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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帝的自信与勇气，源自他心忧天下的情怀，与父亲高祖刘邦和孙子武帝刘彻有所不同，后者则是源自骨子里的慓悍与强势。他们二人身上都有鲜明的“自我”色彩，常常以一己之“小我”，抑制众生之“大我”，因此屡有暴行或暴政。
文帝则不然，他把自己的“小我”完全融入到天下的“大我”之中，并在“润物细无声”中推动了国家的繁荣和社会的进步。
老子说，“圣人无恒心；以百姓之心为心。圣人之在天下也；歙歙焉为天下浑其心。”这里的“心”字，便是自我的意思。
文帝开创的“言论自由”的传统，一直被他的后世子孙坚持了下来。虽然最后演变成了有名无实的“形式主义”，但它毕竟成为西汉王朝的政治文化中最具价值的元素之一。
清朝学者赵翼对贾谊、刘向、谷永三人上书中无所忌讳的措辞用语而惊叹道：“此等狂悖无忌讳之语，敌以下所难堪，而二帝受之不加谴怒，且叹赏之，可谓盛德矣。”（《廿二史札记》卷二之“上书无忌讳”条）赵翼的感叹应该是发自肺腑的，因为他自己就生活在文字狱盛行的清朝乾隆、嘉庆年间。
文帝十四年（公元前165年），匈奴大举入侵，文帝派宗正（负责宗室及贵戚事务）刘礼屯兵霸上，祝兹侯徐厉屯兵棘门，周勃的儿子周亚夫奉命屯兵细柳，共同卫戍京师。
文帝亲自前往劳军（慰问或视察）。
皇帝的先导部队行至周亚夫的军门，却被披甲执兵、弓弩上弦的军士挡在门外。先导官说：这是天子的先导部队，陛下马上就要驾临了。
但军门都尉却不买账，不客气地说：“军中闻将军之令，不闻天子之诏。”
过了没多久，文帝本人便到了，军门都尉还是不放他进去。文帝无奈，只好派使者持旌节诏周亚夫说：朕是来劳军的！
在西汉王朝，所谓“旌节”，便是把牦牛尾扎在竹竿上，作为皇帝的信物，见旌节如见天子。手持旌节者都是钦差，权力极大。
周亚夫见到持节使者，这才传令开门放行。
但就在文帝的车队进门时，卫兵还提出要求：周将军立下规矩，车骑在军营中不得驱马疾驰。
文帝的车队只好拉紧缰绳慢行而入。
皇帝车驾到了中营，周亚夫站在大帐外恭候。但他却只行军中拱手礼，而不行臣子的跪礼。他对文帝说：穿甲戴盔的军士不能跪下行礼，只能行军礼。
这一系列的“冒犯”，在当时看来，足可以大不敬诛之。
但文帝却深受感动，为之严肃俯身凭轼，以示敬意。使人郑重宣告说：“皇帝敬劳将军。”这6个字中，文帝用了一个“敬”字。
文帝礼毕而去，车队驶出军门时，随行群臣皆惊。文帝却大发感叹道：“嗟乎，此真将军矣！向者霸上、棘门如儿戏耳，其将固可袭而虏也。至于亚夫，可得而犯邪！”
文帝称亚夫之善者久之。月余，匈奴警报解除，三军皆罢。文帝随即拜周亚夫为中尉，全权负责皇宫安全。
文帝临终前曾专门告诫太子刘启说：如果有发生紧急情况，周亚夫可将兵担大任。文帝驾崩后，景帝即拜周亚夫为车骑将军。
西汉朝的“将军”一职，地位非常高，俸禄万石，与三公同等，位在九卿之上。
刘邦把握历史的机遇，以武力取得天下，但他的核心团队成员多起于布衣，都没有治国的经验；而秦朝以法家治国，法律体系非常健全，虽然其中确有大量苛法恶令的成分，但只要用心剔除修正，便是一个很好的体系。因袭秦法成为初生的西汉王朝唯一的选择。
立国之初，相国萧何曾经结合国情对秦法进行过一次全面系统的修订。这次修订主要是对秦法做“减法”，形成盗律、贼律、囚律、捕律、杂律、具律及户律、兴律、厩律等九章。
首开“言论自由”的先河（3）
但这次修订显然并不尽完善，其中还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尤其是仍然被萧何保留下来的那些苛法恶令。
公元前173年，齐国太仓令淳于意因罪获肉刑，被诏狱（关押钦犯的监狱）狱吏押送长安。
淳于意膝下无子，只有5个女儿。被狱吏逮捕时，他便抱怨女儿们说，都是因为没有生儿子，才在关键时刻无可依赖。
淳于意的小女儿淳于缇萦听了父亲的怨言后非常难过，便跟随他的囚车一起来到长安，给文帝上书说：臣妾的父亲在齐国做官，齐国父老都称赞他为官清廉公正。如今他因罪获肉刑，今后即使想悔过自新都没有办法了。恳请陛下批准臣妾去做官奴，为父亲赎罪，给他一个自新的机会。
文帝看了淳于缇萦的上书，怜悲其意，恻隐之心大发，于是便给御史大夫（最高监察长官，相当于副丞相，位列三公）冯敬下了一道诏书，要求他修订有关律法，废除肉刑。
文帝的风格，颇有些大禹“下车泣罪”的味道。从诏书风格来看，他时时处处都在自责，与大禹“百姓有罪，在于一人”的道德颇似。
这种在诏书中自咎自责的风气，一直延续到西汉末期，但与他首开“言论自由”之风一样，也被他的子孙们只当作了挂在嘴上的套话。先辈的优良传统被后辈演绎成苍白而空洞的套话、官话、废话，大概不仅仅西汉王朝才有，历朝历代都难免。
冯敬接到诏书后便去找丞相张苍商量具体的落实措施。
张苍在秦朝是主管四方文书的柱下御史，“明习天下图书计籍，又善用算律历”。他在刘邦攻克咸阳时，被赦免了死罪，重新起用为西汉王朝的官员。
冯敬和张苍商量下来的结果，是不主张废除肉刑，只做如下改进：
其一，将“黥刑”改为“城旦舂”，即男犯罚修长城，女犯罚舂米，为期均为4年。
其二，将“劓刑”改为打300大板（或鞭）。
其三，将“斩左趾”改为打500大板（或鞭）。
如此等等。文帝批准了他们的意见。
犯人被割了鼻子或剁了脚，虽然落下残疾，但至少可以保全性命；但很少有人在挨了300或500大板后还能活得下来。
文帝的一番美意，虽然看上去似乎只收到了相反的效果，名义上是减轻刑罚，实际上杀人更多；但是，此举真正的意义在于拉开了刑制改革的序幕，成为野蛮刑制向文明刑制进步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常常与以何种方式对待人的肉体密切相关。从见血到不见血，从用刀到用棍，都是一个质的飞跃。即使执行死刑，也还要讲究给人家留个“全尸”，先是废除腰斩，继而废除斩首，继而废除枪决，代之以注射或绞刑，都被看作是“人道主义”的表现。
景帝即位之后，又下了两道诏书，大幅削减“打板”的数量，还对刑具的长短厚薄、犯人受刑的部位做出了具体的规定，并且特别规定，行刑过程中不得换人。
薄昭是薄太后唯一的亲弟弟，曾经在文帝登基的关键时刻立下过汗马功劳。但就在文帝即位后的第10个年头，即公元前170年冬天，这位忘乎所以的车骑将军竟然胆大妄为地杀了朝廷的使者（钦差）。按西汉王朝的律法，此罪当斩。
自古以来，法律的尊严都是因为特权阶层的肆意践踏而丧失其公信力。以法治国的文帝深谙其中的厉害，但他不忍以刑血淋淋地诛杀自己的亲舅舅，便派公卿重臣们去陪他喝酒，劝他自杀谢罪。但薄昭却舍不得死。
于是文帝便想出一个绝招，令群臣穿着丧服去薄昭家哭丧吊孝。薄昭见状，无路可退，终于自杀（《资治通鉴·卷十四》）。
文帝即位13年后，下令释放惠帝朝的后宫“美人”们回家，允许她们重新嫁人。虽然这个决定来得有些晚了，多数“美人”都已经成了半老徐娘，但总比老死在宫中要强许多。文帝此举，也算是开了另一个先河，让后世的宫女们多少有了一些盼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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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明天子的过错（1）
文帝一生也有所失，不但有，还不轻。
他虽然素有“知人善任”的美名，但却在贾谊的任用问题上留下了著名的瑕疵。
贾谊是当时闻名遐迩的大才子，20多岁时便被文帝召为博士，成为朝中最年轻的大臣和最耀眼的政治明星。
和所有的才子一样，贾谊虽然才气纵横，但却不谙“韬光养晦”之道，因此饱受官场风霜。
文帝在颁布诏令之前，常常会请朝臣们发表意见。贾谊只要在场，便会不等前辈老臣们先说话，自己就畅所欲言地讲起来。他把别人要说的话全都抢先说了，如果再说便成了附和他的观点。这让老臣们感觉很不舒服。
文帝非常欣赏贾谊的才华，一年之内便破格提拔他为太中大夫，执掌朝议；不久又想提拔他到“公卿”级别的高官中来。
但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行高于人，人必非之。贾谊的风头太劲，遭到了周勃、灌婴、张相如和冯敬等一帮老臣的联合诋毁：“洛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
自古喜欢听取不同意见，刻意避免独断专行的领导人，大凡都有另一个缺点——耳根子软。文帝也不例外。
在如此强大的反对力量面前，文帝一半是在犹豫，一半是在妥协。他开始逐渐疏远贾谊，不再采纳他的建议或主张，进而把他贬为长沙王太傅。
其实周勃和灌婴二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毛病，就是爱在主子面前争风吃醋，见不得别人春风得意。当年高祖刘邦打天下时重用陈平，他们便心怀忌妒，一起以恶毒谗言诋毁人家。幸好有魏无知出来解围，才使陈平免受不白之冤。
贾谊被贬之后的第2年，即公元前175年，文帝废除盗铸钱令，允许民间私铸钱币。远在长沙的贾谊闻讯后，上书痛陈“听民仿铸钱币”之害。
但文帝听不进去。
这项弊政的严重后果很快便显现出来，吴王和邓通均因铸币而富可敌国，以至“吴、邓钱布天下”。尤其是吴王，他通过开山铸钱，迅速完成了巨额的财富积累，腰包鼓了，底气便足了，想法也就多了起来，这才有了后来的“七国之乱”。
又过了2年多，文帝思念贾谊，便召他回京。但结果却是“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李商隐诗）
文帝对贾谊的鬼神之辞倒是很满意，于是便拜他为梁怀王太傅。
后来，梁王刘揖不慎坠马而亡。贾谊自以为失职，悲伤而死。
文帝一生节俭，堪称历代帝王之典范。
慎夫人是后宫中最受宠爱的女人，但文帝却要求她为天下人做个俭朴的好榜样，衣裳不得曳地，帷帐不得纹绣。
他曾经想修一个露台。事前召来工匠做了一个粗略的预算，发现大概要花费100斤金，相当于当时10户普通人家的家产。他嫌太费钱，便作罢。
古代的帝王大多相信人死后还会在阴间开始另一种生活，因此十分讲究厚葬，恨不得把整个世界的财富都搬到坟墓中去，好让自己在另一个世界的生活质量不会受到影响。
其时朝野上下均盛行厚葬之风，但文帝临终前却专门下遗诏，要求薄葬省繁，以罕见的从容态度坦然面对生命的消亡：“盖天下万物之萌生，靡不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