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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位同学，在新闻媒体有几位熟人，在工厂农村有几位亲戚——最主要的，在你心底还有几分天良和正义，那么，你就会清楚神州大地上正到处充满了贪赃枉法的党政官吏、与黑社会勾结起来鱼肉百姓的公安警察、制造假烟假酒假鞋假药假A假B的黑心商人、毫无职业道德的医生记者律师职员和千百万元钱无权无势、被侮辱被损害被剥夺、有冤无处诉、有理不能讲、有泪不敢流的普通工人、农民、士兵及下层知识分子。当然，我们并不否认改革开放20年来的社会进步，并不否认社会上还有很多好官好商好医生好警察，并不否认全社会消费水平的提高和言论自由的增加，并不否认中央政府的廉政决心和价值取向。好的东西值得表彰和歌颂，但它们决不应是为了遮丑而存在。生存的艰难与人格的捐弃，使我们无法对20年前那个时代表示理直气壮的骄傲。我们砸碎了20年前最美好的东西，的确换来了一堆金币银币，但这堆金币银币并没有装入劳动者创造者的口袋，而是流入了硕鼠们的肚皮。直面这一无情的事实，是对每一个改革者的资格最起码的验证。
然而对于知识分子来讲，直面这一事实的确又不啻一种灵魂拷问。因为知识分子不是一个组织性的群体，他们对这一事实最敏感然而又可以说最无能为力。尚且不论中国知识分子自身的种种困境和缺陷。直面事实就包含着一个如何抉择，即“怎么办”这一知识分子的老问题。
答案有两类。一类是非知识分子的方法，一类是知识分子的方法。
非知识分子的方法即直接参与社会变革实践，用老掉牙的说法即是“批判的武器不如武器的批判”。从中央政府到各级基层单位，都不乏忧国忧民之士、惩恶扬善之人，他们用自己的热血、自己的工作，包括运用自己的权力、影响、关系网，在进行着十分艰苦的变革努力。对于那些投入政林、跃入商海的知识分子，我们应当给予鼓励，寄予期望。但同时应该认识到，在一种体制性的逆向运作中，个体的抵制作用的有限性和体制对个体的腐蚀性，往往是不但不能做中流砥柱，反而是“白沙在涅，与之俱黑”。另外，“武器的批判”本身也存在方法论上的先天弱点，它如果不与充分的“批判的武器”相配合，则恐怕只能治标不能治本，甚至将情形导入另一对立的极端。这已有许多历史经验可以证明。总之，非知识分子的方法不论是好是坏，都不是知识分子可以左右和随便褒贬的。
知识分子的方法则可以说是无方法。第一，生存困境不是知识分子所能解决的。知识分子或许可以出卖自己的脑力改善一下自己的生存困境，但如果只出卖脑力而不搭售一定的人格和尊严和立场，那么这改善注定是有限的甚或越出卖越贫困。更不要说兼济天下、改善全社会的生存困境了。
第二、“灵魂缺席”也是全社会性的，知识分子虽然从事“灵魂工作”，但当今中国的“灵魂缺席”实际上是与“生存困境”互为表里的。中国既然选择进入国际市场的游戏运作网络，那么就已先在地确定了自己在这个游戏网络中的生存弱势。为了摆脱生存弱势，“赶上先进国家”，做一回出卖灵魂的浮士德，恐怕是这个民族注定的命运。因此，作为“灵魂缺席”最大受害者的知识分子，剩下的选择只有三种：同流合污、独善其身和绝望的抗争。同流合污已经是大面积的事实，知识分子的最大压迫者大多也是知识分子。独善其身是一种可敬的选择，但常常不能很纯粹地做到，它需要一定程度上的装聋作哑，有时不免要随波逐流一下，弄不好也会偶尔地助纣为虐。如果不这样，那就只有最后一种：绝望中抗争。
绝望中抗争是说对于短期内彻底改变中国“生存困境”和“灵魂缺席”的局面不抱希望，但仍然为之付出不求回报的努力，即“知其不可而为之”，这本来就是知识分子，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本色，从孔子到鲁迅，这种绝望中抗争的精神已经形成了一个打通新旧文化的传统。抗争就要有抗争的立场，这在第一层意义上就是所谓“坚持独立性”，不受外在的思潮和利益集团的胁迫和诱导，即孟子讲的“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也是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的近现代知识分子传统。然而，“独立性”不是一个透明的、抽象的东西，完全隔绝了与外在思潮和利益集团联系的独立性是不存在的。你总有一个利益和道德的出发点。这个出发点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便是“以天下为己任”。倘若不以天下、只以自身为己任，那么知识分子大可不必保持什么“独立性”，大可不必抗争。既然要抗争、要独立，就应该是为天下苍生而抗争、而独立。这个看起来有些迂腐的道理很可惜近年来被知识界不断地遗忘和消解了。苍生或许是愚昧的、是可能拿着馒头蘸你的血的，但你恨来怨去，最后还是得为他们，当然也包括知识分子自己。脱离了苍生，你的独立性就极为可怜，你的声音就极为微弱，你蹲过的牛棚、挨过的皮鞭就不一定再具有受难的意义而只成为小病呻吟的笑柄。你连大众的疾苦都不“恫瘝在抱”，你还何谈“人类的良心”呢？
还有，当知识界相当多的人都在谈“独立性”，都在号称“独立思考”，以至“独立”已经成为一个流行词、口头禅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独立”已经异化，已经恰恰成为随俗了呢？真正的独立有一个简单的标志，就是你周围的人不赞同你，包括你的导师、学生。而现今主张独立的知识分子却在精神上极度依赖于那个主张独立的规模不小的圈子。对这一点保持一定程度的怀疑和自省，才能真正做到“独立”。然而这又是极难完全做到的，人如果到了那个境界，也许就不会再忧虑什么生存困境和“灵魂缺席”了。
1998年万圣节之夜
（此文发表于《方法》1999年2期，居然一字未删，谨向编辑同志致敬！）
痛心的偏激
读鲁迅的一些杂文，倘若不事先知道是出自“伟大的思想家、革命家、文学家”的手笔，那么一定会有不少人视之为一个偏激的老头子所发泄的种种气话。的确，鲁迅的许多主张未免太惊世骇俗了一点，若不深刻体会其产生背景与具体内容，说它是偏激之论，毫不奇怪。例如胡适等发起的“青年必读书”，名流哲士皆趁此推荐自以为精英之作，独有鲁迅来了个“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然后在附注中却干脆说：“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此论一出，如石击水，毁声四起，不少学者挺身出来“纠偏”。那些“公允”之论，不能不说言之有理，恰如其分。但以鲁迅之才博古今，学贯中西，何以不解此中之理？实际上，鲁迅何以不晓得应该既有本国的深厚文化素养，又有广博的世界文化知识，然后才能这个那个。想当初陈独秀胡适之大兴白话文运动、文学革命初起之时，他们何以不知文言也自有其精华，白话也自有其糟粕。然而，他们却一口咬定非要结果了文言的老命不可。“《尝试集》里本来没有一首是诗”（成仿吾《诗之防御战》，见《新文学大系》二集319页），然而他们却硬着头皮作下去，新诗终于蔚成大观，引而广之，五四时期的许多主张，都或多或少地难免偏激，“推翻文言”，“废除汉字”，“打倒旧戏曲”……哪一个是完全正确呢？然而历史的辙印证实了，当初倘没有这些偏激，就绝对不会发展到后来的正途。正如一驷战车，有两匹驽马向左把车拉偏了，另外的两匹自执公允地继续向正前跑，那么车子只能是一路偏驰下去，直至倾覆。惟一的办法就是以极端对极端，暂时也偏激一下，把车子向右猛拉。这样做，虽然偏激的两方都受了损伤，但随着车子的渐趋正轨，双方又汇合到一路了。
鲁迅等人就是洞察了这历史的趋势，他们肩起了时代的重负，向着与顽固势力相反的方向竭力拉去，全然不顾脚下也会踏死了一些花儿草儿。他们知道或许会有若干传统的精品会因此无辜地毁伤，但投鼠忌器就会纵鼠贻患，于是他们怀着对变革时代玉石俱焚的巨大痛楚，毅然“偏激”下去。一如母亲对顽劣子女的一记耳光，心中满怀着易其劣志的热望，手上却不免感到隐隐的痛楚。了解了这番道理，我们才能进一步深刻理解“五四”时为什么从全盘到局部都带给后人一种“全盘否定”的误解。这实在是民族危亡逼得他们不得不采取痛心的偏激。历史的趋向几乎从未有过标准的正前方，所以时时要有“偏激”的人们出来矫正它的航向。既然鲁迅的思想作为“民族魂”笼罩到我们的今天，那么，今天的一切变革是否需要看一看，与“五四”那时相比，情势如何呢？要不要怀着那种清醒的偏激，把痛心的惋惜化为蹙眉的一笑，径直走下去呢？
毛选的人格魅力
对我影响大的书有很多，这里我想提一部对我个人影响非常大的书，这就是《毛选》。
我记得钱理群老师讲过，当初他被发配到贵州，在那儿呆了18年。在那个漫长的18年里，他靠两套书支撑着他的生命，一个是《鲁迅全集》，一个就是《毛选》。当时我还是小孩，看不到《鲁迅全集》，当然也看了很多书，都是所谓“毒草”，是“文化大革命”批判的。什么《苦菜花》、《林海雪原》等等，评《水浒》时就看《水浒传》。这些书对我影响都很大，但总体力量加起来不如《毛选》。我看《毛选》一开始也不是主动去看的，是上小学时学校组织的。当时我是学习委员，每天早晨自习的时候领着同学们读《毛选》。但只坚持了一个月，学校就不再提这事了。学生也学不懂，慢慢就没有人再学了。但我自己却一直坚持下去，而且一学下去就理解了。我觉得那里的文章写得特别好，特别让人长知识，懂道理，所以我在小学就把《毛选》读完了。
当时，《毛选》给我最大的收获是，我等于把中国现代史学了一遍。它每一篇文章后面都有注释，把每篇的注释都看了，我对中国的党史、革命史了解得一清二楚。你问我哪次战役国民党死多少人、日本人死多少人，谁打的、部队的番号，全知道。所以，那个时候读《毛选》使我成了一个历史专家、现代史专家。毛主席喜欢用典，文章很有文采，这些成语典故都有解释，于是我学会了很多词，学会了古代的很多东西。后来中学时学哲学，由于有了《毛选》这个底儿，哲学我也学得特别好。今天回顾起来我想到，其实《毛选》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它的辩证法，而刚才我说的那些都是表面的东西、立竿见影的东西——当时长了知识，可以向别人炫耀，可以讲一些故事。可时间长了，我才体会到《毛选》的语言风格和逻辑力量。时代过去了，他讲的那些具体的观点有的已经发生了变化。但看问题的方法，是最重要的。《毛选》有一种力量，这个力量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不含糊、不暧昧。一定是自己特别自信、特别明白那个问题，才能用非常明快的语言表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