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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穷京官也有自家的混世之道，只要有个官衔，即使在北京这种消费很高的地方，也能混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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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界的官僚体系
《玉历宝钞》是著名的善书。曾经有一个阶段，中国的城乡，到处都是这种玩意，仅仅比黄历的普及度低一点点，每家一本不至于，说十家有三本，应该不算夸张。
《玉历宝钞》讲的是地狱的事，今日酆都这个地方的知名度，很大程度上是托了《玉历》的福。《玉历》的地狱系统中，首脑就是酆都大帝。可惜，今天酆都这个地方，凭“地狱”旅游挣钱的人，对地狱的种种传说，已经不甚了了。某日等车，偶然看了一眼酆都的旅游手册，上面说酆都的特产有孟婆茶；在《玉历》里面，孟婆茶是给将要投生的鬼们喝的，目的是为了让他们忘记前生，现在给大活人喝，不知是何道理。
中国人地狱的观念，来自印度的佛教。佛家讲六道轮回，其中的三恶道是畜生、地狱、恶鬼，地狱和鬼并列。中国人又把鬼装进了地狱，神、人、鬼三界，天上是神界的空间，地上是人界的空间，而地狱就是鬼们待的地方。
西方基督教也有地狱（hell）的说法。但是洋鬼子的想象力实在有限，看但丁的《神曲》，地狱里的那点事，实在过于简单。不仅里面的刑罚单调，无非放火上烤、让风吹着跑，而且地狱里面居然没有什么机构，作恶多端、神通广大的撒旦，在自己的地盘上，居然连办事人员都不配一个。
比较起来，我们中国人大不相同。《玉历》里面，不仅刑罚品种多样，从锯胳膊断腿，到开膛掏肠子，油炸，锅煮，磨粉，大蛆拱，凡是人能想到的恐怖手段里面都有。
更有意思的是，在《玉历》的叙事里，地狱跟人间一样，也是一个等级森严、机构众多的官僚衙门世界。
地狱里面有十殿阎罗，每殿阎罗都下辖赏善司、罚恶司、查察司等若干衙门，里面有判官鬼卒、夜游日巡、牛头马面、黑白无常等大小属员。十殿中，除了第一和第十殿，负责接受和转发鬼魂，其他的八殿，都下辖十六个小地狱，每个地狱照例设置对口机构、官员鬼等，一个也不能少。
如此庞杂的官僚机构，操作的是若干种繁复的事务，每个小地狱一种刑罚，针对鬼在人间的时候犯的一种罪过。比如在佛寺道观随意拉屎撒尿，就要下捣肉浆地狱，受人之托不办事，就要下刮脂地狱，犯口舌者下割舌地狱。
如果行过善，则可以功罪相抵。每个鬼魂进来，光是审核、折算、用刑，就要花去巨大的人力，不，鬼力和物力，这还不算最初的接受和最后的发送，包括挨个灌孟婆茶。
神、鬼两界，大抵都是人比照人间的样子比划出来的，里面的官员（神界还有帝君）都很多。但在神界，官员或者帝君，多半人浮于事，吃饱了没事干的很多很多。比如神界，好像只有观音、关公和妈祖几位比较忙，剩下的好像多半职责不清，说不明白到底负责管什么，像八仙这样的神仙，还到处游荡。
可是鬼界的官员却很忙。各种民间传说、小说、戏剧中，很少听说有阎王出来到处溜达串门的。因此，衙门排到10座，而且每座有16个小衙门，充分合理。只有汤显祖这个没有做过官的进士，才在自己写的《牡丹亭》里，非要给鬼界衙门精简机构，说是元末大乱，人间的人十停去了九停，新鬼自然也就少了许多，阎王殿事务大减，于是天帝把十殿阎君减了一殿。杜丽娘为情而死，进了地狱，居然只见到判官，不见阎王。
我总觉得，《玉历》设计的官僚系统，是一种鬼界的计划经济管理模式，很有全能主义（totalitariani*）的味道，对人的活动，从一枝一节开始盯起，吃喝拉撒，说话思想，乃至做梦起意，统统管起来，行善记一个红点，为恶记一个黑点，最后秋后算账，一点也赖不掉，不冤枉一个好人，不放过一个坏人。如此庞大繁复的管理任务，还要保证不出错，没有营私舞弊的，说实在的，真难。不知道地狱里的鬼官们是靠什么思想武装起来的，能一直维持如此的高效率和低差错率。抑或阎王殿里的刑罚过于严苛，把鬼官们吓得只能老老实实做事。
乡绅与精英
中国这个国度，自秦汉大一统，建立官僚型帝国以来，朝廷用来平衡官民关系的法宝有三：一是强调官员的自律；二是朝廷对于官员的监管，因此特别设置了别的国家所没有的监察系统，官小权大，替皇帝盯紧了官员；三是逐渐形成了半官半民的乡绅阶层，通过这个阶层的制约，抗衡官权的无限扩张。
官员的自律，时间长了都靠不住，而监察部门的监督，也会随着制度的疲沓，官僚机器的锈蚀，形同虚设，只有扎根乡土的乡绅靠谱一点。但由于整体上朝廷制度的废弛、政治的混乱，这种乡绅的抵制，也会变味，或者作废或者变成地方性的反叛。
如果按西方类似研究的说法，所谓的乡绅，也可以说是乡村精英，只要民这边存在文化精英，那么，官民之间就有缓冲，有沟通，关系即使逐步恶化，恶化的步伐也会慢一点。现在中国官民关系的难题是，一方面，类似传统官民关系的结构，依然存在。社会基本的矛盾，依然是官民矛盾，官员还是整个社会运行的主宰者。一个地方，得一优秀官员，则兴；赶上一糟糕的官员，则败。什么事情，负责官员一言九鼎，民众没有声音。但是，另一方面，跟传统社会不一样，社会上的精英，跟民众基本脱节，不仅乡村不存在过去那种跟民众关系密切的乡绅，连城市里的精英也跟民众关系淡漠。相反，他们中的多数，倒是跟官员关系更加紧密，有事没事，都自觉地站在官的一边，甚至不惜睁着眼睛说瞎话，以专家身份，帮官员圆谎。这样的结果，是使官民关系丧失了起码的缓冲，对立迅速加剧。
当然，官民对立的根本问题，在现代社会，还是因为官的权力太大，而民这一方，几乎没有什么权力，一边无限扩张，一边节节后退，民方唯一的抵抗，就是通过“正常渠道”向上反映，然后让官员的上级得知情况，出手遏制，或者通过不那么正常的渠道，通过媒体和网络披露出来，还是让官员的上级得知情况，然后出手遏制。可是，严格来讲，官员的上级也是官员，除了最高领导，真正能从大局出发，遏制官权膨胀的，毕竟是少数。加上上级总比下级人数少，“正常渠道”经常不畅通，而媒体披露也有顾虑，网络上的事又经常很难说，一个事情，是不是能变成网络事件，制约条件很多，严格讲，官员也不是不可以操控的。因此，尽管我们说，官员最怕的事，就是被曝光，被捅出去，但在多数情况下，他们还是有本事把事情控制住，只要控制得住，民的反制就没有作用，反过来，他们也就可以放心大胆地扩权了。
事实上，现在官民矛盾最大的问题是官民结构失衡，从历史的经验看，这种失衡的危险非常大，一有风吹草动，就可能形成对全局的威胁，甚至崩盘。而官民结构失衡，最大的问题是官权的无节制扩张，对应官权的扩张，目前唯一的途径，是增强民方的遏制力。在最高领导层，从全局的战略考虑，是亟待解决的头等大事。比较好的解决之道，在于实行普遍的基层选举，让亲民之官知道自己的权力来源于民众，从而使民众握有部分制约官员的权力。在实行选举之前，应急之法，是鼓励精英替民众讲话，显然，国家不能像过去那样，利用各种手段，使得所有像样的知识精英都归入体制内，又利用体制的力量，使得这些人扫数归顺，唯官是从。尽力压制体制内不同意见，尤其压制打击体制内的理性声音，结果使得体制外一批草根精英崛起，成为民众不那么合适的替代性精英。而各级官员在处理一些公共事件的过程中，往往蛮不讲理，强行压制，往往使得部分草根精英趋于非理性，趋于暴力抵抗，理性的声音在官方的强横中，在民间根本无法生长。要知道，目前的官场正在滋长一种前所未有的权大独尊的风气，而且已经蔓延到了所有吃官粮的单位，包括大学。凡是敢说不中听话的人，毫无例外地会受到严厉的打击，所有官方场合，官话、假话、空话和阿谀话盛行，或者说横行，因此民众的意愿，根本无从表达，谁要是傻到替民众讲话，几乎立刻就成了所有官员的公敌。显然，民众是需要有人替他们讲话的，如果没有这样的人，那么就只能由那些不怎么理性的草根精英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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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钓鱼执法
钓鱼执法，在中国是个古已有之的旧传统，一丁点都不新鲜。
在明清两朝，政府具体的执法人员，被称为衙役。具体地说，就是三班衙役中的快班，所谓捕快之类的人物。捕快在法律上属于三代不能参加科举的贱民，但是，这个贱民，只是在青天大老爷那里才名副其实，而在老百姓那里，捕快则往往被尊为“翁”或者老爷。因为，朝廷的法度，实际上是靠这些人来落到实处的。在某些情况下，普通百姓，是罪犯还是良民，往往在他们的一念之间。因此，尽管对外名声不佳，政治地位不高，但想当捕快，还得花钱买。当不上正经制役，做不拿工钱的帮役、白役，也一样趋之若鹜。所以，凡是个县衙，里面都一堆一堆的衙役，大大超编。
超编不要紧，因为一个县衙，真正吃官粮的人，其实只有上面派来的主要官员。剩下的书吏和衙役，正经的官方支出，只有一点补贴。至于帮忙的帮役和白役，则一分钱都不用出。凡是衙役，没有靠补贴吃饭的，想靠也靠不上，因为那点银子根本养不活人。不过，衙役无论正、帮、白，都活得很滋润。这个滋润，靠的是官府的办案权。实际上，他们吃的就是青天大老爷手里那颗大印。凭着官府的威风，有事加点，没事生事，都可以吃得饱饱的。这没事生事，主要就是靠钓鱼执法。
钓鱼执法，首先要找对鱼。什么叫做鱼，就是那些有余钱剩米，但又没什么权势之辈。就像上海的钓鱼者，他们总不能去钓军车，钓黑牌的外国车，钓政府机关的车（真要是哪个钓到这些车头上，鱼钓不到，还会惹一身的腥）。找好了对象，就好下手了。找个外地的无赖，假装是逃犯，然后跑到被钓的鱼那里，装成逃荒人，要求收留。总之，百计千方，装可怜，只要收留，哪怕不给钱白干也行。只要被钓的对象善心一动，或者贪念一动，以为天上掉下来便宜的劳动力，将来人留下，衙役随后就到了。一个窝藏逃犯的罪名，足以让中产之家破产了。这种方式，被称为“活钓”。
相对于活钓的，是死钓。这个更简单，只消找到一具无名尸体，病饿而死的最好。趁着天黑，将尸体运到被钓对象家门口。第二天不等这家人家开门，衙役打上门去，劈头栽一个命案在这家头上。有尸体在，一户农户人家，满身是嘴也说不清。还好，衙役们只是诈钱，并不想要人家的命，所以只消拿出令衙役满意的银子，就可以消灾。掏空了这家，这家还得千恩万谢。
还有一种钓鱼，是针对行旅之人的。行旅之人大抵有几个钱，而且行旅之中，难免贪色。衙役们就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