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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
老头看见她从纱厂回来不愿做工，就劝她坚持干下去，她一时想不明白。曾山就对她说：“你不愿意做工，那就回乡下好了，我这里按照规定只能留你三天。”曾山接着又给女儿讲了许多道理，说我们出身劳动人民家庭，劳动光荣，现在是新社会了，是劳动人民的天下，劳动更加光荣，分工不同，但都是为国家工作，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他深情地说：“孩子，劳动光荣啊！”后来，大女儿想通了。不久，她和爱人一起到了湖南常德纺织机械厂，她在那里当工人，一直工作到退休。
不久，二女儿庆绘也来上海找工作。她知道爸爸的脾气，就主动提出要当工人。父亲叫她到吴淞国棉八厂工作，并亲自送她，还要组织对她不能有任何特殊的照顾。她在工厂干得很好，没有人感觉她是副市长的女儿。她进厂后三个月就学会了检验纱布的技术，以后很快还入了党，全家都为她感到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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晕倒的副市长
在生活上，曾山对自己要求很严格。当时，实行供给制，吃的用的按照供给制度发。生活条件比战争年代好多了，公职人员差不多平均分配。谈不上好，但都能吃饱穿暖。但像水果这样的稀罕物还是很少吃。家里如果哪一天有了水果，他必定先问清来历，如果不明不白，他就送到保育院给烈士的孩子们吃。
曾山太忙，夜以继日地工作，有时饭也顾不上吃。紧张时，干脆不吃了，两顿并做一顿，或者白开水把米饭一泡，放一点辣椒，吃几口对付。这样饥一顿饱一顿，对胃很不好。我说他，他也不听。有一次，他们单位的同志突然给我打电话，说“曾副市长晕倒了，从楼梯上跌了下来。”我立即赶到医院。医生检查后，很惊讶，说是劳累过度和营养不良，医生都不敢相信，大上海的副市长劳累过度还可能，怎么能营养不良呢？老头就是这样，工作起来不要命，对自己的生活太苛刻。一能动，他就立即又开始工作，谁也拦不住。
曾山对我和家里人说：“我们是党的干部，是为人民做事的，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公私要分明，绝对不能沾公家的光。”
当时，由于帝国主义的封锁，上海这个全国最大的城市，处于极端困难的时期。物资短缺是当时的困难之一。他任副市长，负责城市接管和财经工作。当时，国民党政府留下的仓库里，吃的、穿的、用的、玩的，应有尽有，他管理的钱物也是成万成亿。他向财经干部宣布纪律，不允许私拿任何东西，他自己以身作则。
曾山那件旧棉袄已经穿了多年，很破了。我想给他再做一件，他不同意，让我给补一补，接着穿。后来，补的补丁多了，穿出去实在不像样子，他只同意让做了一件罩衫套在旧棉袄外面。可能讲究穿着打扮的上海人怎么也不会相信，那个穿着破棉袄的老头，就是上海市副市长。
那时，我在保育院上班，几个孩子也都在保育院。保育院离我家还有一大段路，可以坐电车，但我天天上下班都走路，我坐不惯电车，一上车就头晕，走路可以节省钱，还能锻炼身体。我也不搭曾山的车。这方面我很注意，从来不要他的车送。
上海经济困难，他带头厉行节约。我们家屋前五六米处有一眼井，他看到用自来水洗衣服太浪费，就自己找来铁桶和绳子，从井里打水用。之后，他就要求家里人也一律从井里打水用，节约自来水。
孩子们看别的孩子们的爸爸常带孩子出去玩，也要老头带他们出去玩。可曾山工作太忙，他没时间，孩子们对他有时也有一点小意见。遇到这种情况，我就领着孩子们到市委礼堂看一次电影，这就算是出去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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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德的感召力
上海刚解放时，情况比较复杂，特务很猖狂，搞暗杀、搞爆炸，经常打冷枪，美蒋的飞机也来轰炸，虽然比以前打仗时天天枪炮声不断好多了，但局势还不安定。
到上海不久，发生了一件事。华东局社会部发现建设银行的几只鸡、一条狗被毒死了。社会部的同志分析这是敌人要下毒的信号。果然，不久，发现在我们家里工作的一位管理员服毒自杀了。从他的绝命书中才知道，他是被一个女特务勾上了。女特务利用色相迷惑我们的管理员，又拿了好多钱给他，说：“钱你先拿着用，不够再给你，做饭时你把这种药放进饭菜里。”要管理员下毒药。这个管理员下不了手，因为他看到的曾山，根本不是旧社会那种“官老爷”。曾山对同志对自己都挺关心爱护，晚上工作到深夜一两点钟，早上四、五点又起床工作，天天开会、看文件、批文件、谈话，好像从来都不会休息，经常累得眼睛透着血丝；公家的财务他一分一厘都不沾，一点便宜都不要；老母亲从家乡来了，也不让买东西送东西；衣服破了，补一补接着穿，坚持不让做新的；吃饭更是简单，要求炊事员一切从简，有辣椒就行；有时，我看老头太辛苦，给他弄点好吃的，他还不愿意，说：“要勤俭节约过日子”。对这样的人，只要有一点良知，确实很难下毒手。这个管理员思想斗争激烈。凭良心他下不了这个毒。他几次想找保卫处马爱真处长坦白，都因为屋里有别人没有谈成。想来想去，实在没有出路，长叹一声：“曾市长是好人啊！”自己服毒自杀了。
还有一次，有四五个特务带了枪，夜里翻墙爬到我们家里，准备搞暗杀。警卫班发现了特务，在院子里开枪打起来了，特务的刺杀没搞成，趁天黑逃走了，没抓住。
发生了这些险情，组织就建议我们搬家，说那房子小，不便警卫。曾山不同意，说房子可以了，我们还有枪，怕什么。华东局就加强警卫工作。那时曾山是军管会副主任，陈毅是主任。为了安全，组织安排他上下班都是两个车，有一个车拉他，后边一个车坐警卫员。那汽车玻璃挺厚的，一般的子弹打不进去，晚上也加强了警卫。
我们都是长期参加革命的战士，战争年代枪林弹雨更危险，那时是置生死于不顾的。现在天下太平了，这一点危险对我们来说确实算不上什么。但形势紧张时，我也不免为老头担心，直到他平安回来，我这颗悬着的心才放下来。
抵制“左”的错误（1）
“文化大革命”对所有的人都是一次严峻考验。能不能坚持加入共产党时的宣誓，能不能不说假话，能不能坚持实事求是，在重要的时刻，才能显示出来。
当时，我在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工作。机关的造反派说我在监察委工作，知道情况，把我拉到左家庄，吃住都在那里，一个多月不让回家，也不让与家里人联系。造反派对我有两条要求，一条就是要我揭发局党组领导人的问题，还有一条是要我揭发曾山的所谓问题。造反派说，曾山家里有一万亩土地，是大地主，搞富田事变，是AB团，反毛主席等等。我当时感到气愤，对他们说：
“你们说的不对。我与曾山在抗战初期就结婚，几十年了，对曾山我了解。他是苦出身，人很老实，忠于党，拥护毛主席，我相信他。我也是穷苦农民出身，从小就参加革命，枪林弹雨，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你们要相信我。”
他们不让我出去，剥夺了我的行动自由，日夜逼我揭发。但我不能说假话呀，一是一，二是二，总不能胡说八道吧。说假话、诬陷人的事，无论如何都不能做。对造反派的逼问，我实事求是做了回答。他们看实在问不出什么，只好放我回家了。但回到家，另外的斗争还在等着我们。
在“文化大革命”中，内务部一共402人，就有7个造反组织。有的要保曾山，有的要打倒曾山。造反派把我们家里和住的胡同里贴满了大字报，到处写着“打倒走资派曾山”的标语。一次，造反派冲到我们家里来批斗曾山。老头子对我们说：“你们到里边屋里去，这不关你们的事，我的事情自己处理。”造反派一群人坐在高高的椅子上，让曾山坐在小板凳上，厉声要他交待自己的问题。老头子平声静气回答造反派的问话。对有些故意找事、出言不逊的问题，我们听着都难受，可老头子还是不急不躁，说：“我的问题，中央都知道，我也写了材料，你们可以调查。我自己是农民出身，干了一辈子革命，问心无愧。我自己的进退，都听党的安排。”
1967年1月，“文革”造成的混乱局面更加严重。各种造反组织都搞串联。内务部机关总共才400多人，一下住进了10000多名全国各地来北京搞串联的红卫兵、造反派，把内务部除了档案室、机要室外的所有办公室、会议室都住满了，机关工作陷于瘫痪。为了扭转工作瘫痪的局面，周总理提出“要抓革命，促生产”、“打回老家就地闹革命”。曾山立即贯彻周总理的指示精神，尽全力抵制“左”的错误造成的混乱。他不顾机关造反派已经提出“打倒曾山”的复杂局面，立即在机关召开了万人大会，传达落实周总理的指示。会议刚一结束，造反派就抓住曾山不放。幸亏有王青争、韩英等掩护着，曾山才从后门脱离开了会场造反派的围追纠缠。
“文革”开始不久，许多老干部被打倒了。有几次，周总理到机场去迎接外宾，都找不到与对方相应的人员陪同。起初，他找相关部门领导代替，后来部级干部几乎全被打倒了。有一次，周总理给我们家打来电话问曾山：“你被打倒了吗？能出来吗？”听说还没有被打倒，周总理立即让他到机场迎接外宾。总理曾经说过：“我了解曾山，信任曾山。”这一点给了我们很大的安慰。但造反派对曾山的批斗还是逐步升级，我们的处境也越来越坏了。
1967年9月，造反派用欺骗办法，把曾山秘密劫持到劳动人民文化宫，轮番批斗，并进行肉体折磨，强迫他低头、弯腰、搞“喷气式”。我们全家人看不着曾山的影子，到处找不到，很着急，没办法就向国务院内务办公室打电话询问。后来才知道是被造反派劫持到劳动人民文化宫批斗。
后来听人说，批斗会散后，曾山一个人靠在金水桥的栏杆边，花白的头发散乱不堪，手捂着腰，脸色发黄，流着虚汗，疼痛难忍。老头已经是68岁的老人了，造反派还不放过他。家里人看见他这个样子，难过极了。
国务院内务办的严佑民副主任和孙宇亭，很快把造反派折磨曾山的消息报告给了周总理。周总理了解曾山，非常惊讶、气愤。周总理立即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口述了一份文件，要求内务办以最快的速度发下去。文件的标题就是“中共中央关于曾山同志问题的指示”，有四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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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制“左”的错误（2）
第一，对曾山同志的错误，可以批判，但性质应由中央决定。
第二，曾山同志的活动，听命于中央，造反组织不能干涉。
第三，外来学生不能干涉内务部事务，要立即撤出。
第四，开批判会搞“喷气式”、大弯腰是错误的，是违反中央规定的，今后不准再搞体罚和变相体罚。
中央对曾山的四点指示传达后，情况稍微好了一点。但批斗还是少不了的。可他回家后什么也不讲，心胸很宽阔，只是说：“哪个单位都有造反派，来了运动，受点委屈也难免。我自己知道自己，中央也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