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布雷之女）恋爱。皖南事变后，这对恋人曾到个旧隐蔽。1947年8月10日，陈琏和袁永熙在北平六国饭店举行婚礼。
再回到“叶公超太懒”这个话题上来。有人认为，叶公超述而不著，可惜了一肚子学问。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他“懒”。1941年叶公超离开西南联大，到重庆外交部任职。那一代学者从政，鲜有成功的个案。连王云五也说，
自己从政不过是客串。叶公超的这个转型，很难说成功，倒是接近悲剧。
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吴宓的严谨与浪漫（1）
抗战之前，吴宓在清华大学就是一个备受争议的人物。
吴宓留学美国时，和陈寅恪、汤用彤并称为“哈佛三杰”。1921年，吴宓获得哈佛大学文学硕士学位，是白壁德（IrvingBabbitt）“新人文主义”的坚定拥护者。1922年，作为《学衡》杂志的创办人和主编，他用文言文写作，批判白话文。1925年，吴宓被聘为清华外文系教授，制定了清华外文系的课程设置和培养方案；并参与筹办清华国学研究院，聘请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四大导师。
吴宓本来有一个外人看来幸福美满的家庭，他和陈心一结婚后，生了三个女儿，他却公开宣布自己爱上了同学朱君毅的表妹———毛彦文。1929年，吴宓和陈心一结婚7年后协议离婚，三个女儿跟母亲，吴宓出抚养费。离婚之后，吴宓在追求毛彦文的同时，又和清华大学的女生、燕京大学的女生传出绯闻。1935年2月9日，毛彦文嫁给了大自己33岁的熊希龄（民国初年的国务总理）。
吴宓天生情种，雅好恋爱，但在这方面屡败屡战。恋爱固然可以产生佳话，但也不断催生笑话。吴宓有一首诗，开头说：“吴宓苦爱×××（原文如此），三洲人士共惊闻。”尽管没有写出真名实姓，从押韵上看，却是欲盖弥彰。×××者，毛彦文也。吴宓还有一组《空轩十二首》，他在授“中西诗之比较”课时，分发给学生，据说，每首影射一位女子———吴宓酷爱《红楼梦》，这种写法，令人想起“金陵十二钗诗谜”。钱钟书在评论其师吴宓的诗集时，一语道破：吴诗中“太多自己”，简直像作者的履历表，甚至“偶而当众外扬家丑”。
吴宓生活上风流韵事频出，学术上严谨，授课一丝不苟。他的性格是浪漫与严谨的矛盾的统一。我们不妨看看当时他的同事和学生对他的评价。先来看关于他性格浪漫的评价。
温源宁的《吴宓》文这样评说吴宓：“他立论上是人文主义者，古典主义者，但是性癖上却是彻头彻尾的一个浪漫主义者。”
吴先生是一个奇特的人，在他身上表现出不少矛盾，季羡林曾对他作如此评价：“他古貌古心，同其他教授不一样，所以奇特；他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同其他教授不一样，所以奇特；别人写白话文，写新诗，他偏写古文，写旧诗，所以奇特。他反对白话文，但又十分推崇用白话写成的《红楼梦》，所以矛盾。他看似严肃、古板，但又颇有一些恋爱的浪漫史，所以矛盾。他能同青年学生来往，但又凛然、俨然，所以矛盾。”
赵瑞蕻在《我是吴宓教授，给我开灯》文中说：“西南联大外文系里有五位老师给我的印象最深。……那就是吴宓、叶公超、柳无忌、吴达元和燕卜荪这五位先生。其中吴宓先生可说是最有意思、最可爱、最可敬、最生动、最富于感染力和潜移默化力量，也是内心最充满矛盾、最痛苦的一位了。吴先生外表似是古典派，心里面却是个浪漫派；他有时是阿波罗式的，有时是狄俄尼索斯式的；他有时是哈姆雷特型的，有时却是堂吉珂德型的；或者是两种类型、两种风格的有机结合。”
吴宓的严谨与浪漫（2）
再看他的治学之严谨，这从他的教学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在南岳时，教授宿舍紧张，于是合并，吴宓、沈有鼎、闻一多、钱穆四人同住一室。在钱穆看来，三人平日孤僻，不爱交游。每天晚上，闻一多自燃一灯放在座位上，默默读《诗经》《楚辞》，每有新见解和新发现，就撰写成篇。吴宓则为明日上课抄写笔记写纲要，逐条写，又合并，有增加，写好后，用红笔加以勾勒。吴宓严谨备课给钱穆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次日，吴宓一早最先起床，一人独自出门，在室外晨曦微露中，拿出昨晚备课所写条目，反复诵读。等他人都起床后，回到宿舍。
钱穆和吴宓同住一宿舍，了解其为人之后，慨叹：“余与雨生（吴宓字雨生，又作雨僧）相交有年，亦时闻他人道其平日之言行，然至是乃始深识其人，诚有卓绝处。非日常相处，则亦不易知也。”
吴宓先生记忆惊人，许多文学史大事，甚至作家生卒年代他都脱口而出，毫无差错。吴先生还为翟孟生的《欧洲文学简史》作了许多补充，并修订了某些谬误的地方。他每次上课总带着这本厚书，里面夹了很多写得密密麻麻的端端正正的纸条，或者把纸条贴在空白的地方。每次上课铃声一响，他就走进来了，非常准时。有时，同学未到齐，他早已捧着一包书站在教室门口。他开始讲课时，总是笑眯眯的，先看看同学，有时也点点名。上课主要用英语，有时也说中文，清清楚楚，自然得很，容易理解。［1］［1］赵瑞蕻《我是吴宓教授，给我开灯》
吴宓的陕西同乡、弟子李赋宁也有类似的回忆：“先生写汉字，从不写简笔字，字体总是正楷，端庄方正，一丝不苟。这种严谨的学风熏陶了我，使我终生受益匪浅。先生讲课内容充实，条理清楚，从无一句废话。先生对教学极端认真负责，每堂课必早到教室十分钟，擦好黑板，做好上课的准备。先生上课从不缺课，也从不早退。先生每问必答，热情、严肃对待学生的问题，耐心解答，循循善诱，启发学生自己解答问题。先生批改学生的作业更是细心、认真，圈点学生写的好句子和精彩的地方，并写出具体的评语，帮助学生改正错误，不断进步。”［2］［2］李赋宁《怀念恩师吴宓教授》
鉴于吴宓的突出成就，1942年8月，国民政府###聘他为英国文学部聘教授，与陈寅恪（历史）、汤用彤（哲学）同时获得“部聘教授”殊荣，后又被聘为###学术审议委员会审议委员。这是对吴宓学术成就的一种肯定。
1944年秋，吴宓离开求学执教三十年的清华大学，追随他的好友陈寅恪，去了成都。据说，与系主任陈福田之间的矛盾是他离开的原因之一。
。。
吴宓和联大的《红楼梦》热
吴宓是一位热心的老师，对学生的请求几乎有求必应。他在联大开设的“欧洲文学史”是一门很重要的基础课，他还教英国文学史、希腊罗马文学选读、欧洲名著选读、中西诗之比较、文学与人生等课。除了教课一丝不苟、兢兢业业，吴宓还推动了联大的《红楼梦》热。
据余斌考证，1940年至1942年间，联大出现了一次《红楼梦》热，这股热潮大概由陈铨的一次演讲引起的，吴宓和刘文典推波助澜，使之升级。
1940年4月11日晚，陈铨大西门内文林堂演讲《叔本华与红楼梦》，反应热烈。这次演讲吴宓帮助张罗，他在日记中记下讲演之盛况：“听者极众，充塞门户。其盛夙所未有也。”
一个月后，“以研究《石头记》为职志”的“石社”成立，核心人物黄维等欢宴于同仁街曲园，行红楼梦酒令，吴宓应邀参加。吴宓是“石社”的重要成员。想要入社的联大学生需提交一篇对这部小说的鉴赏文章，最好用第一人称写，因为这样可以把自己比作书中的某个人物。这个社团夜间在南食堂举办的活动生气勃勃，异趣横生，话题常常不知不觉从品评《石头记》转到各自阅读的诗文及个人恋爱故事。在这种场合，吴宓如鱼得水。
在汪曾祺的记忆中，吴宓先生讲“红楼梦研究”，经常有后来的女生没有椅子坐，他看到后，马上就去旁边的教室搬来椅子，等学生都坐好，才开始讲课。吴先生此举，也引来一些有骑士风度的男生追随学习。
吴宓有曲折的恋爱情史，他经常把自己比作《红楼梦》中的贾宝玉。顾毓琇有“千古多情吴雨僧”句，吴宓字雨僧，让人想起蒋捷的《虞美人·听雨》：“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事实上，吴宓一生的苦恋和痴情，也的确如这半阕词所写，“悲欢离合总无情”。有同事取笑他是“情僧”。吴宓并不因此恼怒。
不要以为吴宓多情，就是好色之徒和轻浮的浪子，事实上他对女性的爱慕和尊重，发乎情，止乎礼。他处处对女士设身处地着想，照顾非常细致：“遇有车马疾驰而来，他就非常敏捷地用手杖横着一拦，唤着苏生和我，叫我们走在街道里边，自己却绅士派地挺身而立，站在路边不动。等车马走过才继续行走。他这种行动不禁令人想起中世纪的骑士行径。”［1］
在西南联大，广为流传着吴宓教授的一个故事。联大新校舍对面（曾在联大求学的郭冠球回忆说是联大附近的府甬道）有一家湖南餐馆，名曰“潇湘馆”。吴宓见后大怒，认为是玷辱了冰清玉洁的林黛玉，竟然动粗砸了那家店的碗碟，强令改名。
这个故事的另一种版本是这样：有一天，吴宓发现有个饭馆，上面写“潇湘馆”，他一进去，里面都是喝酒划拳的，就说，叫老板来一下。老板说，先生有何指教？吴宓就说，你看这样行不行？我给你一些钱，你把这个名字改了，别叫潇湘馆。老板说怎么了，“林妹妹会难受的”，吴宓回答。因为林妹妹的潇湘馆是有幽幽篁竹，适宜吟诗的地方，怎么能划拳？
笔者猜想，吴宓酷爱《红楼梦》，以此自况也，他时常陷入情感的冲突与矛盾之中。1942年，刘文典在联大讲《红楼梦》两次，吴宓都去捧场。一次，“听典讲《红楼梦》并答学生问。时大雨如注，击屋顶锡铁如雷声。”另一次：“听典露天讲《红楼梦》。见琼在众中。宓偕雪梅归途。”琼是联大生物系助教张尔琼，有一段时间她在昆华中学教书，与吴宓关系时冷时热，若即若离。雪梅即贵州女诗人卢雪梅，多次婚恋失败后转向吴宓。吴宓陪她听刘文典讲演《红楼梦》，却心猿意马，张望人群中的张小姐。
吴宓写过一篇文章，名为《红楼梦评赞》，有一部分将太虚幻境与但丁的《神曲》中地狱、炼狱和天国相比较，引导人从幻灭和痛苦中解脱。这是吴宓的拿手好戏。他在一种文化与别的文化之间来回穿梭，跨越好几个世纪，还经常朗诵同一主题的英诗和唐诗，让本科学生惊叹不已。那天晚上，“听者填塞室内外”，在回答学生的提问时，“因畅述一己之感慨，及恋爱婚姻之意见，冀以爱情之理想灌输于诸生。而词意姿态未免狂放，有失检束，不异饮酒至醉云”。又有一次上《文学与人生》课，不知不觉讲到《红楼梦》，将自己的情史作为“反面教材”，讲自己“订婚、结婚及早年认识彦（毛彦文）之往事。听者拥塞。”下课后，吴宓细思量，觉得对学生叙生平，不妥当，很后悔。
1942年暑假，吴宓为联大学生讲《红楼梦》共七次。第一次，毛子水教授也来听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