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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帝向来优柔寡断，在更立太子的问题上又始终举棋不定。经史丹这么一说，他便彻底放弃了废立之意，喟然长叹道：我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了，而太子和两个皇子年纪又小，叫我如何不挂念他们？但从来都没有更立太子的想法，况且，王皇后的为人向来谨慎，加上先帝又喜爱太子，我怎么可能违背先帝的意愿呢？驸马都尉（史丹的官职）从哪里听说的这些话啊？
史丹顿首谢罪说：“愚臣妄闻，罪当死！”
元帝于是吃力地对史丹说：我的病越来越严重了，这回怕是好不了了。请你今后用心辅导太子，不要辜负了我的重托！
不久，元帝驾崩，太子刘骜即位，是为成帝。
历史的轨迹总是在关键的时刻被某种极其偶然的因素所决定。
试想，如果元帝当初以一念之差，执意更立了太子，那么，便不会再有王氏家族的崛起，历史上或许便不会留下“王莽”这个名字。
果如此状，西汉帝国的历史必将会是另一番景象。
但是，历史只有结果，没有“如果”。
“好色”并非原则问题
其实元帝对刘骜也并非一直就没有好感。
这位太子在少年时看上去还是一棵做皇帝的“好苗子”。虽然《汉书》对他这段时期的表现，只用了短短的8个字来描述——“壮好经书，宽博谨慎”，但也足可窥见其冰山之一角。
儒家经学在当时本来便是官学，加上师傅们的循循善诱和耳濡目染，太子“好经书”应该是意料中的事情。所谓“宽”，大概应该是指对人的态度宽厚；所谓“博”，虽然很难分析准确的内涵，但至少可以证明他不是一个狭隘或神经质的人；而“谨慎”二字，恐怕不仅仅说明了他的小心翼翼，应该也能或多或少地折射出他在思维方面的严谨。
刘骜那时住在桂宫。
桂宫是皇帝的嫔妃们居住的地方，它的东面是北宫，正南面是未央宫。未央宫的东面是长乐宫。长乐宫原本是皇帝听政之所，自从惠帝以后便成了历代太后当然的寝宫。
在桂宫、北宫与未央宫之间，有一条皇帝专用的驰道。驰道在宫城的西端为直城门，出了直城门便是宫城以外了。
有一次，元帝急着召见太子刘骜。刘骜从桂宫出来，不敢直接穿过驰道去未央宫，而是沿着驰道一直向西，出了直城门再绕回来，从未央宫北侧门进去。
绕了这么一大圈，自然便迟到了。元帝问他迟到的原因，他如实以对。
元帝为此大加赞赏，下令授予他横穿驰道的特权。
但这棵“好苗子”没过多久便让元帝大失所望。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身体的发育，他开始对酒和女人表现出超乎寻常的兴趣，成天以此为乐（幸酒，乐燕乐）。
刘骜的这种转变，让元帝开始怀疑他是否适合做储君。
当然，元帝的态度转变还存在另外一种可能：“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或许他是想把皇位作为一个礼物赠予自己宠爱的傅昭仪，所以才挑太子的毛病。
在历代皇室的父子关系中，如果没有受宠的后宫女人作为支撑，皇子们与父皇之间的亲情纽带便会脆弱得经不起任何折腾。太子也不例外。
此时的傅昭仪早已彻底俘虏了元帝的花心，她的儿子刘康便自然而然地成为了父皇的最爱。
元帝更像是把太子的“幸酒，乐燕乐”当作了一个借口或把柄而已，因为刘康“多材艺，习知音声，上奇器之”。由此可见，元帝所称的储君之“能”，竟然是“多材艺，习知音声”。
况且，无论对太子还是对皇帝来说，对酒与色的偏好应该都不是一个“原则性问题”——几乎所有具备“雄才大略”之美名的卓越帝王，都在这方面有更加卓越的需要。远的不必说，单说刘氏皇族的先人们，从高祖到武帝，哪一个不是这样？
太子成天关在深宫中，不仅有高墙大宅的围困，还有苛严规矩的约束。他的生活内容中，除了读书写字，大概不会经常有其他的内容。如此单调而扭曲的生存环境，其实和坐牢没有什么区别。
在这种精心布置的“温室栽培”之下成长起来的太子，人生的阅历便有可能苍白到令人窒息的程度。如果没有基本的人生阅历为支撑，又如何能够对抽象枯燥的“圣贤书”（太子的主要阅读对象）有深刻的体会？更不用产生足够的兴趣来抵消生命的孤寂感。
在这种状况下，女人与酒大概便是太子唯一的出路。
另一方面，太子所能接触的人中，除了宦官和少量的正常男人（师傅、属官和亲戚）之外，便是大量的女人。
因此，除非是一个对“圣贤书”有特殊领悟力的天才，或者干脆就是一个生理发育不健全的人——天生就对异性没有能力或兴趣，任何一个正常男人置身这样的环境中，都不大可能不会“幸酒，乐燕乐”。
况且太子正处于青春期，一不小心沉迷于酒色，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但父皇的质疑和排斥，无疑加剧了刘骜的困惑与忧惧，使他更加义无反顾地逃向酒色的刺激，以求得短暂的解脱，直到渐渐发展成为顽固的心理依赖，从而彻底毁掉了这棵曾经的“好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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踌躇满志的青涩新君（1）
刘骜即位的时候已经21岁。
在当时看来，这样的年龄已经算不上是很年轻了，但一下子只身坠入虎窝狼穴一般的皇位，他依然显得力不从心，笨拙而又被动。
师傅张禹应该是刘骜一生最信任的人，但此时却远在东平国做内史。刘骜身边连一个商量的人也没有，只能转而依靠大舅王凤。
刘骜自小就与王凤及生母王皇后一起，在傅太后的排挤之下胆战心惊地“相依为命”。因此，他对王凤有一种特殊的依赖心理。这是一种常见的舅甥亲情。
作为册立多年的太子，刘骜在即位之前，应该对自己即位后的为政方略有过一些思考和准备，但却不会太多。因为父皇发出的强烈质疑和更立太子的信号，使他的生活基本上处于诚惶诚恐的状态，不得不把更多的精力，用于思考如何确保自己的太子地位上来。作为一位天资平平的储君，他大概也不敢大张旗鼓地利用太子的特殊身份编织自己的党羽集团。因此对即位之后的为政方略，也不可能有充分思考和准备，更谈不上老辣和远见。
人事和权力的重新分配，是任何一位刚刚登基的皇帝都必须要思考的首要问题；同时也是刚刚就任首辅（大司马大将军）的王凤需要考虑的问题。
在新皇帝和新首辅之间，必定会存在着微妙的权力冲突。
元帝驾鹤西去后，留下的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烂摊子：宦官石显把持着中央权柄；丞相匡衡和御史大夫张谭在石显面前唯唯诺诺；大司马车骑将军许嘉，虽然拥有元帝之舅及成帝岳父的双重身份，可谓位高权重，但似乎很难独当一面。
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在西汉王朝并称“三公”，是分别主管行政、军事和监察的最高首脑。
按西汉初年的体制，太尉虽然是名义上的三军总司令，不能直接控制和指挥军队，实质上只是皇帝的首席军事顾问；但是，一旦遇到周勃这样的人物，便有可能从“徒有虚名”一跃而为“名副其实”。武帝对这个官职进行过颇具创造性的改革：改太尉为“大司马”，并在其后冠以“××将军”之号。他的动机大概是为了避免军权过于集中到一人手中，便想出这个好主意，让大将军卫青和骠骑将军霍去病二人共同担任“大司马”一职，分别称为“大司马大将军”和“大司马骠骑将军”。大司马是加官，本身并无印绶和府属，于是逐渐发展成为一个非常设的官职，主要授予掌握辅政重权的外戚。
由于元帝生前做了许多年的“甩手掌柜”，使得石、匡、张三人完全形成了一个自成体系的“闭环”。既然元帝可以“甩手”，从理论上讲，他们也完全可以让新即位的成帝继续做“甩手”。果真是那样的话，恐怕成帝的结局便不会有元帝那么好，他最大的可能是成为一个“靠边站”的傀儡。
匡衡的后台是史高和史丹父子；张谭则是石显为了打击冯野王才临时推出的一个人选。他们二人与石显都没有很深的利益关系，只是出于畏惧才处处让着他。史高去世后，史丹一心拥佑太子；张谭任御史大夫之前是成帝当年的太子少傅，虽说算不上元帝铁杆的马前卒，但至少不会为了石显而与新君相对立。
另一方面，石显一党在朝中的“群众基础”极差，他的“黄金搭档”恭弘已经去世多年。石显的同盟中，稍微有点儿份量的只有少府五鹿充宗。石显本人也曾积极拥护太子继位。
成帝发现，自己只有打破原有的格局，重新分配朝廷的权力，才能真正把实权揽入手中。要打破这个格局的关键在于两点：一是处理石显；二是推出新的政治明星。
但是，新推出来的政治明星不能只是某一人或某一党。这样的话，便会“送走一个强盗迎来一个土匪”——必须让两个以上的势力共同分享新的权力。唯其如此，成帝才能居间权衡，掌握主动。这是基本的政治常识。
但成帝的困难在于，除了大舅王凤之外他几乎没有可用之人。
史丹倒是具备足够的份量，但也有两个问题：一是他对后房妻妾的兴趣远远甚于朝中繁重的政务；二是他已经与王氏集团结成死党，如果同时重用他和王凤，无异于重新形成一个新的“闭环”，再一次把皇帝边缘化。
在王凤与史丹之间，成帝只能选一人。王凤身为帝舅，并且身居首辅，名正言顺（西汉王朝有外戚辅助的传统），更重要的是王凤在朝中还远远没有形成气候，不像史丹那么坚若磐石。况且，如果王凤不出场，太后王政君那儿也通不过。
踌躇满志的青涩新君（2）
推出王凤，但又要避免王凤成为第二个石显，可行的办法是再推出一个人来和他并驾齐驱。成帝只有张禹这么一个可以信赖的人，于是，张禹便成为肩负成帝期望来制衡王凤的最佳人选。
成帝即位后，一方面以首辅王凤领尚书事；另一方面，也把张禹从东平国召回来，以帝师的身份赐爵关内侯，拜诸吏（加官）、光禄大夫、给事中、领尚书事。“尚书”是皇帝秘书班子的统称。所谓“领尚书事”，便是不直接兼尚书令（秘书长）之职，但却分管尚书部门的工作。
王凤、张禹二人共同“领尚书事”，便等于共同主持帝国中央的日常事务。
从级别上讲，二人悬殊较大。王凤位居三公之首，而张禹只是一个“准九卿”的级别。“光禄大夫”的职权，可以就朝内外大小事宜发表意见，同时兼任皇帝的顾问，是一个可大可小、可虚可实的职位。作为光禄大夫，张禹在名义上还要接受九卿之一的“光禄勋”的领导，但是，由于有成帝的信赖，专门给了他一个“给事中”的加官，使他可以直接听命于皇帝的指挥，随时出入禁中，为皇帝提供顾问应对，必要时还可以以皇帝“特派员”的身份出现，因此应该是一个“位低言重”的角色。
完成关键的人事布局之后，成帝接下来便可以放心地处理石显了。
他先是把石显来了个“明升暗降”，升他为“长信中太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