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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去唐家菜园，那时，联大的许多人家都有一个这样的小小菜园，用来解决部分的食物。而化学系的高崇熙教授善种花，就种植了一大片唐菖蒲（剑兰）来卖。
谁动了教授的米面
1938年春，经过一个多月的颠簸，周培源一家终于抵达昆明。周家从郊外租借了被称作“马家花园”的住宅。房东是一位马姓团长，西式宅院，堪称豪华。宅院宽大，一家住宿颇为阔绰。于是，周培源夫妇，便邀请新婚不久的任之恭、陶葆柽夫妇入住。
这里一提任之恭、陶葆柽的特殊婚礼，七七事变之后，北平笼罩在紧张的气氛中，他们于7月28日在北平结婚，冯友兰为其主婚。就在这一天，宋哲元的军队撤退，北平失守。当天晚上，城门关闭了，他们在清华预备的新房也没有用，北平就沦陷了。喜庆与惊恐相伴随。这个特殊的婚礼给宗璞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她将这个情节写入她的小说《南渡记》。
周、任两人均是清华学校赴美留学返校任教的物理学家，他们经历相似，志趣相投，患难之际，共处一院，相濡以沫，其乐融融。后来，任之恭在回忆这段生活时，苦难里不无欢悦：
房子的生活设施极好。不仅如此，周是一个南方人（即来自中国的南部），而我的妻子碰巧也是南方人。结果，两个南方人非常能干而且勤劳，而北方人（我和周的妻子）只能坐享我们的两位“吃苦耐劳”者提供的安逸。后来我们甚至有了一个很不错的厨子。他烹饪的猪肉我们非常喜欢吃。他烹饪的方法是在地上挖个坑，在坑的两头支上木棍，架住乳猪，用一种原始但有效的旋转方法来烧烤。我们享受着他做的美餐，但到后来我发现他“欺骗”我们的技巧不亚于他的烹饪天才，让他买米，他把其他东西垫在米桶底部，上面再放上米。看起来好像很满，从而将其余的钱侵吞。后来我们把他解雇了。［1］［1］任之恭《一位华裔物理学家的回忆录》，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2版
任之恭还遇到一次比失窃更糟糕的经历，从昆明回大普集的路上被人抢劫。
那时，清华特种研究所的教授，同时也是西南联大的教授，他们兼顾着科研和教学的重任，经常在大普吉和城边学校之间的道路上奔波。虽然有公路，但他们无车可乘或无钱坐车，进城上课主要靠走路，要从大普吉步行到黄土坡才能搭上马车，当时有自行车的是极少数人。治安很差，回来晚了有危险。
1943年某日，任之恭下课后，天已经很黑了，在路上不幸遇到了两个散兵，他们不仅抢走了任之恭的自行车和为家中买的一袋面以及其他水果、蔬菜等所有物品，还把任之恭捆绑起来后逃走了，任之恭的双手被绑在背后，只好慢慢地走回家。
游国恩：米让挑夫挑走了
1942年暑假，游国恩（泽承）应好友罗常培邀请，到西南联大及北大中文系执教。游国恩是《楚辞》研究专家，1926年就出版研究专著《楚辞概论》。游国恩在西南联大任教时，主要讲授《中国文学史》。
由于日本飞机经常来犯，联大教师多住在乡下。游国恩住在离城二十里的龙头村。乡间住宅条件差，有时甚至漏雨，曾多次搬家。直至1945年7月才搬进城去住。
住在乡间时，游国恩进城上课都须步行（后期有一半路可乘马车），他的课都集中在一两天内上完，授课期间住在城里学校的教师宿舍。由于通货膨胀严重，物价飞涨，薪水入不敷出，游先生当时还兼了两个差，一是在留美预备班讲课，一是在云南大学附中教国文，教学任务极为沉重。不仅如此，向来不过问家务的他还要负责买米和买柴炭。
游先生每逢发了薪水，就从城里买两袋米，请肩夫挑回乡间家中。有一次他随着肩夫走到大西门，肩夫竟故意在乱哄哄的人群中快步行走，走得不知去向。游先生丢了米，就买了两根甘蔗扛回家。夫人问他：“米在哪里”？游先生笑着说：“让挑夫挑走了。”但他随即又说：“他比我更需要。”关于这段艰苦的生活，游先生曾写过一首题为《昆明大西门外口号》的诗，可作为当时情况的写照：“先生墨者懦，一生得枯槁。栖栖牛马走，仆仆沮洳道。持此衰病躯，犯死换温饱。摇摇战风霜，城上有劲草。”［1］［1］游宝琼《游国恩先生在西南联大》
姜立夫、叶楷碾米
1937年，姜立夫因为夫人胡芷华（胡敦复、胡明复、胡刚复的小妹）分娩期近，没有随同南开师生南下，暂时停留在天津等待夫人生产。9月份，儿子出生，半百得子，让姜立夫非常高兴，给他取名“伯驹”（姜伯驹后师从江泽涵，成为拓扑学专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誉满中西）。1938年8月，北方局势恶化，姜立夫带着全家迁到上海，11月，姜立夫的第二个儿子出生，取名“仲騄”。当时，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已经在昆明组建联大，要求姜立夫回校。
姜立夫牵挂着内陆的广大师生，把妻子和尚在襁褓中的两个儿子留在上海，自己义无反顾地独身前往联大。此一别，八年不能相见，直到抗战胜利后，姜立夫一家在上海团聚。
姜立夫只身一人在昆明，幸好有侄女姜淑雁、侄女女婿叶楷一家相伴，生活上相互照顾。叶楷1933年留学美国，1936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曾任北洋大学、清华大学教授。抗战时任清华大学无线电研究所教授、西南联大电机系教授、系主任。1943年，西南联大数学系缺教师，姜淑雁到数学系任教。抗战期间，姜立夫夫人胡芷华则在上海大同大学任教。
在昆明，姜立夫任西南联大数学系教授，除了教学工作，他主要从事两项重要的活动。
一是成立“新中国数学会”。这个学会是因抗日战争时期，交通不便，中国内地的数学家们鉴于当时西南的科学空气相当浓厚，原在上海成立的“中国数学会”与西南各省无法联络而成立的。成立会1940年在西南联大召开，选举姜立夫为会长，理事有熊庆来、陈建功、苏步青、孙光远、杨武之、江泽涵、华罗庚、陈省身等人，陈省身任文书，华罗庚任会计。
二是受命担任“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筹备处主任，在陈省身的协助下开始筹建工作。“中央研究院”成立于1928年，因国内现代数学研究基础薄弱，当时未能成立数学研究所。后来在姜立夫、熊庆来等人的努力下，渐成气候，条件成熟。1940年底，“中央研究院”拟增设数学研究所，聘姜立夫为筹备处主任。当时他患病已久，在1940年12月25日致傅斯年的信中，他写道：“十二指肠内有疮，年来时发时愈，医生谆嘱节食静养，教课之外，不许旁骛。”但是，为了现代数学在中国的发展，他毅然受此重任。1941年3月，经“中央研究院”评议会通过，数学研究所筹备处在昆明成立，姜立夫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对数学所研究人员的延聘、研究工作的开展、图书资料的积累、经费的筹措、机构的建设乃至所址的选取等问题进行了周密的思考与论证，并马上以极大的精力着手克服面临的困难。陈省身先生在《立夫师在昆明》一文中指出：“立夫师任筹备处主任。他洞鉴了当时中国数学界的情形，只求切实工作，未尝躁进，树立了模范。”
当时联大教授承担着繁重的教学和科研任务，而生活没有保障，大学者也要为吃穿劳神费心。
姜淑雁在《怀念慈爱的叔父姜立夫教授》文中写道姜立夫、叶楷领“公米”和碾米的故事。因为物价飞涨，为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政府发给联大的教授一种价格低平的所谓“公米”票，凭票可领取一种极粗的糙米。可是，管这种“公米”的人，也往往凭借这点小小的权力刁难人，给领米的人不必要的难处，等到花费许多时间气力把米领到手，却米质粗糙，难以下咽。姜立夫先生患胃溃疡、十二指肠出血症，更不宜食用糙米。于是，必须将糙米送往碾米厂加工，从米仓到碾米厂，还有一段路程，所以不能肩负，就得雇马车。这已够难的了，尤甚的，碾米的人，总是排着长长的队，一个接一个地把米袋提上碾机，机器刷刷地开动，你就得张开口袋，等着碾过的米从斗中倾入。就这样一份工作，必须眼疾手快。姜立夫和叶楷都不是这方面的“能手”，经常把米撒了一地，等不到拾捧，后面等着的人们就上来了，撒落的米就只好白白地丢掉。为了每月能领到这点“公米”，不得不花费一整天的时间，花费许多精力，可是，等把米弄回家，往往只有半袋。
朱德熙初品干巴菌
干巴菌，是昆明的土特产，是昆明人待客的上等佳肴。它生长在阴暗潮湿的松树松毛多的地方。干巴菌不像一般菌子是圆扁的，而是一坨一坨的，那模样像腐朽的棺材板，也可以说是一坨干了的牛粪，一句话，样子不好看。笔者觉得用牛粪来形容干巴菌，有点唐突这人间美味，可是看到干巴菌的样子，肖其形，像极了。
汪曾祺是怎样描述干巴菌的呢？“有一种菌子，中吃不中看，叫做干巴菌。乍一看那样子，真叫人怀疑：这种东西也能吃？！颜色深褐带绿，有点像一堆半干的牛粪或一个被踩破了的马蜂窝。里头还有许多草茎、松毛、乱七八糟！可是下点工夫，把草茎松毛择净，撕成蟹腿肉粗细的丝，和青辣椒同炒，入口便会使你张目结舌：这东西这么好吃？！”
朱德熙在西南联大求学时，一次，听到唐兰先生讲的古文字学，产生浓厚的兴趣，从物理系二年级转到中文系，师从唐兰先生专攻古文字学和甲骨学。朱德熙和汪曾祺就是在这个时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两人一生的友情，可谓君子之交淡如水。而他们的友情也洋溢着干巴菌的清香滋味儿。
在朱德熙的夫人何孔敬的回忆录中，我们可以多次看到关于昆明干巴菌的记忆片段。朱德熙的老师唐兰先生是美食家，在西南联大的老师中，恐怕只有唐先生家知道如何拣除干巴菌的松毛，松毛拣不干净，吃到口里如同针扎。朱德熙第一次吃干巴菌，就是在唐兰先生家吃用干巴菌做的打卤面，味道非常鲜美。
一天，朱德熙到唐先生家里去。见到唐先生和师母在屋檐下聚精会神地挑拣干巴菌中夹杂的一根根烂了的松毛。唐兰看到朱德熙来了，故意问他见过这东西没有。朱德熙还以为是什么新发现的古物，看着朱德熙大惑不解的模样，唐先生很得意地哈哈大笑：“我估计你也不会知道，这就是昆明野生菌子干巴菌，样子很不好看，吃起来非常好吃。”唐先生留下朱德熙吃师母做的面。朱德熙吃过，大饱口福，意犹未尽地对当时的未婚妻何孔敬说：“奇怪，唐师母做的打卤面真鲜，好吃极了。”
朱德熙难忘干巴菌的美味，结婚前对何孔敬说：“看样子真可怕，想不到吃到口里有股子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