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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行之，其结果也必然是适得其反。鲁迅正是这样看问题的。正因为他重视创作的社会效果，他才强调创作本身的内在规律，《阿Q正传》的创作过程很可以说明这一点。众所周知，鲁迅创造阿Q这个形象就是“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灵魂来”，而且，“阿Q的影象”在作者“心目中似乎确已有了好几年”，不但创作目的明确，并且早有准备。但在具体创作的时候，阿Q的形象却似乎脱离了作者的主观考虑而独立活动起来，不是它服从作者的意图，而是作者要顺从它的发展。当初有人嫌“阿Q之收局太匆促”，怪鲁迅“如此随便给他一个‘大团圆’”。鲁迅解释说：“其实‘大团圆’倒不是‘随意’给他的；至于初写时可曾料到，那倒确乎也是一个疑问。我仿佛记得；没有料到，不过这也无法。”《华盖集续编的续编·〈阿Q正传的成因〉》。这说明，阿Q的命运，阿Q的形象发展，不是事先有意计定，精心安排的，不是出于要达到什么目的，收到某种效果的考虑的，而是水到渠成，自然而然形成的。这意味着感情活动的规律在起作用，什么感情呢？那就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正是鲁迅对阿Q这个人物的这种态度，在阿Q形象的运动中，潜意识地、自然而然地发挥着作用。这时，创作的指导思想，社会目的和效果的考虑，早已不是念兹在兹，而是由有意转到无意，由自觉转入自发，亦即在暗中潜在地发挥作用。而这种作用过程，是作者往往并不意识到的，而愈是不意识到就愈有创造性。王蒙说过：“创作之所以成为创作，不仅对于读者是新鲜的，而且对于作者也是新鲜的，不仅能出乎读者的意料，而且能出乎作者的意料。”这些话没有深切体验是说不出来的。
鲁迅在强调创作的社会目的和效果的同时，也重视创作的心理规律，他反对把问题简单化，反对创作的指导思想直接“干涉”、作用于创作的具体过程。他在逝世前不久写的《这也是生活》一文中，非常深刻而又非常生动地阐述了他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这篇文章，主要驳斥了那种要人们吃西瓜也应该想到国耻和爱国的“左”得可爱的怪论，其观点完全适用于艺术创作。鲁迅是这样说的：
教人当吃西瓜时，也该想到我们的土地的被割碎，像这西瓜一样。自然这是无时无地无事而不爱国，无可訾议的，但倘使我一面这样想，一面吃西瓜，我恐怕一定咽不下去，即使用劲咽下，也难免不能消化，在肚子里咕咚的响它好半天。这也未必是因为我病后神经衰弱的缘故。我想：倘若用西瓜作比，讲过国耻讲义，却立刻又会高高兴兴地把这西瓜吃下，成为血肉的营养的人，这人恐怕是有些麻木，对他无论讲什么讲义，都是毫无功效的。
6 鲁迅论创作目的（5）
鲁迅认为对正常人吃西瓜时讲国耻，会使他难以下咽，因而有损他的健康；对听了这种宣讲而照吃不误的人——那肯定是麻木不仁者之流，讲得再多也毫无用处。总之，对前者有害，对后者无益，所以鲁迅反对这种做法，而且事实上，有谁会真的一面吃西瓜、一面想国耻、想政治的呢？鲁迅说：
我没有当过义勇军，说不确切，但自己问：战士吃西瓜，是否有大抵一面吃，一面想的仪式呢？我想：未必有的。他大抵只觉得口渴，要吃，味道好，并不想到此外任何好听的大道理。吃过西瓜，精神一振，战斗起来就和喉干舌敝时候不同，所以吃西瓜和抗敌的确有关系，但和应该怎样想的上海设定的战略，却是不相干。这样整天哭丧着脸去吃喝，不多久，胃口就倒了，还抗什么敌。
然而人往往喜欢说得稀奇古怪，连一个西瓜也不肯主张平平常常的吃下去。
鲁迅不否认吃西瓜与爱国有关系，但他认为吃西瓜有吃西瓜的生理、心理学的规律，那就是“口渴，要吃，味道好”，这样吃进去就容易被消化、吸收。可见吃西瓜纯是出于一种生理的需要，也是一种口腹之享。至于吃西瓜与抗敌救国，虽不能说风马牛不相及，至少也是终隔一层，吃西瓜时恐怕连想都没有想，而愈是不想，愈不意识到这种关系和联系，愈不懂得吃西瓜的目的性，吃西瓜的效果便愈好，因而吃西瓜的目的就愈能达到——“吃过西瓜，精神一振，战斗起来就和喉干舌敝时不同”。可见抗敌救国这个政治目的，只能通过吃西瓜本身的规律，间接地达到。如果不这样，不承认吃西瓜本身有什么规律，而简单地让抗敌救国直接干涉、参与和作用于吃西瓜的过程，那就会事与愿违，势必“整天哭丧着脸去吃喝，不多久胃口就倒了，还抗什么敌”。这时候连抗敌救国本身也不存在了。我们还可以吃饭为喻。谁都知道，吃饭是为了活着，而不是活着为了吃饭。但具体到吃饭的时候，谁会注意到吃饭的目的呢？人们在吃得津津有味的时候根本不会去注意和考虑要达到什么目的，这时起作用的只能是食欲和馋欲，这便是吃饭的规律。詹姆士说得十分直截了当：“当人吃饭的时候，一万万人中没有一个会想到它的有用。他所以要吃是因为食物的味儿好，使他吃了还要吃，假如你问他为什么还要再吃像这样滋味的东西，他不会尊重你是一个哲学家，而要笑你是个傻瓜，那香味的感觉和此感觉所唤起的动作之间的连结对于他是绝对的、自然而然的。那是最完备的一种先天的连结，它本身就是证明用不着旁的证明。”《疯狂心理》英文版第133页。心理学家证明，对于行动的强烈欲望“不一定意味着我们知道这类行动的最终目的、目标和后果。就连所谓‘生物组织需要的动机’也是如此。我们因为感到饿而吃东西，不是因为得到营养而可以生存”。《心理学纲要》文化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下册第360页。这些说法是实事求是的，是没人能够否认的。所以吃饭虽是活着的手段，但在真正吃饭时，它却由手段转化为目的了。岂止吃饭，很多事情都是这样，总体上愈是目的明确，愈是有意识的，那么完成总体过程中的个别成分就愈是无目的，愈会无意识地进行，就连活着也是如此，人不是首先必须弄清楚为什么活着才活下去的，人活着常常是不自知的，人并不时时考虑生活的目的，然而人仍然会长久地活下去的。这叫为生活而生活。为生活而生活才是真正的生活。这同样适用于创作。创作是有社会目的的，但在实际的创作过程中，创作本身却成了目的，只有这样创作出来的作品才能较好地达到社会目的。格罗塞早就提出这样的观点：“人们致力于艺术活动最初只是自己直接的审美价值，而它们所以在历史上被保存下来和发展开去，却主要地因为具有间接的社会价值。”他所说的审美价值即艺术本身的价值，也就是为艺术而艺术的意思。他接着发挥说：“我们的确有权利要求艺术去致力于社会功效的方面——就是，在道德方面的，因为艺术是一种社会的职能，而每个社会的职能都应该效力于社会组织的维系和发达，但是我们倘使要求艺术成为道德的，或者正确一点说，成为道德化的，那我们就不对了，因为我们的那种要求等于使艺术不成其为艺术，艺术只有致力于艺术的利益的时候，才是艺术最致力于社会利益的时候。”《艺术的起源》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340页。厨川白村也主张“为艺术而艺术才能尽到为人生而艺术”。郭沫若曾说：“有人说文艺是有目的的，此乃文艺发生后必然的事实，为艺术的艺术与为人生的艺术，这两种派别大家都知道是很显著地争执着。其实这不过是艺术的本身与效果上的问题，如一棵大树，就树的本身来说并非为人们要造器具而生长的，但我们可以用来制造一切适用的器物。”《文艺论集》第88—89页。就是鲁迅自己也是这样主张的。他在谈木刻的一封信中强调指出：“木刻是一种作某用的工具是不错的，但万不要忘记它是艺术。它之所以是工具，就因为它是艺术的缘故。”《致李桦》1935年6月16日。话说得再明白不过了。*以最明确的语言这样写道：“作家绝不把自己的作品看做手段，作品就是目的本身。无论对作家或其他人来说，作品根本不是手段，所以在必要时作家可以为了作品的生存而牺牲自己个人的生存。”《*恩格斯论艺术》第四册第242页。照这样说，艺术作品本身成了目的，而艺术家倒成了手段了。。 最好的txt下载网
6 鲁迅论创作目的（6）
不但艺术创作是这样，就是科学研究也是这样。杨振宁博士最近在《关于知识分子和国家前途的演讲》中指出中国发展科学技术常常采用攻关的办法，但是，假如对于科技的发展，认为必须采用攻关这种惟一的方法，那就会犯相当严重的错误，因为真正突出的贡献，绝大多数是无法用攻关的办法可以取得的，必须同时采用散兵战术法。即不必有一个预先固定的目标，只需要一个不清楚的目标，让几个人放手去做科学研究。现代许多重大发现、发明都是这样做出来的。由此可见，即使在科学研究中也要懂得和承认感情的作用，也要懂得和尊重研究者个人的兴趣和爱好。科学家从事科学研究，追求真理，主要也是出于情感的需要，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感情活动。就是纯数学，这个高度抽象领域的研究也不例外。英国心理学家M．波兰尼说：“纯数学呈现给我们一个巨大的智力建筑，建立它完全是为了理解上的享受，它没有别的目的，任何不为它内在的光彩而热爱和赞赏数学的人，对数学都是一无所知的。”对于热衷于数学研究者来说，数学具有一种音乐美，“数学是概念的音乐，音乐是感觉的数学。”《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丛刊》1984年第3期第26页。
感情活动既是自发的，自由的，无目的的，就必然是不期然而然，或不可预期的、偶然的、随机的，“情无定位，触感而兴”即此之谓。别林斯基描述说：“艺术家感觉到创作的要求，这要求是突然地，出乎意外地，不得许可并且完全跟他的意志无关地临到他身上来的，因为他不能指定哪一天、哪一小时、哪一分钟来进行创作活动；这便是创作的自由，便是创作对创作者的独立！”《别林斯基选集》第一卷第177页。事实上，也只有处在这种状态，出现这种状况，才会有所谓创作。逻辑分析和推理不但不能创作，甚至还妨害创作。现代心理学称创作思维是发散性思维。这种思维总是沿着各种不同的方面和方向毫无拘束地进行活动，它能够自动重新组合眼前的信息和记忆系统中的信息，从而产生出新的信息，这便是创造。当然信息常常并不是一下子就变成完整、成熟的构思，要让它发酵，发酵得好就能成为醉人的甘醇，不用说，这一切都是在潜意识中完成的，而感情活动或艺术创作当然也是这样进行的。这显然不是有意识的逻辑思维力所能及的。现代心理学研究表明：“无意识受来自客体的信息太复杂和非线性所制约，以致借助逻辑——符号思维也无法完全理解这个信息。这个信息很难接受结构作用，以致它也无法符合这个思维的精确的框框。”《现代心理学发展中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译文集一）第91页。梁启超曾说：“我是感情最丰富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