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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指出的是，我们过去所说的理性，认真说来并不是真正的理性，并不是从实际生活中抽象出来的科学概括，而是凭主观臆断而来的一些固定的思维模式。其最根本的是所谓阶级分析。阶级分析并不错，*主义的灵魂就是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所以阶级分析作为一种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其关键是阶级分析，而我们过去所讲的阶级分析，根本谈不到分析，只是简单的分类。而分类又只是根据一些并不科学的标准用一刀切的办法把人“切”成几大类。这就决定了人的本质、人的价值和人的命运。更有甚者，把这一套模式推向极端，把它变成一把刀子。“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其此之谓乎？人们处在被切的地位，而一旦被切在人民之外，那就永世不得翻身了。难道这是*主义的阶级分析吗？这是理性认识吗？凡理性，凡真理都不能蔑视和违背事实，也不能蔑视和违背人之常情和人类的良知。只有非理性和反理性的东西才会这样。《庄子·田子方》中讲过一句话，“中国（指鲁国——引者注）之君子，明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礼义而违背人心，那只能是骗人的无理说教。鲁迅有言：“提倡虚伪道德，蔑视了真的人情。”虚伪道德是逆情背理的东西，其蔑视人情是必然的。
余论（3）
我们过去就是用这种并非理性的理性来规范人、改造人、塑造人的。要求人的视、听、言、动，全以这种理性为依归，务求非理勿视，非理勿听，非理勿言，非理勿动。这样，人就沦为理性的工具了。我们所讲的艺术创作与变态心理的这篇道理，就是企图对蔑视人情和蔑视人的那种理起一点廓清的作用，冀收矫枉之功于万一耳。再版说明
很多事情都可以做“时尚”“经典”之划分。
时尚——新颖、鲜活、短暂、鱼龙混杂、来去如潮……
经典——陈旧、稳固、经久、精华荟萃、源远流长……
时尚中的浮华随风飘逝，时尚中的精华沉淀下来变成了经典。时尚令人狂躁，经典让人沉醉。人世，便是在无休止的时尚与经典的演变、交错、相生相克中进行下去的。于是，人们的工作也可分为制销时尚和延续经典两部分。今天，我们将吕俊华先生20多年前出版过的《艺术创作与变态心理》由作者修改后再版，便是做了一件延续经典的工作。有点像将贝多芬的音乐重新演奏、录音、灌制。至于将书名更改为《艺术与癫狂》，则纯属市场行为，绝无学术意义。几分无奈，几分投机。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文艺便试图摆脱政治的囚困、猥亵，并开始踉跄地向正轨靠拢，《艺术创作与变态心理》便是那个时代背景下的作品。说这本书是经典，不仅因为它是中国新时期文艺变态心理学研究的开山之作，有着显赫的历史地位，更因为它至今仍然放射着学术光彩，至今还是从心理学角度了解、研究文艺的必读之物。
人们应该从多角度、多层面研究文艺，包括心理学的角度，但在中国，这个角度的研究历来是较薄弱的。虽然我们已经翻译了不少这方面的论著，然而因为中国文艺与西方文艺存在着较大差别等原因，使得西方的这类著作在中国难免会有些水土不服，会有些隔靴搔痒之感。相比之下，吕先生的《变态》便有了“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价值和地位。西餐到中国要“改良”，洋车到中国要调校，《变态》使国人倍感亲切和实惠。
文艺创作的主观精神情感特点，使得心理学角度的研究更容易寻到其根本，切中其要害。尤其是大师级的文艺家及其创作，心理因素的作用往往更大——屈子、李白、凡·高、八大山人、贝多芬、鲁迅……其实何止心理，生理因素的作用很可能也大大超出我们现在的认知。如果说复杂多变的文艺家及文艺创作被层层表象所包裹，那么《变态》的价值是它不止于揭开了文艺的面纱，也不止于扒掉了文艺的外衣，它已经触及了文艺的*。
归根结底，文艺当属人类抒情表意的一种途径。抒常人之情，表庸人之意，加之俗常的抒表形式，便有了平庸的文艺作品（甚至不能称之为文艺作品）。反之，便是非常态，便有了超凡脱俗的文艺家、文艺作品。非常态，必然倾向变态。文艺创作与变态心理就这样牵上了手。
这个手是怎样牵上的？牵成了什么样子？这就是《变态》一书所研究的问题。什么恍惚、梦幻、无我、移情、神游、痴迷、癫狂……之类的平常生活中的变态表现，到了文艺创作的世界，便都成了不可或缺的、难能可贵的常态。
大量的古今中外的旁征博引，还使《变态》具有了经典性的资料价值，可兼为一本独特的助学、助教的文艺工具书。
时下再版这本书，从市场的角度考虑可能不值得，但从文化、责任的角度看却很有必要。作家出版社选择了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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