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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非常简单：我们太希望了解外星人了，甚至总在潜意识里期待着某种高智能的外星生命能够奇迹般出现在遥远的星球上。
如果把“幻想性错觉”用于人们对待历史的心态上，依然恰如其分。
历史是一个民族世代传承的共同记忆。但是，史家的“镜片”，让历史上的人和事，远离其本来的真相，被某种“价值观倾向”渲染成一幅幅绝对而先验的“众神谱”，无论好与坏、能与庸、贤与不肖，都会脱落得近乎“神奇”。
历代史家不约而同的“造神运动”，正是文化的可悲之处，也是这个共同记忆的可怕之处。
我以为，只有首先把历史上的每一个人物重新都回归到普通人的层面，才能在阅读和思考时最大限度地摆脱这张“镜片”带来的错觉或困扰，才能在或远或近的历史与我们身处的现实生活之间找到一脉相承的通道，才能真正做到“以古鉴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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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错了对象的“宅心仁厚”（1）
我们既不应该任凭史家“镜片”的摆布，武断地把首辅王凤定格为一个不折不扣的大奸臣，同样也不应该把成帝刘骜简单地想象为一个不可理喻的混蛋昏君。
封建帝国的治理结构，不可能容忍平庸者君临天下。皇帝必须是一个百年难遇的天才，否则便不可能摆脱非庸即昏的宿命。
刘骜原本只是一位天资平平的普通人。他的智商、勇气和潜质都不足以胜任一个泱泱大国的最高统治者，但历史偏偏把他推到了这个位置上，然后再无情地把他钉上万劫不复的耻辱柱。
这正是刘骜，也是历代“昏君”们最令人同情的悲剧之所在。
不仅如此，封建帝国的治理结构还不可能允许皇帝享受正常人的感情生活，亲情或爱情，甚至连对人的同情都有可能成为他的负担或软肋。
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作为这种治理结构的“始作俑者”，当时的儒家学说却喋喋不休地告诫皇帝们，对至亲要深怀“仁爱”之心，无论他们犯下多么滔天的罪行都不能诛杀，否则就会沦为一位恩断义绝的“失德”之君。
成帝其实就是在这样的说教熏陶之下成长起来的 “仁孝天子”，但正是这样的“美德”加剧了他的失败。
王凤去世以后，帝国中央失去了一位强势的首辅，王氏外戚集团失去了一位正直的“家长”，再没有人能镇得住王氏侯爷们了。他们开始无所忌惮地奢靡腐败。
成都侯王商得了病，竟然向成帝借明光宫，要去那儿避暑疗养一番。他在自家府第中挖了一个硕大无朋的人工湖，没有水，便把长安城的城墙穿了个大窟窿，硬是把城外沣水河引了进来，然后便在湖中“立羽盖，张周帷”，让执桨的船工们成天高唱流行歌曲（越歌）。
成帝某日临幸成都侯府，发现了自己的五舅竟然敢穿城引水，心里非常不爽，但隐而未发。
他随后又到了曲阳侯王根的府第，发现这位七舅更加放肆，居然将府中的土山渐台修得跟皇宫里的白虎殿一模一样，还把庭院涂成了赤色，在门窗上镂刻的青色图纹（赤墀青琐）。此乃天子之制，臣子越僭是灭族的重罪。
成帝终于雷霆震怒。但是，王商、王根也不示弱，声称要自行“黥、劓”之刑（刺面和割鼻），向王太后谢罪。
此举无异于对成帝火上浇油。他当即派一名尚书去斥责司隶校尉和京兆尹，声称要把二人一并以“阿纵不举奏”之罪正法；稍后又给首辅（大司马车骑将军）王音下了一道策书说：这些外戚自甘祸败，以危乱国，我已经忍得太久了，今天要老账新账一起算，严厉处置。还命令他把各位诸侯召集到首辅府中来，等待下一步的诏命。
同时，成帝还专门让尚书讲解文帝诛杀其舅薄昭的先例。
看来成帝要动真格了，而且似乎就把刑场设在王音的府中。王氏兄弟被这个架势吓得屁滚尿流，王音自己坐在草垫子上谢罪待刑戮（藉稿请罪），王商、王立、王根兄弟三人则身就斧锧，待刑请罪（负斧锧谢）。
王氏侯府上下顿时坠落在无边无际的惶恐之中。
成帝的震怒还有更深的缘由。
王凤去世之后，成帝便像一个不争气的孩子偏偏被父母送到了西方社会的花花世界里，放开了胆子疯玩起来。鸿嘉元年（公元前20年），他便开始微服出行，带着十几个宦官或私奴，“或乘小车，或皆骑，出入市里郊野，远至旁县甘泉、长杨、五柞，斗鸡走马，无所顾忌，什么好玩就玩什么，还常常自称为“富平侯家人”。富平侯便是他的“爱人同志”张放。张放是宣帝朝辅政大臣张安世的四世孙。
王音继王凤任首辅后，其风格虽不如前任那么咄咄逼人，但在不卑不亢的表面下却是外柔内刚的执拗，直谏起来从不给成帝留半点儿情面。史称其“为修整，数谏正，有忠节”。
鸿嘉二年三月某日，朝中举行大射礼。
大射礼是朝廷重大祭祀之前的一种仪式，核心内容为参祭官员进行射箭比赛，是祭祀大礼的前奏。依西汉礼制，大射礼之前还有燕礼（也叫饮酒礼）。
博士们正齐集朝中燕饮时，却有一大群野鸡飞到庭院中，大摇大摆地沿着大殿的台阶走入殿堂中，旁若无人地咕咕大叫，然后又扬长而去，像挨家挨户拜年一般，依次光临了太常、宗正、丞相、御史大夫、大司马车骑将军的府第，最后落在未央宫的承明殿上。
使错了对象的“宅心仁厚”（2）
王音便和其他官员一起给成帝上书说：当年商高宗武丁祭成汤时，次日便有野鸡飞到鼎耳上鸣叫。武丁惧而修政行德，天下欢宁而殷道中兴（史称“武丁中兴”）。如今的情况与武丁时类似，但帝国的形势却要严峻得多，这分明是上天在谴告人君。
成帝很是尴尬，便派中常侍诏告王音道：我听说长安城内有人抓到过这群野鸡，发现它们身上的许多羽毛都被折断了，看来像是曾经被人抓捕过，是不是有人在后面做了什么手脚？
王音的对答一点儿也不客气：陛下如何出此亡国之语啊？如今的朝中大臣，自公卿以下都在明哲保身，犯颜直谏尚且担心惹杀身之祸，还有谁敢这样做？陛下即位至今已有15年，“继嗣不立，日日驾车而出，失行流闻，海内传之，甚于京师。外有微行之害，内有疾病之忧，皇天数见灾异，欲人变更，终已不改。天尚不能感动陛下，臣子何望？独有极言待死，命在朝暮而已”。一旦遭遇非常之变，臣的老母尚且性命难保，如何顾得上皇太后（即王政君）？高祖打来的天下又将嘱托给谁？臣恳请陛下“宜谋于贤知，克己复礼，以求天意，继嗣可立，灾变尚可销也”。
这一番对答让成帝哑口无言。如此不知天高地厚的扫兴之辞让他非常恼火，于是便在处理王商、王根的“越僭”事件时顺便捎上王音；也有可能是在王音这儿窝了一肚子的恶气，反过来撒到王商、王根二人身上。
成帝虽然敬重王音，但并不像怵王凤那样怵他。王音毕竟没有王凤那种与成帝曾经同风雨共患难的感情基础。
但成帝的“仁孝”天性决定了他不可能横得下心来对自己的亲娘舅下手，否则的话，王凤当年早就完蛋了。他只想吓唬他们一下，杀杀他们渐长的威风，也顺便给王音这位新首辅一点儿颜色看看，让他今后老实一点儿，别再那么目无尊卑地扫自己的兴。
于是，一番虚张声势之后，成帝心头的恶气也总算发泄了出来，此事便不了了之。
王凤是王氏长子，次子王曼（王莽之父）早逝，王谭排行第三。王凤去世的时候，按资历应由王谭继任，但王凤却推荐了堂弟王音。王谭被封特进，领城门兵。
王谭与谷永的关系非常好，谷永此时已经出朝为安定太守。他专门写信给王谭，鼓动他拒受领城门兵之职，以示抗议。王谭本来就很郁闷，听了谷永的挑唆，便当真抵制了成帝的任命，与王音之间逐渐开始出生了缝隙和矛盾。
鸿嘉四年（公元前17年），王谭去世。成帝后悔当初听了王凤的意见，没有让自己的三舅继任首辅（大概是王音表现出来的执拗加剧了这种悔意），才让他在委屈中郁郁而终。成帝决心不再给其他的舅舅带来新的遗憾，便赐予王商特进，领城门兵，准许他按“将军”的规格置幕府、任属官。
王音去世后，成帝便任命王商继任首辅；王商去世后，王根继任。
王太后的大姐王君侠有一个儿子叫淳于长，早先只是一名普普通通的黄门郎，并没有引起成帝的关注。
王凤病重期间，淳于长每天从早到晚都侍奉在大舅的病榻前端药送水，令王凤非常感动，临终便把他托付给了王太后和成帝。成帝也对淳于长的孝心甚为嘉许，开始提拔重用他，把他一步步擢升为侍中。
鸿嘉四年，废后许氏幽居长定宫，她的姐姐许孊亦寡居。淳于长便和许孊勾搭成奸，进而悄悄把她纳为妾。
许皇后看淳于长深得成帝宠信，便出千余万钱的巨资，通过许孊贿赂他，想请他帮忙为自己重新求得“婕妤”的名号。淳于长诈许为她向成帝求情，立她为“左皇后”。许孊每次去看许皇后，淳于长都要让她带书信进去，以轻嫚之语调戏之。
鸿嘉四年（公元前13年），成帝欲立赵飞燕为皇后，但王太后嫌她出身低贱而不许。淳于长便主动承担起游说王太后的重任。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王太后终于同意立赵飞燕为后。成帝为嘉其功，一年后便找了个借口封淳于长为定陵侯。淳于长从此“大见信用，贵倾公卿”，“多畜妻妾，淫于声色，不奉法度”。
淳于长在外戚中的地位迅速提高，仅次于首辅王根。此时的王莽也已经成为王氏家族中一颗耀眼的政治新星，但他的资历和地位均远不及淳于长。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王根久病，准备退休，按资历应由淳于长接任。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使错了对象的“宅心仁厚”（3）
王莽利用探视王根之机，对他说：淳于长见你久病不起，心中窃喜，自以为不久就要代你辅政了，以至于开始迫不及待地和他的“衣冠”好友们讨论继任后的人事安排问题。接着便把淳于长与许皇后姐妹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王根。
王根听后怒斥道：他既然这样，你怎么早不说呢？
王莽说：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所以一直没敢说。
王根令他尽快向太后报告。
王太后听了王莽的报告，也非常生气，让他直接向成帝报告。
结果可想而知。由于淳于长对外广交诸侯，此案竟有数十名将军、卿、大夫、太守因受牵连被免。
王莽遂代王根为大司马。
在案发之前，淳于长的6位小妾已经被他逐出淳于氏的家门，有的甚至已改嫁他人。
淳于长案发之后，专案小组就面临一个非常棘手的法律问题：这6个人本是淳于长的妻妾，按照西汉律法，当与其夫受到一样的惩罚，但她们又在案发前与淳于长脱离了夫妻关系。这种情况该如何处置？当时的律法中没有具体的规定。
这时，刚刚被贬为廷尉的孔光认为，既然她们与淳于长之间已经没有了夫妻关系，便没有理由再惩罚人家。孔光的意见得到了成帝的首肯，同时也为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