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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冯至家的文人聚会，很有可能是联大的“十一学会”。1943年上半年，联大成立“十一学会”，“十一”两字，即是“士”的拆字。该会主要为大家提供各抒己见的场合，每隔一两周举行一次，常以聚餐会或茶话会的形式进行活动。最初参加的多为教授、副教授，除前述诸人外，还有潘光旦、雷海宗、吴晗、陈铨等人，后来一些学生如王瑶、季镇淮、何炳棣等亦加入进来。因为冯至的家位置比较适中，故聚会常常在他家举行。
1945年12月，昆明发生“一二·一”惨案。冯至写了《招魂》一诗呈于死难者灵前。后镌刻在“一二·一”四烈士墓前石壁上。
“给我狭窄的心/一个大的宇宙！”这是冯至《十四行集》中的名句。1941年初，冯至在一个下午偶然写出一首十四行诗，后来在一年内写了27首，编为《十四行集》，寄给桂林明日社的友人陈占元出版。
李广田在诗论《诗的艺术》中，称冯至是“沉思的诗人”。“他是沉思的诗人，他默察，他体认，他把他在宇宙人生中所体验出来的印证于日常印象，他看出那真实的诗或哲学于我们所看不见的地方。”一个看似“恬淡的诗人”，在《十四行集》中却表现了“强烈的感觉”；一个承载“广大的寂寞”的诗人，却担当了“比欢悦还大的信托来担当我们的悲哀”；从纵的方面看，他把时间、历史看作一道永远向前的洪流，从横的方面看，他的诗融合了人与人、人与物的生命，而时间与空间本是不可分割的即宇宙人生的本体。
冯至《十四行集》诞生于昆明，是超越庸常的琐碎与战乱的苦痛而盛开的花朵。《十四行集》的雄奇与美妙，在李广田的论述中，呈现出来。联大的诗人，不仅折射出那个时代的真，也唱响那个时代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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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大学者的饭局
从联大学者的日记来看他们的饭局和应酬，是个很有意思的话题。
浦江清的《清华园日记》和《西行日记》，虽然没有《吴宓日记》那样厚重，“但囊括了友朋社交，孝悌亲情，学府风光，恋爱结婚等等，丰富多彩；它更是一个人几十年活生生、信得过的生活实录，不假修饰，婴儿般赤裸袒露”。
学者钱定平在读《浦江清日记》时发现，当时大学文、理各科同仁鸡犬相闻，不存芥蒂，经常往来，没有樊篱，常常聚在一起把酒欢谈。根据钱的粗略统计，这种的大宴小酌，日记中记载竟有七十次之多。
他们的聚会，不是酒囊饭袋的麇集，而是睿智雅怀的聚合，大有植、白古风。其中有说过名言“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有大师之谓也”的梅贻琦校长，还有陈寅恪、冯友兰、吴雨僧等一大批文化大师的音容笑貌，也可一睹熊庆来、赵忠尧、沈有鼎、杨武之等大匠的格致风采。即使在抗战中的昆明，虽然极端艰苦，有机会也要聚一次。这是一种心灵契合，山水交汇，岂俗人所能攀附？［1］［1］钱定平《浦江清日记的境界》
《吴宓日记》中记录的联大教授的宴饮、聚餐就更详细了，吴宓习惯性地把每次宴饮的菜品、菜金都写得清清楚楚，当然和谁在一起宴饮，谈的什么话题，座中女性着装、打扮，自然也会收录笔端。1939年9月3日，是吴宓46岁生日。早在8月16日，吴宓的弟子周珏良等人（多为椒花诗社成员）要做诗庆贺其生日，吴宓闻知，先作一首《赋谢诗》。吴宓生日这一天，周珏良、李赋宁、郑侨、王德锡各作一律为祝，“步宓八月十六日《赋谢诗》韵”。这天晚上，吴宓请客，客人有徐芳、张敬、李天真三小姐，艺专校长滕固、联大同仁毛子水等人，以及周珏良、李赋宁、郑侨、王德锡等人。
《朱自清日记》中，也会对菜的味道、好坏做简单评价，席间谈论的话题，如果是学术性的，对朱自清有启发，就会详细地记录下来。以1939年12月为例，朱自清多次参加聚餐会。12月17日，应妻子陈竹隐的建议，和联大吴达元夫妇、余冠英等人去妙高寺野餐。旅途愉快，寺庙内有两株参天古杉，驻军已撤走，环境整洁幽静。他们野餐后，玩桥牌助兴。29日，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李方桂应罗常培邀请，为联大中文系教授讲课，朱自清在日记中记录道：“着重讲了语言学与语音学的不同……他提醒我们汉语中‘老婆’一词在英美语言中就没有相等的词……”晚上，朱自清参加了答谢李方桂的晚宴。30日，朱自清邀请雷海宗夫妇晚餐，“交谈甚有趣，并暴露余甚无知”。
日记中记录的学者的饭局，多是穿衣吃饭、交流谈天，但也折射出一些其他的东西。
梅贻琦的酒量
《梅贻琦日记》中记录的联大学者的宴饮，只简单地交代学者的姓，如果不熟悉联大的教授，看得一头雾水，好在编者有注释。这可能和梅贻琦公务繁忙有关，但他一直坚持写日记。
梅贻琦是联大常委，在校内，他和联大学者有不少饭局；校外，他要和重庆国民党政府、###打交道，还得与云南地方政府、军队、士绅不断应酬。同时，在公务上，也少不了和美国驻昆盟军、英美访问学者打交道。所以，梅贻琦的饭局特别多，好在他酒量颇大，擅饮酒，酒德佳。
梅贻琦之子梅袓彦忆及其父，曾言：“先父在外表上给人印象严肃拘谨，非对熟人不苟言笑，实际上他对生活仍是充满热情的。例如他喜欢喝酒，酒量很大……”考古学大师李济回忆：“我看见他喝醉过，但我没看见他闹过酒。这一点在我所见过的当代人中，只有梅月涵先生与蔡孑民（蔡元培）先生才有这种‘不及乱’的记录。”梅贻琦嗜酒而不酗酒，并且在这一点上也堪称“君子”，以至于被酒友们尊称为“酒圣”。
小事情，可见一个人的修养和境界。1942年6月，梅贻琦和郑天挺由重庆去叙永联大分校考察工作，叙永当地政府招待梅贻琦。《梅贻琦日记》中记道：“菜颇好，但馕肉馅者太多，未免太糜费耳。”还有一次，在出席了重庆英国使馆的便宴后，梅贻琦感慨人家“饭菜极简单，以视吾国人之奢靡，殊有愧尔！”
相对于不得不喝的“公务酒”，梅贻琦很享受与同事、朋友在一起的“生活酒”。在这样的酒桌上，梅贻琦心情很放松，和同事、朋友增进了感情交流，又缓解了时局与校务的沉重压力。喝了酒，他最喜欢的“余兴节目”，是谈诗、听曲（昆曲／大鼓）、独自赏月、看竹（麻将）、或bridge（桥牌）。梅贻琦出差到重庆时，忙完公务，一次老舍邀请他听京戏；一次，张充和为他清唱昆曲。
梅贻琦也有喝高的时候，清醒时少不了责怪自己。一次，张充和请客，梅贻琦赴饮夜归，步抵寓所犹晕晕乎乎，等到清醒，已走过头好一段冤枉路；又有次，云南名流缪云台请客，梅贻琦“甫离席即欲睡”，被人搀扶上床，“已自不知不切矣”；还有一次，史学家傅斯年在饭后请他鉴赏新购的古董，显然因为酒多力猛，把玩间，梅贻琦竟将一柄铜剑的尖端“扳返”，窘得他因之内疚了好长一阵子……［1］［1］方一戈《梅师原来酒亦好》
1945年10月14日，梅贻琦和家人、朋友在东月楼食烤鸭，饮“罗丝钉”，酒甚烈，“又连饮过猛，约五六杯后竟醉矣，为人送归家”。酒醒后，梅贻琦告诫自己“以后应力戒，少饮”。
梅贻琦晚年在台湾病逝，他的公子梅袓彦认为梅贻琦的健康因饮酒过多受到影响。
抗战胜利后的饭局和时局
抗战胜利两个月后的一天——1945年10月28日上午十点半，梅贻琦与清华服务社委员会讨论公务，会后聚餐，梅贻琦为答谢诸君努力，“饮酒约廿杯”。这天晚上，梅贻琦赴章矛尘（章廷谦）之约，同座有傅斯年、杨振声、樊际昌、钱端升、周炳琳、汤用彤，皆北大同人。“食螃蟹，为汉口带来者，余菜亦颇精美。”大家在饭局谈论时局以及学校将来的问题，谈的非常热烈。受所谈问题的影响，这天，梅贻琦在日记中写道：“盖倘国共问题不得解决，则校内师生意见将更分歧，而负责者欲于此情况中维持局面，实大难事。民主自由果将如何解释？学术自由又将如何保持？使人忧惶！深盼短期内得有解决，反而非但数月之内，数年之内将无真正教育可言也！”梅贻琦的忧虑，针对时局而发，他已经看到国民党要打内战，故有此言。而联大师生也面临着两条道路的选择，随后的“11·25”那个晚上在联大校外响起的枪声，以及“12·1”惨案引发的民主运动浪潮都证实了梅贻琦的判断。
1945年11月5日，晚上六点，梅贻琦应闻一多、闻家驷兄弟以及曾昭抡、吴晗的约请，在昆南宿舍潘光旦家，和傅斯年、杨振声一起吃饭，大家喝了9斤多酒。饭后，大家谈政局以及校局问题颇久，至十二点始散。当时，闻一多、曾昭抡、吴晗、潘光旦都已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闻一多、吴晗倾向共产党，有人把闻一多叫闻一多夫，把吴晗叫吴晗诺夫，把罗隆基叫罗隆斯基。对于闻一多的转变，冯友兰不理解，当面问他为何当共产党的尾巴，闻一多说，甘愿做共产党的尾巴，他曾有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显然，梅贻琦对联大教授的思想动态非常清楚，他想持中间立场，这一天，他在日记中写道：“余对政治无深研究，于共产主义亦无大认识。对于校局，则以为应追随蔡孑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恪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谓新旧，今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情况正同。此昔北大之所以为北大，而将来清华之为清华，正应于此注意也。”
“12·1”惨案很快就要到来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应是联大教授左中右派最后的晚餐，“12·1”运动之后，再无这样坐下谈论时局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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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的饯行宴
联大的学者非常重视友情，以聚餐、宴饮的方式，为远道而来的朋友接风洗尘，或者为出国远行者饯行，在战争阴霾的笼罩下，师友弦歌在春城，随着时局的变化和各自人生道路的岔开，萍聚又星散。
1939年春，英国牛津大学敦聘陈寅恪为汉学教授，并授予英国皇家学会研究院职称。陈寅恪因不习惯昆明高原气候，时常生病，又心思与旅居香港的家属团聚，决定于夏天离开联大赴英国讲学。吴宓特意在昆明市的海棠春饯别，时值端阳，吴宓赠诗曰：
国殇哀郢已千年，内美修能等弃捐。泽畔行吟犹楚地，云中飞祸尽胡天。朱颜明烛依依泪，乱世衰身渺渺缘。辽海传经非左计，蛰居愁与俗周旋。
笔者查阅《吴宓日记》，未找到这次请客的记录。有一个注释：1939年4月10日至6月28日的日记，在“文革”被抄没，未归还。
1944年春，联大历史系何炳棣在联大新校舍遇到其师闻一多，此时何在大西门外昆华中学兼课已半年多，有一间宿舍。闻一多想在昆华中学兼课，希望获得两间宿舍，以免城里、乡下奔波之苦，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