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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整理清点图书。不仅为抖去灰尘，将书架擦拭干净，更重要的是不断熟悉每册书、每一类书。在整理过程中，可按不同要求重新分类码放，如按题材内容，或按出版社，或按画家，或按表现形式，或按开本规格等。清理的过程就是熟悉的过程，清理连环画，其心情就如同照料孩子一样。每整理清点完一遍，心中底数就更加清楚明了，有助于准确掌握自己“财富”的状况。
我大学毕业后参加工作，第一年就用自己的工资添了一个书柜，从此所藏的书都摆进柜里存放，条件又改善了。至于那个小书架，我留给妹妹摆放她们的书和物品。
真正致力于收藏的人，对书的品相要求是很严格的，这点我上中学后就逐渐做到了，我的书不再是那种污损脏旧的样子，而是以平整如新的面貌摆放在书柜里。
我的书绝大多数是一版一印。这点很重要，也是藏书人追求的目标，一版一印各方面的价值都高嘛！但是，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内，我对这一点并不看重，缺乏足够认识。甚至有时因某种情况放弃一版一印，而换成其它版次。
1959年，见到罗兴与王亦秋二位名家联袂画出套书《林海雪原》，我很高兴，很快买到第一册《奇袭*山》。转年，即1960年，第二册《三路分兵》与第三册《深入虎穴》相继问世，我也接着买到。忘记是书店进货少还是卖得差不多了，反正我这两本书的品相不如人意，尽管是新书，但不平整，有绳子勒过的痕迹，而且裁切得不规整，有点歪斜，看上去不舒服，摆在书柜里同其它书一比较，更是刺眼。我心里装着这件事，总想换掉这两本书。我到书店，剩下的几册情况类似甚至更糟，只得暂时作罢。
过了几个月，书店柜台里又摆出《林海雪原》二、三册，我拿过书看了看，原来是第二次印刷的。由于品相上佳，我当即掏钱买下了。有了品相好的新本，我就将那两册品相差的处理掉了。如今这部书的老版本，4册是一版一印，唯有第二、三两册，是第一版第二次印刷。
这件事比较典型地说明，虽然那时我已藏书多年，而且书也上千册，但脑子里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收藏观念，收藏意识淡薄。说穿了，收藏家这名衔与我无缘，那是别人封的。我自认，充其量不过一个攒小人书的而已。
14 搞“四清”
参加工作，就意味着有了收入，从此经济独立，再也不用依靠父母了。
有了收入，花钱自由得多，买书也更方便。虽然还做不到出一本买一本（其实也没那个必要），但选择空间更广阔了，凡是自己喜欢的、看中的，都能够请入账下，收进柜中。
毕业不久，1965年元旦刚过，我被抽调到京郊通县去搞“四清”，郑重的说法，就是担任工作队队员，去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当时北京市委一些领导人和机关干部，都在通县蹲点，摸索和积累进行农村社教的经验。我被分配到大稿村，那正是邓拓同志蹲点的所在地。我和同一批分来的同志，主要负责文化宣传工作，平时在村里访贫问苦，放幻灯、教唱歌等，到了集结时候，便根据搜集到的真人真事，编写文艺演唱节目，配合运动发展，进行小分队排练演出。每月放假一次，月底回城休息四天。
初夏时节，某个星期日，我的女友到大稿村看望我。我请了假陪她到县城转转，一起逛了商店，看了场电影，还在一家老字号饭馆吃了京东名菜烧泥鳅。那天转进书店，我一眼见到柜台里摆着华三川先生绘画的《白毛女》，翻了翻觉得绘画精致，简直棒极了！于是当即买了下来。
和女友告别，目送她上了长途汽车离去，我才骑车返回村里。当天晚上，其他工作队员都入睡了，我凑在昏黄的灯光下，躺在被窝里细细地读着《白毛女》，那一页一页画面，特别精彩，深深地吸引着我，华先生用他精湛的画技，出色地塑造出杨白劳、喜儿、大春、黄世仁等正、反面人物形象。作品乡土气息浓郁，河北农村的环境景观描绘得真实生动。无怪乎这部画作后来在全国评奖中荣获绘画一等奖，它确实是画家华三川在创作巅峰期的力作之一。
后来，我稍有空闲，便拿出《白毛女》翻阅。一次正在欣赏着，被工作队队长发现，他奇怪我这么大人怎么还看小人书，便要了过去。他看了一眼封面，点点头说：“白毛女，好书！写阶级压迫，杨白劳死得多惨……”边说边打开书看了几页。队长对我看这本书很重视，曾在会上表扬我，还在我结束工作离队前的鉴定材料中，签署意见肯定我“立场坚定，爱憎分明”。没想到这本《白毛女》，竟为我带来意外嘉奖与收获。
附带说几句，村里的墙报，由我画报头和插图，我选出杨白劳惨死的画面，还有大春营救喜儿的画面，用粉笔临摹在墙报上，受到老乡们好评，也得到工作队赞扬。这本书被许多人借去传看，后来我进县城又买了一本自己保存，那本旧的送给村里一个喜欢文艺的小青年了。
关于《白毛女》，华三川先生除了画过黑白稿之外，还为上海的少儿社画过彩色稿。这两种版本在“*”后被多次重印。24开本的彩色版，中国连环画出版社和上海大可堂文化公司，都先后再版精印过，很受读者欢迎。《白毛女》连环画堪称经典，是与华三川先生做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分不开的。
《白毛女》的各种版本很多，解放初期曾达17种之多，黎鲁先生撰文做过介绍。在“*”中，作为普及样板戏——革命现代芭蕾舞剧，《白毛女》又出版过绘画本和剧照本。 电子书 分享网站
15 一场游戏
世间有多种迷，如影迷、戏迷、舞迷、球迷等，而我们连环画爱好者，可称作连迷。迷者，形象地说就是发烧，因此迷恋某种事物的人，就是该事物的发烧友。连迷，同其他发烧友一样，沉醉在对连环画的痴迷之中，怡然得趣，其乐无穷。凡入了迷的连环画爱好者，除了用情甚专之外，对连环画的熟悉程度也是一般人无法比拟的，甚至超过某些专业人士。从某种意义上讲，迷者，已然接近或达到该事物的专业水准了。
1965年秋，结束了为期八个月的农村社教运动后，我回到单位。秋天是收获的季节，这年10月，我取出积蓄一年的工资，去八面槽一家家具店买回了一个新书柜。书柜搬进家门，摆好位置后，我将它里外擦拭干净，使本来就崭新的书柜通体发亮，上部的玻璃拉门光可鉴人，下部的木拉门亮漆闪闪。终于鸟枪换炮了，为藏书置办下新的存放场所，我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从小书架里取出连册，我按照题材分类，分别摆进书柜隔板上。当约两千册藏书码放整齐、全部安顿就绪，我长出一口气，在柜前站立，上下打量，久久凝视，仿佛总也看不够，胜过欣赏情人的花容月貌。
那时候，没有知音同好可以交流切磋，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处于自得其乐的封闭状态。
不久，围绕着藏书，引出一场游戏。
某天，一位同事来家中做客，他见到书柜，边问我是否新买的，边朝书柜走去。我告诉他刚刚添置的。他透过玻璃拉门，看见摆满连环画，我又打开下部，里面也放着连环画。这位同事颇感疑惑地问干嘛买这么多小人书，我回答说我喜欢。他问我是否都看过了，我点点头，告诉他不仅看过，有些书还反复看过多次。他指着藏书说：“这么多，居然这么新，哪像看过的？”说完不相信地摇摇头。
我对同事说：“咱们打个赌吧，你随便找出五本书，告诉我书名，我只需翻阅一两幅画面，就能说出绘画者是谁。”同事欣然同意。于是从玻璃门里随意抽出一本，我看了两页，说出了绘画者的名字。他不以为然，又从另一格中取出一本，同样被我说中。同事不死心，从下部角落翻出第三本，结果依然如故。到第四本刚取出，我只瞥了一眼封面，画家姓名便脱口而出。同事惊叹道：“神了！”我微微一笑。他终于服气了，这场游戏提前结束。从此，我所在的单位便传出一股流言，说什么王家龙不仅存了大量小人书，而且能倒背如流。对这些添枝加叶的谈论，我淡然处之，不予理睬。
其实，我赌赢的奥秘，无非是画书看得多了，每本书的内容和细节自然谙熟于心。再说当年的画家创作态度严谨，个人风格鲜明，作品千姿百态，绝不雷同。
我的这项“本事”一直维持到上世纪80年代初，后来由于出版社增多，作品和画家的数量剧增，出现许多陌生的看不出特点的新作者。有些画家缺乏创新意识与能力，一味摹仿别人，而进入90年代后，连坛刮起变形风，“跑马”之作泛滥，连环画艺术质量令人担忧。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的优势不复存在，上述“本领”逐渐丧失了。
16 情系沪版书
我迷上连环画始于初小时期，这位无言挚友陪伴我度过了漫长岁月。55年来，我钟情于沪版连环画，在两万册收藏中，被我视为“家珍”者，沪版所占比例为绝对优势。我对沪版书的看重，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已经充分地表现出来。
成为我文学启蒙的读物中，沪版连环画占据主体地位，其中有汪玉山、徐宏达、徐正平合绘的《赤壁大战》上、下册与《火烧连营》，陈丹旭绘画的套书《水泊梁山》，董天野、张令涛、胡若佛等名画家绘画的《红楼梦》系列，以及陈光镒绘画的《大闹天宫》《通天河》《真假猴王》。这些50年代前期和中期面世的四大文学名著连环画，将我领进中国古典文学宝库的殿堂，使我始终迷恋不止。刘旦宅创作的《屈原》、华三川笔下的《王孝和》，在我少年心田里播下中华正气浩然的种子。刘锡永绘画的《香罗带》《鸳鸯塚》，通过哀怨的故事画面，颂扬了人间真善美，抨击丑恶与罪孽。
同时，《斯巴达克》（汪观清绘）、《丹麦王子汉姆莱脱》（杨英镖绘）、《茶花女》《欧也妮的悲剧》（陈俭绘）、《唐 &；#8226； 吉诃德》（罗盘绘）、《吝啬鬼》（胡克文绘）、《沙恭达罗》（刘王斌绘）等欧美及亚洲名著，《日日夜夜》（沈铁铮、罗既张合绘）、《被开垦的处女地》（颜梅华、贺友直合绘）等前苏联名著，以及《吕梁英雄传》（赵宏本、徐甫堡、凌涛等合绘）、《铜墙铁壁》（林雪岩、胡丁文、严个凡等合绘）、《铁道游击队》（丁斌曾、韩和平合绘）、《林海雪原》（罗兴、王亦秋合绘）等中国现代文学名著，还有顾炳鑫绘画的《蓝壁毯》《渡江侦察记》《黎明的河边》等作品，韩伍绘画的儿童题材作品等等，更开阔了我的视野，充实了我的头脑，引领我走上文化工作的道路。回顾上海连环画对我产生的影响和所起的潜移默化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