得皇帝的欣赏与信赖，令他“待诏金马门”，等待分配工作。
是时，宦官石显专权，天下为之侧目。贾捐之以文人特有的迂直和豪迈，数次在元帝面前揭石显之短，以为可以让天子警醒于“宦官弄权”之害。
但他不知道，这一切都是元帝自己布的局（本书第2章将专题探讨这个问题）。
于是，不识时务的贾捐之非但没有得到重用，甚至连皇帝的面也很少见得到了。
贾捐之有一个好朋友叫杨兴，时为长安县令，是公认的“倾巧之士”。杨兴见了这种状况，便给贾捐之出了一个馊主意，劝他和自己一起，在元帝面前一反常态地称颂石显，建议赐封石显为关内侯（侯爵中的第二等，第一等为列侯）。
首楔：两种人的舞台（4）
石显的马屁还没有拍出味道来，贾捐之竟然又迫不及待地再次上书举荐杨兴为京兆尹。京兆尹是京师“三辅”之一，级别与郡太守相同，但地位尤甚之。
贾捐之的这点儿猫腻哪里蒙得过石显的眼睛？
于是石显反过来在元帝面前告了他一状，说他“欲得大位”，欺君罔上，泄露宫禁机密。
贾捐之被斩首弃市。石显却在元帝面前博得了个“不阿私”的好名声。
“藤与树”是本书的主题。
全书的主要素材源自《汉书》，间接参考了《西京杂记》等“野史”的材料作为佐证。
全书的时间轴线则基本以《资治通鉴》为参照。但《资治通鉴》对个别时间的判断显然存在问题，比如刘邦灭项羽是在高帝五年（公元前202年）年底，次年五月便有两件事情：一是刘邦解散了多余的部队，“兵皆罢归家”。二是在洛阳南宫置酒，与群臣宴饮。在这场宴会中，便有了刘邦那段著名的感慨：“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
但《资治通鉴》和《汉书》均把这两件事算在了高帝五年。项羽未灭，刘邦是不可能解散部队的，更不可能和群臣一起总结项羽“失天下”的原因。因此，本书将这两个事件的时间放在了高帝六年五月。
以上仅为一例。还有其他类似的情况，不再一一赘述。
全书正文部分共分为上、下两“篇”：
“上篇”共分4章，分别叙述西汉帝国的文帝、元帝、成帝、哀帝四朝。如此安排主要基于三点考虑：
其一，西汉王朝的治理理念，以及刘氏皇统的许多传统做法，都是文帝开创的先河。因此，需要把文帝朝的事情做一些简单的交待。
其二，本书的主旨在于呈现西汉王朝落日余晖之全景，而元帝朝是公认的“由盛及衰”的分水岭。因此，在文帝朝做背景式的介绍之后，随即转入元帝朝。
其三，哀帝驾崩后，年仅9岁的平帝刘衎不过是个摆设。帝国的权柄随后便落入王莽的手中，同时也意味着刘氏皇统失去了对帝国的最高控制权。因此，把平帝朝的叙述，索性纳入“下篇”。
“下篇”共分3章，叙述王莽从崛起到灭亡的全过程。
王莽不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孙猴子，他的一切都是那个时代的产物。通过“上篇”的叙述，我们便不难发现，王莽身上许多匪夷所思的想法和做法，同样是他身处的时代使然。比如他著名的“托古改制”，实际上不是在“托古”，他是真诚地想要“复古”——企图通过表象的复制，来实现存在于当时儒生们心中共同的“圣朝愿景”。
王莽那些在我们今天看来不可思议的做法，在当时的儒生们中间，却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它们绝非王莽一个人空穴来风式的奇思妙想。
换言之，王莽可以算得上是儒家学说之最彻底的教条主义者，他的失败，在某种程度上讲，应该是儒家学说“是古非今”的结果，也可以看作是儒家学说本身的失败。
因此，只有结合那个时代的大背景，我们才能对王莽的所作所为有更真切的理解和反思。
在完成对王莽的全部叙述之后，还安排了一个“尾议”。目的在于探讨这样一个问题：在西汉王朝的最后50年，那么多匪夷所思的“荒谬”人与“荒唐”事的背后，到底存在着什么更深层次的原因？
我的看法是：这里面都有儒家学说惹的祸。
一家之言而已。权当这样的妄议，是不惜抛出“陋砖”，引出读者朋友心中熠熠生辉的“美玉”。如果能够为读者朋友带来一些启发，哪怕是窃笑，我的所有努力，都可以算得上是有了丰盛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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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降大任（1）
上篇：树根藤苗——刘氏皇统的家风与国运
《庸才当道》第1章 参天大树
天降大任
当太尉周勃等人派出的代表一路驱驰赶到偏远的中都城，风尘仆仆地突然出现在代王府时，代王刘恒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些人竟然是来迎接自己去长安登基的。
事前一点儿征兆也没有。将信将疑的刘恒被这个突如其来的变局弄得且喜且惧，一时真假莫辨，吉凶难测。
他迅速把代王国的核心臣僚们召集起来，共商应对之策。
中都城位于今天山西平遥古城的西部，是代王国的都城。中都与长安，两地相距遥远，即使在今天直来直去的铁路交通，也有500多公里的路程。
代国臣僚们虽然对长安刚刚发生的政变——吕氏外戚集团被悉数诛杀——略有所知，但对朝局最新的具体情况却并不十分了解，更不清楚周勃等人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更重要的是，此时控制帝国权力中枢的大臣，如周勃、陈平等人，都是一些当年随刘邦出生入死的虎狼之辈。如今刘邦、吕雉已逝，权倾朝野的吕氏外戚集团悉数获诛，已经没有人能够镇得住他们了。
——万一他们生出难测的祸心，首先遭难的便是刘氏宗室的子弟。作为刘邦的亲儿子，刘恒更是首当其冲。
因此，以郎中令（负责王宫警卫）张武为代表的绝大多数臣僚一致认为此事凶多吉少。他们担心在所谓“迎立新君”的背后，是“请君入瓮”的阴谋，因此建议刘恒谨慎从事，假装生病，拖延时日，以静观其变；一切要等到时局明朗之后再做计议。
但中尉（负责都城治安）宋昌独以为“群臣之议皆非也”。他力陈如下六条理由，认为此事并无凶险：
其一，刘氏为天下之主，是大势所归、民心所向，是历史的必然潮流，绝非少数几个人就能扭转得了的。
其二，高祖当年所封诸位刘氏子弟的侯国，占据着帝国的各个关键区域，以“犬牙相制”之态，共同形成互为犄角而又互相制衡的局面。这样的布局坚如磐石，即使发生异姓叛乱，也不容易被破解。
其三，汉兴以来，“除秦烦苛，约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难动摇”，刘氏政权已经深得人心。
其四，最说明问题的是，吕氏外戚虽然专弄朝政多年，但此次政变时，太尉周勃孤身持节驱入北军（京师两大卫戍部队之一），高呼一声，“为吕氏右袒，为刘氏左袒”，结果全军将士悉数左袒，为刘氏而倒戈反对吕氏。这不仅再次印证了刘氏强大的“民心”基础，更为朝中的开国元勋们提了一个醒——反叛刘氏不得人心。
其五，此次政变，内有朱虚侯刘章和东牟侯刘兴居两位宗室骨干坐镇中央，外有吴、楚、淮南、琅邪、齐、代等六王固守地方。此次政变对刘氏宗室来说，虽然表面上惊心动魄，实际上不可能节外生枝。
其六，刘氏皇统遭此大变，大臣们只有拥立高帝之子为新帝，才能控制得住天下的局面；而此时在世的高帝之子，只有代王刘恒和淮南王刘长二人。代王年长，且“贤圣仁孝，闻于天下”。因此，大臣们“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没有什么阴谋或危险。
宋昌的分析虽然入木三分，无懈可击，但事关生死存亡的安危大事，刘恒还是不敢掉以轻心。他去找母亲薄太后商量，薄太后也拿不定主意。
刘恒便又找来精通占卜的“高人”烧灼龟甲以卜吉凶，其结果为“横纹”。卜辞曰：“大横庚庚，余为天王，夏启以光”。意思是说，“横纹”代表占卜对象将像夏启继承大禹那样，继承“天王”之位。
刘恒故意问卜者：我现在已经是“王”了，按卜辞所说，我还能做什么“王”呢？
卜者答道：“所谓天王者，乃天子也。”
刘恒心里终于有了底。为谨慎起见，他派自己的舅舅薄昭前往长安去会见太尉周勃，了解时局的最新动态，以做到万无一失。
周勃等人向薄昭详细通报了政变始末及迎立代王的原因。
薄昭回到中都向刘恒复命。刘恒心里的石头这才算完全落了地，便笑着对宋昌说：“果如公言。”于是便派张武等6人驾驶“六乘传”（六匹大马拉的驿车）先期前往长安通报，自己则在宋昌的陪同下稍后启程。
行至长安城附近的高陵县（今陕西高陵县）时，刘恒自己停了下来，派宋昌先行进入长安城，侦察时局是否有变。
宋昌到达咸阳以东的渭桥时，正好遇到丞相陈平率朝中群臣在此迎候。他便马上调头回去向刘恒报告。
刘恒驱车至渭桥与群臣见面。群臣向刘恒“拜谒称臣”，刘恒谦让不敢当，遂以侯王之礼回拜。
太尉周勃一看刘恒不肯接受群臣的“拜谒称臣”，便对他说：“请借一步说话。”
想必周勃此举，是企图私下告诉刘恒不必过于谦让。
但机敏过人的宋昌却拦着他说：如果太尉是谈公事，就请当着大家的面公开讲；如果是谈私事，那么，王者无私事，还是请免开尊口。
宋昌如此说，其旨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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