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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衣物书籍而维持生活，他的夫人现在正在设法寻找工作，而他自己则回到昆明去担任中国最高学府的校长。跟梅贻琦相比，蒋梦麟的经济境况还稍胜一筹。梅夫人化名找到一个工作，结果被发觉，只得中辍。”1939年3月1日，蒋梦麟在致胡适的信中写道： txt小说上传分享
“北大功狗”蒋梦麟（4）
现家移乡间居住，新构茅屋20余间，为此处同人疏散之备……地离昆明四英里。每逢警报，高朋满座。两星期前，几乎每日有警报。近来颇安静也。沈茀斋（沈履，之前任联大总务长）赴川大任教务长，联大总务长以郑毅生（郑天挺）继任，樊逵（樊际昌）仍任教务长。昆明一年以来百物腾贵，米每石已涨至100元以上，前年每石7元。人人叫苦……炭每石近16元。猪肉每斤1元7角。盐每斤6角。鸡蛋每枚1角。同人8折支薪，每月入不敷出。人口较多之家，有午吃饭而晚饮粥者。学生方面，政府每月给贷金14元，幸官米每石50元，犹能吃菜饭充饥。营养大成问题矣。
蒋梦麟信中提到的“乡间新构茅屋20余间”，是北京大学在昆明北郊岗头村新建的北大教授临时宿舍。那是一处基本上由茅草屋顶和土墙的房舍构成的中式院落。木条组成的窗子上没有玻璃，糊着白纸，有的连白纸也没有，而是糊着出国留学生考试的试卷来阻挡风沙。
院子中间也种菜，也栽花，还栽了好多竹子，这些竹子是住在这里的人，有蒋梦麟、章廷谦（即《鲁迅日记》中的作家川岛，时任职北大办事处，蒋梦麟的秘书）等人，从附近一个叫虚凝庵的庙里一株两株地移来的。北大教授宿舍旁边，隔一条山涧，还有一个相当大的防空洞，依山凿洞，支以木柱，可容三十人。这防空洞，是居住在此的北大教授一起动手挖掘的，章廷谦非常意外地从挖掘的土中捡到了三叶虫的化石。
在这处临时宿舍里，周炳琳、赵迺抟（北大经济系主任）、杨振声（北大中文系教授，五四时期著名文学家）、吴大猷（北大物理系教授，后来曾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饶毓泰（北大物理系教授、理学院院长，我国物理学界的一代宗师）、孙云铸（北大地质系教授、系主任、地层古生物学家，新中国成立后任地质科学院副院长）、戴修瓒（北###律系教授，曾任京师地方检察厅检察长、最高法院首席检察官）、张景钺（北大生物系教授、系主任）、崔之兰（北大生物系教授、因联大规定夫妇不能在本校任职，1938年秋应聘云南大学生物系教授、兼系主任）夫妇、雷海宗（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西南联大历史系主任）等教授，章廷谦副教授，各住一间茅草房。蒋梦麟校长则住在正北的三间瓦房中。
据吴大猷所述：
那七间小房的分配，是以先入为主为原则的。饶老师、周炳琳夫妇、杨振声（今甫）先生各住了一间；我夫妇及陈嫂再加上她的小孩子统睡在一间里；章廷谦夫妇和三个孩子一间；戴修瓒夫妇和一个女孩住一间；剩下的另一间，由孙云铸太太（带一个孩子）、刘云浦太太（带一个孩子）四人合住；孙、刘两位先生只好在那间公用大厅里搭行军床，睡“统舱”了。赵迺抟（字濂澄）则只得屈居在大厅旁边那间小室里。“统舱”除住单身汉外，还有一大用场，即是打牌的战场，那时已有了基本队伍，即孙、刘、戴、章、饶五将，不愁三缺一了。这时咖啡尚买得到，晚餐后，周、杨二位时常来我家聊聊天，喝杯咖啡。虽一间小小斗室，确兼有卧室、书房、饭厅等多种用途。
“北大功狗”蒋梦麟（5）
据章廷谦《在昆明》记载，北大在昆明北郊岗头村的宿舍虽然小而拥挤，但一到礼拜六，大家买些蔬菜食物回去，连孩子们都盼着礼拜六快点到来，回乡下。住在城里的朋友们，也在休息日和过节的时候下乡来。“就请他们宿在也是我们大家的图书室、客室、饭厅、游艺室的一间两开间敞的草屋子里”。
蒋梦麟在联大办公时，住在昆明邱家巷二号。1938年12月17日，北大四十周年纪念，那天，借云南大学的会泽堂开了一个纪念会，会后，北大的教授们到蒋梦麟住宅聚餐。大家都期待着胜利，憧憬着马神庙北河沿一带的风物，看见彼此额上的皱纹和两鬓的白发，唏嘘感叹。
自嘲是“北大功狗”
蒋梦麟一生的事业在北大，他说：“从1930年到1937年的7年内，我一直握着北大之舵，竭智尽能，希望把这学问之舟平稳渡过中日冲突中的惊涛骇浪。在许多朋友的协助之下，尤其是胡适之、丁在君（文江），和傅孟真（斯年），北大幸能平稳前进，仅仅偶尔调整帆篷而已。”在昆明，蒋梦麟也是殚精竭虑为了联大的团结和北大的发展，“和而不同”是联大胸怀，刚毅坚卓是联大校训。北大心理学教授、联大三青团负责人陈雪屏在《“和光同尘”与“择善固执”》中写道：“西南联大所以能始终如一联合在一起以至抗战胜利，三校复原，而三校之间精神上的契合无间，且更胜于前，我们不能不归功于蒋梦麟。”叶公超也说：“整个抗战期间，大后方的高等教育没有间断，而能继续为政府培植人才，孟邻先生个人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然而，抗战胜利前夕，北大人事上发生了一个大变化。这是由蒋梦麟引起的。1945年6月，蒋梦麟去重庆任行政院秘书长，此事引起北大同仁不小的波动。早在年初，蒋去美国考察教育，遍访美国东部、西部、中部和北部。北大教授们曾希望他此次访美能洽购一些仪器、图书，并物色新教授，以为胜利复校的北大建设有所裨益。蒋在美期间即应就秘书长之职。此事他事前既未与北大任何人商量，事后又不来信与教授们解释，引起一些人的不满。
6月底，北大教授会讨论此事，会议上郑天挺等教授主张根据《大学组织法》大学校长不得兼职的规定，既从政就不能兼任大学校长，蒋应辞职，建议在美国的胡适先生任北大校长。在胡未回国前，一些教授则主张应由周炳琳、汤用彤、郑天挺三人中之一人代理校长。但三人均表示无意此职。9月份，###决定胡适为北大校长，傅斯年为代理校长。
1945年8月7日，蒋梦麟回到昆明召集教师茶会，坦诚地言称：他欲兼任北大校长却违反了自己手订的大学组织法，最初未想及此点，经朋友们的提示和劝告，决计辞去校长职务。据与会的人士观察，“他讲话的态度极好，得着大家的同情”。蒋氏在北大的“谢幕”，未失他一贯的风度。［1］［1］马勇《蒋梦麟与北京大学》
至此，蒋梦麟与北大的缘分已尽，他走向了仕途，他执掌北大的经历已经化为记忆和往事。1949年，蒋梦麟和傅斯年都选择去了台湾。傅斯年在台湾逝世前曾说过：“蒋梦麟的学问虽不如蔡元培，办事却比蔡元培高明。而我的学问及不上胡适，但办起事来，要比胡适来得高明。”傅斯年接着批评蔡、胡两位校长，办事真叫人不敢恭维。一旁的蒋梦麟听了深表赞同，并对傅斯年说：“蔡、胡两位先生是北大的功臣，而我们两人不过是北大的功狗罢了！”如此妙喻，尽显梦麟先生的性格，其中既有掩饰不住的自得，也有那么几分苦涩的成分。
清华终身校长梅贻琦（1）
清华的“终身校长”
梅贻琦（1889~1962），字月涵，天津人。梅贻琦的父亲有传统功名，原有产业，庚子拳乱期间被洗劫一空，家道从此中落。时梅贻琦12岁，他下有四个弟弟、两个妹妹，最小的梅贻宝才1岁。家道中落的困境，可能造成他沉稳寡言的性格。
1904年，梅贻琦入张伯苓创办的敬业中学堂（南开前身），他是第一期学生，与周恩来交往甚密。当时周恩来经常到梅家找梅贻琦温习功课，有时候通宵达旦。1948年底，梅贻琦和夫人韩咏华离开北平。梅贻琦去世后，其夫人韩咏华应周总理之邀，1977年由美国回到北京定居，受到邓颖超的热情接待。宴请时，特意由天津狗不理的名厨师做了一桌天津菜。
1908年梅贻琦被保送入保定高等学堂，后来，考取“庚款”留学资格，是首批清华招考的留美公费生。其同届同学徐君陶回忆，自己在看榜时，见一位不慌不忙、不喜不忧的学生也在那儿看榜。看他那种从容不迫的态度，觉察不出他是否考取。后来在船上碰见了，经介绍，才知道是梅贻琦。当时人们留美都选的是中国人熟知的学校，比如徐君陶选麻省理工，梅贻琦却单独去了东部的伍斯特理工学院。徐君陶后来才听说那是一个有名的工业大学，认为梅贻琦的选择确和一般人不同。
在美国留学期间，梅贻琦不时将节省下来的公费，寄回家中，作为弟弟的学费，资助他们求学。1914年，梅贻琦自伍斯特理工学院学成归国，获电机工程硕士学位。
1915年，他应清华之聘当教师，不久便厌倦了。回天津见恩师，张伯苓不同意：“你才教了半年书就不愿意干了，怎么知道没兴趣？青年人要能忍耐，回去教书！”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他的一生，从此就与清华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其中单是校长一职就做了17年。1931年，梅贻琦出任清华校长，自此后一直到他在台湾去世，一直服务于清华，因此被誉为清华的“终身校长”。
梅贻琦的教育思想
学者风度，温文尔雅，寡言少语，勤俭节约，民主通达，公正无私，梅贻琦从一开始就赢得了普遍的尊敬。
与胡适相比，梅贻琦显然没有“暴得大名”的胡博士那么风光，他的一生仅仅做成了一件事，那就是成功地管理清华并奠定了清华的校格。据陈岱孙的说法，这主要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师资人才的严格遴选和延聘，这是“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具体表现，这句话近年来也常为时贤所征引；二是推行一种集体领导的民主制度，具体的体现就是成功地建立了由教授会、评议会和校务会议组成的行政体制。令人遗憾的是，1949年之前大学形成的一些传统，比如教授治校，在后来的高等教育中失传。 。 想看书来
清华终身校长梅贻琦（2）
在近代中国高等教育史上，梅贻琦是一个罕见的人物。他之所以罕见，台湾研究清华校史的学者苏云峰认为，基于下列三个事实。（一）他并无高级学位（荣誉博士学位受赠于1940年），却能率领诸博士群，人人佩服。（二）在抗战之前就使清华大学领先各大学，成为理工教学与研究重镇，跻身于世界学术之林。（三）在抗日战争前后近20年的###风云中，他尚能保持清华校园的基本安定，继续发展，没有成为学生攻击的对象。
建立在联大模式基础上的教育体制，主张通识教育、思想宽容和学术自由。当时梅贻琦校长被要求加入国民党，但他保卫了联大的自由，以免受制于党。尽管国民党任命的人占据了联大领导层的一些关键位子（联大三青团负责人陈雪屏和训导长查良钊），但却难以改变联大的高度自治。［1］［1］郭晓东《联大模式对公共知识分子的影响》
梅贻琦认为大学教育应具有儒家思想主张的“新民”使命，人才的培养应向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