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剑煌椎保芎蠡凇�
1942年暑假，吴宓为联大学生讲《红楼梦》共七次。第一次，毛子水教授也来听讲。在此期间，吴宓应昆明广播电台邀请，播讲《红楼梦之文学价值》，并获得不菲报酬。可以想见，吴宓讲演《红楼梦》，成为联大和昆明的公众人物，这情形，大概和如今在央视《百家讲坛》讲红楼梦的刘心武类似。
吴宓的性格虽然有一丝古怪，一点迂腐，但他的确是个儒雅的君子，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守护，酷爱《红楼梦》，发自真性情。正如易社强所说：“在他钻研的各个领域，吴宓都不愧是个博学的怪才，而学识渊博、性情怪僻是文科教授的显著特色。他集思想的多样性与人类的感性于一身，展现了联大的最大特色。”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吴宓的交际圈
《吴宓日记》忠实地记录了吴宓在西南联大的生活，我们可以看到联大大多数教授的身影，同时，也留下了战时昆明的文化、娱乐、饮食等多方面的细节和社会风情。我们考察一下吴宓的交际圈，可以看到诸多湮灭在时光深处的文化记忆。
吴宓和陈寅恪、刘文典交往甚密，常有诗歌唱和。与贺麟、张荫麟、陈铨、钱钟书等人的谈话、宴请都记录在日记中。
1942年9月的一天，吴宓陪同陈铨去云南大学做《民族运动与文###动》的演讲。这段时间，吴宓忙于琼、彦的感情纠葛，不像他昔日的学生陈铨，忙着写剧本，办杂志，致力宣扬民族主义思想。但两人关系亲密。不经常见面，陈铨偶尔来访，看望老师。他们一起到联大校园外面的新新饭店吃饭，边吃边聊；或者到同记茶馆讨论读陈铨小说《狂飙》的感想。那时，陈铨住在昆明的北门街98号，吴宓有时也去他这里。一起吃午饭，喝杯咖啡，或者去看陈铨编剧的《黄鹤楼》。
吴宓不仅和联大、云大、艺专的教授、文人、艺术家交游，他的交际圈里还有不少军人和将领。以军人而论，除了关麟征外，还有杜聿明、黄维、宋希濂、张耀明等。除军人外，如云南财政金融首脑缪云台，“装饰摩登而别致”的著名女士司高玉柱，等等，吴宓与他们也都有或深或浅的交往。
吴宓在昆明时期交往的上层军政人员，关麟征是主要的一个。当时关麟征是抗日将领，和吴宓都是陕西人，有乡谊，交往自然多一点。两人交往多是闲谈，但有时也有求办的事，诸如请关介绍搭乘军车或托运衣物，办通行证，诸如此类的事情。
吴宓离开昆明赴成都前，关先后两次赠金共两万元，“宓略辞而后受之”（1944年9月1日）。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吴当然也不是白拿。半年前，吴当了一次枪手，“代关将军作贺中央宪兵十三团龙团长夫人三十寿诗云：‘妙誉英才伉俪坚，天真挥洒对婵娟。箫新剑气冲牛斗，三十功名奏捷先。’”随后，吴又代第九集团军兵站分监葛某“撰关麟征将军太翁寿诗云：‘一乡钦德望，廿载侍戎机。教子成名将，摧胡屡合围。天应赐寿考，人共说神威。忠孝心如镜，终难万古霏。’”代做谀诗当然要说些吹捧的话，心里未必这样想。吴宓为人代做谀诗，大概是和昆明上层交往的一种手段。想想历史上的诗人，写谀诗，为名人撰墓志铭，似乎不算丢份、失名节的事情。吴宓在抗战时期的昆明，生活艰难，做出此举，也无可厚非。
当然，在联大教授中，也有非常爱惜自己羽毛的。1945年“12·1”惨案以后，镇压昆明学生运动的祸首李宗黄慕闻一多之名，托人送来一枚图章，并附上丰厚的润资，请闻一多为他治印，被闻一多断然拒绝。吴宓为昆明的将领代写谀诗，虽然不能和闻一多凛然退李宗黄治印玉石相比，但可以看出联大学者对权贵的态度。
事实上，吴宓对关麟征在骨子里是瞧不起的，且对他腹诽。举一例：“关将军纠合昆明画家，强其作画140幅，以遍赠在文山训练中国军官之美国军官140人。且各另画一幅，以赠关将军。（当场发纸）噫嘻，职之不修，军不能战，见讥于美人，而徒以私情交欢。且慷他人之慨，勒命画家献纳，未免贪且暴。将军过矣！”（1944年3月22日）
吴宓是一位颇有儒家风范的学者，尽管他有一颗为情所困的内心。小偷偷了他的西服，他就穿旧式的长袍和夹克。他走路时总是自豪地挺起胸脯，持手杖，坚持走直而窄的路，绝不抄近路横穿草坪。下午三点的约会，他会在两点五十出现，但礼节意识不允许他在三点整之前敲门。
吴宓为了生活中的小事烦恼，叶公超借了他的钱，却忘了还。《吴宓日记》1938年2月25日说：“公超陪宓至交通银行，以国币三十五元，换得港币三十二元，公超借去宓港币十元10H．K．（始终未还）。”是不是在这方面有了教训，此后，吴宓借给别人钱要催人还。他说：“我应当催他还，这是帮助他，怕他万一忘掉成为品德上的污点。”大概是受了《哈姆雷特》中波洛涅斯的启发。因为债款放了出去，往往丢了本钱，而且还失去了朋友。
当然，吴宓心中永远的永久的痛就是毛彦文，他经常与贺麟、浦江清等人谈他心中的遗憾与矛盾。1943年8月20日，已是知天命之年的吴宓于昆明写下一首五言长诗《五十自寿》，对毛彦文的感情一如既往：平生爱海伦，临老亦眷恋。世里音书绝，梦中神影现。怜伊多苦悲，孀居成独善。孤舟泛黄流，群魔舞赤县。欢会今无时，未死思一面。吾情永付君，坚诚石莫转。相抱痛哭别，安心归佛殿。即此命亦悭，空有泪如霰。
吴宓的内心深处有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他的灵魂对爱情也有宗教般的执著，他的性格里的偏执和犹豫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他在昆明结交的任何一个人，都不曾了解他灵魂里的孤独和热烈。
。 想看书来
钱钟书离开联大的“难言之隐”（1）
钱钟书1937年从牛津毕业后，又去法国巴黎大学做研究，本想攻读博士学位，但后来放弃了。1938年，钱钟书将要回国时，不少大学想聘他，最后，还是他的母校清华大学占了上风，当时竭力促成钱钟书回清华任教的是西南联大文学院院长冯友兰。请钱钟书来西南联大教书的除了冯友兰，还有钱钟书的老师吴宓。
西南联大聘请钱钟书为教授，在外文系执教，是破格聘请的。其时，钱钟书刚过28岁。冯友兰给梅贻琦的信中说：“弟意名义可与教授，月薪三百，不知近聘王竹溪、华罗庚条件如何？钱之待遇不减于此二人方好……”
1938年10月下旬，钱钟书抵达昆明，他为联大外文系学生开了三门课：大一英文（六个学分）、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四个学分）、现代小说（二个学分）。
在许渊冲的印象中，“钱钟书先生读中文书、外文书数量之多，冠绝一时”。在何兆武的印象中，钱钟书眼界极高，一般人难入其法眼，与同事相处并不好。当时《大一英文》分3个组，A组的陈福田注重美国英文，B组的钱钟书注重英国英文，C组的潘家洵注重中文翻译。在学生中最受欢迎的是潘家洵，很多人在窗子外面听他的课，听他翻译易卜生的作品。许渊冲听过钱钟书的大一英文课，他记录了钱钟书上课时的情形：“钱先生只说英文，不说中文；只讲书，不提问题；虽不表扬，也不批评，但是脸上时常露出微笑。”许渊冲还记得课堂上的一个细节：当时昆明的电影院正放映莎士比亚的名剧《罗密欧与朱丽叶》，钱钟书微笑着说：“有许多人看了这部电影，男的想做罗密欧，女的想做朱丽叶。”钱钟书口才极好，人很风趣，许渊冲说，钱先生妙语如珠，大有“语不惊人死不休”之慨。
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和现代小说是为高年级的学生开设的选修课。据王佐良的回忆，钱钟书第一天上课时，叶公超亲自至教室介绍钱钟书，说钱是他的学生，得意之状，喜形于色。吴宓借阅了李赋宁记录的这两门课程的笔记，对钱钟书授课非常佩服。由此可见，联大的教授都是爱才的。
钱钟书住文化巷11号，邻居有顾宪良、周珏良、李赋宁、杨武之等人。此时，杨绛在上海，夫妻两人异地分居，钱钟书自然想念妻子和女儿。钱的《昆明舍馆作》第一首、第二首是怀人的：万念如虫竞蚀心，一身如影欲依形。十年离味从头记，尓许凄凉总未经。屋小檐深昼不明，板床支凳兀难平。萧然四壁埃尘绣，百遍思君绕室行。
联大在文化巷的宿舍很小，钱钟书说“屋小如舟”，他为栖身之所取了名为“冷屋”，写了一系列嬉笑怒骂的妙文，辑为“冷屋随笔”。钱钟书在此写的随笔《一个偏见》开头说：“偏见可以说是思想的放假。”钱钟书本人有没有傲慢与偏见呢。
钱钟书离开联大的“难言之隐”（2）
不少论者认为，钱钟书在西南联大只教了短短一学年，因和同事关系紧张，不辞而别。钱钟书为什么离开西南联大，现在有许多说法。其中有代表性说法是钱钟书在联大骂遍了人，呆不下去了。据说他曾有此言：“西南联大的外文系根本不行；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叶公超和钱钟书的矛盾是否因此而起，不敢贸然下结论，但两人之间貌不和、神已离，这是事实。据学者李洪岩考证，《围城》中诗人曹元朗的原型是叶公超。所以，当若干年后有人向叶公超问起钱钟书在联大的情况时，叶公超竟回答说他不记得钱钟书曾在那里教过书。
叶公超和钱钟书这曾经的师生因何不甚和谐。吴学昭的《听杨绛谈往事》披露：联大外文系里收购钱钟书从国外带回的西书，没有依价偿付书款。这事情和外文系主任叶公超有关。《吴宓诗集》中收录了钱钟书致吴宓的一首诗，让我们隐约看到事情的原委：“清缮所开目，价格略可稽。应开二百镑，有羡而无亏；尚余四十许，待师补缺遗。媵书上叶先（叶公超），重言申明之。珏良（周珏良）所目睹，皎皎不可欺。朝来与叶晤，复将此点提；则云已自补，无复有余资。”这件小事可能影响到两人的关系。
1939年暑假，钱钟书去上海探亲，再也没有回联大。这是钱钟书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钱钟书为何舍弃了联大，选择去湖南蓝田师院执教？当时他父亲钱基博已在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任教，想让钱钟书也往蓝田师范，一面任教，一面照顾自己。杨绛晚年撰文回忆说：“锺书的母亲、弟弟、妹妹，连同叔父，都认为这是天大好事”。主要是不忍拂逆父亲意愿，钱钟书写信给联大外文系主任叶公超，说他因老父多病，需他陪侍，这学年不能到校上课了。杨绛说：“钟书没有给梅校长写信辞职，因为私心希望下一年暑假陪他父亲回上海后重返清华。”
叶公超没有回信答复，想来他将此事向梅贻琦汇报。所以才有了梅贻琦两次电报挽留。叶公超为何没有回信答复，是不屑一顾懒得回，还是得知钱骂自己“太懒”意气难平、故意不回？这是个谜团。1939年9月21日，吴宓的日记中透露出这样一个信息：“八点三十分回舍，接公超片约，即至其宅，悉因钱钟书辞职别就，并商谈系中他事。”
钱钟书暑假没有收到叶公超的回复，杨绛回忆，在这样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