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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政一见马小姐，立刻招呼她说：“小马同志，我要很好地感谢你呀。你向组织上推荐了一部好书。这里边写的都是我们家里的实情，而且有些事情我以前还不知道嘛！我早就讲过，反腐倡廉，一定要从自己做起。这本书就如实描写了我在自己家里反腐倡廉的若干情况，比如宝玉挨打一节，写得好。当时要不是家母苦苦为他求情，我肯定大义灭亲，当场把那畜生打死。想不到那畜生背着我还有这么多无法无天的罪孽，这明明是我们扫黄打非的活靶子嘛。这本书，应该获‘五个一工程’奖嘛。我要写一篇书评，题目就叫《大观园里做清官》。你明天给北大中文系打个电话，叫他们派个教授给我起草一下。再通知社科院，组织个大型国际研讨会。地点，就在水浒城吧，我要见见那位雪芹同志。我想建议她再写一部《金瓶梅》，把西门副部长他们家的事也宣扬宣扬。当年武大郎卖烧饼缺斤短两，假冒伪劣，他兄弟武二郎杀害野生动物，破坏旅游，兄弟俩还合伙霸占民女潘金莲，阻挠自由恋爱，维护封建礼教，多亏西门副部长仗义行侠，为广大消费者除了二害，救潘金莲于水深火热……”
小马远远站在桌前，听首长肯定了自己推荐的书，心里痒忽忽的。只是不明白，这《红楼梦》跟他妈反腐倡廉有什么勾搭，潘金莲怎么又是武大郎的老婆。站得有点累，她从高跟鞋里抽出一只脚，用脚趾去搔另一条腿的圆圆的腿肚子。贾政看见，关心道：“你站累了吧，过来坐一坐吧。”
首长让站就得站，让坐就得坐，这是秘书守则第22条规定的。可是贾部长的办公室里，只有一个贾部长自己坐的沙发，来汇报工作者一律站着，据说这是学习林彪，提高工作效率。那沙发一个人坐嫌宽，要是两个人坐……
一个月以后，人事处又忙着为贾部长换秘书了。贾部长还是那套话：“这么有才华的好同志，放在秘书岗位上，实在埋没了，应该让她到更重要的岗位上磨练磨练。我的秘书嘛，找个更年轻一点的就可以了。”
马小姐现在是反腐倡廉第六办公室的副主任，享受副局级待遇，自己有一间宽大的办公室。正主任牛小姐是贾部长的前任秘书，她接待马小姐报到时，诡秘地一笑说：“早知道你要来，办公室都给你准备好了。不过只放了一个沙发，——反腐倡廉嘛。”
（此文曾以投鼠忌器之故，两次被退稿，后被《杂文报》勇敢地刊登于1999／5／18，引起多篇文章模仿。）
圣诞与荒诞
中国向来号称是“礼仪之邦”，最讲究过节。国有国庆，家有家祭，阴历节，阳历节，天地君亲师，党政军民学，三姑五通六婆，八娼九儒十丐，一年三百六十日，隔三岔五便是节。过完了自己的节，再随喜别人的节。俗话说“礼多人不怪”，当然也就“节多人不烦”，过节总是一件好事，多多益善是人们的普遍心理。当年李闯王的最高理想不就是“天天都过年”嘛！何况中国人又胸襟博大，能够融蛮化夷，许多鬼子的节，都被咱们兼收并蓄，毫不歧视。比如什么盂兰节，浴佛节，不都和中国自己亲生的节日一样对待么？近年来，在改革开放的春风雨露滋润下，中国人民意气风发，把那热爱过节的传统美德更加发扬光大，一口气引进了东西欧南北美的成套节日，什么圣诞节，万圣节，情人节，愚人节，父亲节，母亲节，……节日太多，难免就有个亲疏厚薄，照顾不过来，便只好先委屈一下自己的孩子。今年我买的挂历上，标出的中国节日屈指可数，而跟耶稣他老人家有关系的大红日子，却比二十四节气都多，弄得我经常需要考证究竟哪天是礼拜天，哪天是礼拜六。
不仅如此，一到2月14号，太太就命令我自愿买花献给她，说这是情人节的规矩。我说咱们是合法夫妻，明媒正娶的，怎么放着好人不做，非要做那狗日的情人呢？一到4月1号，我就不敢与人打交道，除了新闻联播，别的节目都不看，只有党中央的声音还是可信的。有一个学生跑来请假，说是他母亲死了。我一拍桌子喝道：“这种玩笑也是开得的吗！你要去哪儿玩就老实说去哪儿玩，怎么能随便咒自己的妈妈死去呢？”结果学生涕泪纵横，拿出电报，说他妈妈真的去世了。我赶紧道歉，说今天从早上起来，4个小时内已受骗5次：太太把闹钟拨快l小时，邻居打电话让我到传达室取包裹，路上两个警察罚我5元钱后撒腿就跑，同事说有亲戚找我结果是个要饭的，学生说教室停电休课一天。所以我冤枉你了，快买票回家吧。这学生第三天就回来了，原来母亲竟然没死，是他的一位大款同学“愚”他一下，当然，给他报销了路费……
一到年底，整个12月份别想安生。几乎每天都要收到几张“圣诞快乐”。本来12月25号那天我家也确实有点高兴，因为次日是我妹妹的生日——她有幸跟咱们伟大领袖同月同日不同年生。可是我实在不知道“圣诞”那天我为什么要快乐。咱也算是通读过《圣经》的人，圣徒故事也能讲上几十则，身边也有几位“阿门”朋友。然而下班路上看见一辆辆自行车后面拖着的松树枝，看见一家家酒店门前明灭闪烁的小彩灯，看见一面面橱窗里横七竖八写着的“圣诞大出血”，“圣诞大愁宾”，我就真有点“愁”：他们忙活什么呢？他们知道什么是圣，什么是诞，知道圣诞跟荒诞是不是一回事吗？
我不反对过节，也不反对过洋节。但我想，所谓“节”，首先是一种纪念性的日子，它的内涵应该是精神性的。过节，应该是一种精神的洗礼，灵魂的检阅。而在中国，节的本质意义大都被消解、遗忘或者扭曲了。大多数的节日都变成了“饮食节”。五月端阳吃粽子，八月十五吃月饼，国庆节发一桶油，教师节发一袋米……却很少有人去想一想屈原，想一想嫦娥，想一想国运民心，想一想教育前景。如果仅仅是“吃一顿”，我觉得也没什么，中国人拥有太深刻的饥饿记忆，以吃代礼，也不失为一种国粹，我们传统的见面语就是“吃了吗？”吃毕竟是一种质朴而又实在的过节方式。但是中国人最为恶劣的是，明明是吃，却偏不明说，非要巧立名目，在表面上作出精神过节的样子，而且繁文缛节尤其多，谁也不如他虔诚高洁，惟恐别人看穿他“吃”的本质。这就是鲁迅、周作人深刻指出的“做戏”！做戏有时太逼真了，竟会真的忘掉了吃，于是就连自己也真的感动起来，所以中国节日的高潮都是在那最隆重的时刻。这个特点在引进了洋节日后，就更加昭然若揭了。
洋节日的最大特色是吃的精神不强，于是天然地方便于表演。过洋节都要有精神内容，送鲜花，寄贺卡，至少也要撒个谎造个谣，所以就显得格外高雅。更何况那是洋人过的节呢。因此，过洋节者飘飘然有一种“准洋人”的感觉。那节日本身与他自己的感情生命无关，他只是要通过表演某种程式，完成自己的身份转换。什么基督的复活，什么爱情的纯洁，什么绅士的幽默，都不在他的考虑之列。鲁迅早就说过，外国的一切到中国来，都会弄得面目全非。如今圣诞节来了，中国的基督徒也增多了，但没有良心的人，不怕天打雷劈的人却更多了。情人节来了，中国的情侣也增多了，但朝三暮四，无情无义的人却更多了。愚人节来了，中国的笑话也增多了，但那些让你笑不出来的笑话却更多了。中国人有本事把一切都改编成最具“后现代”风格的荒诞剧。
苏东坡说：“菊花开处乃重阳，凉天佳月即中秋。”这种境界自然是大多数中国人梦想不到的。引进的洋节日，又被抽去了忏悔、受难的精髓。我希望有一天，引进一下伊斯兰教的节日，让中国人沐浴斋戒，几十天不许吃肉，不许娱乐，每天日落后才许吃一碗冷饭。我想那时中国人必定又要热爱自己的节日了。而其实，我们上古时代的祖先就是这样过节的。人世沧桑，我们的节日传到海外，演变成了洋节日，今日再传回采，我们已经“儿童相见不相识”了。中国人对待洋节日的态度，代表着对待一切洋文化的态度：只取其漂亮的外壳，买椟而弃珠，结果我们百余年来，总是要“重新起步”。正像中国的足球，球星众多，球迷遍地，球论高深，球讯火爆，但就是球技太低，于是就假A假B，做戏表演，互相欺骗，结果是永无翻身之日。过节问题也是这样，传统的节日已经过滥了，现在又去糟蹋洋节日。我想，节日不在多，能够诚心诚意，过好一个两个，就是一个有追求的人，就是一个有追求的民族。否则，真有耶稣降临的那一天，看见这些心灵污浊的人在“吃”他老人家的教义，他老人家的脾气可跟屈原大不一样，那时我们的世界恐怕连这点荒诞也维持不住了。
《圣经》上说：“你改过吧！阿门！”
1998年收到第一张圣诞卡之前
（此文被多家报刊转载，并收入《杂文报作品选》。）
“共和国”质疑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50周年大庆即将到来，现在各地各单位都在积极准备庆典活动，广电报刊也不断报道这方面的讯息，我相信今年的国庆一定会办得庄严隆重，有声有色。可是近日来，我忽然注意到，有一个词汇被频率越来越高地使用和传递着，那就是“共和国”三个字。什么共和国的生日，共和国的诞辰，共和国的人民，共和国的英雄，共和国的未来，共和国的花朵，献给共和国的礼物，捍卫共和国的尊严，共和国是我的母亲，共和国呀你听我说……这些“共和国”，显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或者“中国”、“祖国”的代称，但是我认为，这样的代称是不合适，不妥当的。目前全社会的语言使用状况，极为混乱，我实在没有精力见一个干涉一个。但是“共和国”的问题，是一个有关国家称号的严肃问题，我作为这个国家的一名公民和一个文化工作者，有权利也有责任对使我发生困惑的问题提出我的质疑。
首先，“共和国”不能代替“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不能简称为“共和国”。什么是共和国？共和国是君主国的对称，有时亦叫做“民主共和国”，指的是实行共和制的国家，即实行国家权力机关和国家元首定期由选举产生的政治制度的国家。如今全世界以“共和国”为国名的国家共有120多个，占所有国家的大多数。如果号称自己是“共和国的儿女”，那么你是圣马力诺共和国的儿女，还是塞拉利昂共和国的儿女呢？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毛泽东曾提议国名叫做“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但在讨论中，多数人觉得有些拗口和啰嗦，后来就采用了张莫若的建议，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董必武解释说：“共和国说明了我们的国体。‘人民’两字在今天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是指工、农、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4个阶级的人，它有确定的解释，这已经把人民民主专政的意思表达出来，不必再把‘民主’两字重复一次。”这里清楚地说明了“共和国”的政体性质，它只是一个政治概念，不是一个地理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