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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工作必须为当前的实际斗争服务，可又不能就事论事，必须用先进的理论教育人、武装人、改造人，在提高官兵根本觉悟上下工夫。这也是毛泽东思想有别于一般管理理论之处。在毛泽东看来，思想工作既是部队管理工作的一部分，又有其相对的独立性。其直接目的是解决官兵的思想认识问题，提高他们改造客观世界的能力。因此，思想工作有两重作用、两种价值。第一，它是保证业务工作完成的重要手段；第二，它是提高部属精神境界的主要途径，二者不可偏废。如果片面强调对业务工作的保证作用，很容易得出只要任务完成得好，思想工作可有可无、可多可少的结论。也就是说，思想工作同样存在“渔”和“鱼”的关系问题。统一认识，鼓舞士气，保证当前中心任务的顺利完成，只是思想工作的直接目的之一。而帮助官兵树立革命的理想和人生观，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才是思想工作的百年大计。
在毛泽东时代，曾流行过一句口号，“千条万条，用毛泽东思想育人是第一条”。意思是说，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武装人、改造人，搞好人的思想革命化，是思想工作以及军队政治工作的首要任务。只要这项工作做好了，有了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完成任何任务都不在话下。现在看，这一口号明显偏颇，过分强调了人的思想觉悟，隐含着精神万能的意思。实际上，能否完成任务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并不是有了人，所有问题都能迎刃而解。即便是强调人的因素，也不能只讲政治觉悟，还有知识、技能、经验等多方面的因素。
不过，主张将育人摆在管理工作的首位，却也有几分道理。实际上，一些优秀企业家就持类似观点。如松下幸之助就多次强调，松下公司主要是培养人，其次才是生产家用电器。国内一位著名民营企业家也表示：“我们并不是单纯追求利润，利润总是短期的，人才是长期的。我们始终把对人的塑造放在第一位。”“力出于内而功成于外。”
将思想工作的着眼点放在育人上，也引出了一些新问题，如怎样处理思想工作与业务工作的关系，如何看待思想工作的效果，等等。笔者认为，这涉及对政治工作根本目的的理解，涉及改造客观世界与改造主观世界的关系，也涉及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协调，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理论问题，确有搞清楚的必要。简单地说，如果只求完成当前任务，或者说只求一时“打得赢”，那么，搞不搞思想革命化意义不大。可如果考虑到军队的政治倾向，确保军队“不变质”，考虑到官兵的全面发展，以及军队两个文明的建设，就应该如毛泽东所要求的，坚持用先进思想教育人、武装人、改造人，在提高官兵的根本觉悟上下工夫。当然，思想教育不能脱离实际，不能背离中心工作另搞一套。因为按照毛泽东的观点，人的思想觉悟不是在课堂上或书本中就能提高的，而主要是通过参加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等三大实践，特别是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实践中提高的。像林彪、“四人帮”鼓吹的那样去“突出政治”，不但收不到任何正面效果，反而彻底败坏了政治工作的声誉。
应不应该影响被管理者的精神世界，也是中外管理思想的分歧点之一。西方管理学一般只讲关心人、爱护人、帮助人，因为在他们看来，“你只能选择合适的员工，却永远无法改变一个人”。而毛泽东则坚持管人与育人相结合，更多地强调教育人、改造人、培养人。两种主张的背后依然是对人性的不同看法。即人的理想和追求是先天的、固定不变的，还是后天形成的？如果认为这些都是天生的，那当然不存在塑造的问题，只能想方设法加以满足。可如果承认现实中的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人的需求结构是后天形成的，自然就会引出教育和改造的必要性。
深入剖析西方企业文化理论，会发现一些学者的论著中常隐含着一个悖论：一方面他们意识到人确有高层次的精神需求，管理者满足了这些需求，同样可以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另一方面，他们又不得不承认现实生活中优先考虑高层次需求满足的员工太少了，即便找到了这类员工，也难保其后来不发生变化。由于此悖论的存在，所以，这些学者常常被称之为管理领域的理想主义者。对他们的种种高论，企业家姑妄听之，而在实际管理中奉行的仍然是“大棒加胡萝卜”。显然，如果不承认通过思想教育，可以重塑员工的需求结构和价值体系，就无法解开这一悖论；如果不学习和研究毛泽东的管理思路，就永远也走不出泰勒制的阴影。所以，在提倡关心人、尊重人、爱护人的同时，强调教育人、培养人、改造人，绝不像某些西化了的专家学者所说，是什么“中国式管理的误区”，而恰恰是中国式管理的特点和优点。
由此联系到对以人为本的理解，现在“以人为本”一词非常时兴，可对究竟什么是以人为本，如何实现以人为本，人们的看法不尽相同。有人认为，以人为本就是要关心人、爱护人、帮助人，尊重员工的人格，满足他们的物质文化需求，多为他们办好事、实事。有人提出：“以人为本有个前提，那就是人的整体素质都达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其中包括职业道德、职业技能和职业规范。现在提以人为本，可能不太实际，也是不合适的。”还有人主张，以人为本就是以人的能力为本，应该提倡“能本主义”，即帮助员工不断提高自身素质，这对企业和个人都有好处。
笔者认为，以人为本真正的含义，是将员工视为企业的目的之一。它包含两层意思：一是不要将员工当做老板赚钱的工具，二是不要将员工视为只追求物质利益的经济动物。将员工视为目的，就不能只是关心、爱护、尊重员工，还应考虑他们的全面发展，因而也就包含了教育、培养、改造的意思。因为，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人的本质不是饮食男女等生理欲望——在这些方面人与动物没有根本区别，而是创造性的劳动。因为，是创造性的劳动使人最终与动物区分开来，成为万物之灵。所以，对创造性劳动的需求才是人的本质需求，培养和塑造这种需求，才是真正的以人为本。
以上是毛泽东关于思想建设理论的主要观点。这四点之间有逻辑上的内在联系：人的因素第一是理论前提；要充分开发和利用人的因素，就必须做好政治工作；其中，主要是开展思想教育，做好官兵的思想工作；而要想真正搞好思想教育，又必须着眼于教育和改造人，从根本上提高人的思想觉悟。
谈及上述观点，上点年纪的朋友可能会联想到当年林彪提出的“四个第一”。20世纪60年代初，林彪曾将我军政治工作的主要观点概括为“四个第一”，即处理武器与人的关系时，应坚持人的因素第一；处理政治工作与其他工作关系时，应坚持政治工作第一；处理政治工作中各种业务工作与思想工作的关系时，应坚持思想工作第一；处理书本思想与活的思想的关系时，应坚持活的思想第一。这一概括在当时影响很大，被认为是对毛泽东军队政治工作理论的经典概括。后来，随着林彪政治上的倒台，“四个第一”也受到批判，被认定为错误观点。
其实，如不谈政治上的是非，林彪提出的“四个第一”，不失为对毛泽东军队政治工作理论的一种概括。据当时一些老同志回忆，林彪的这些提法不是心血来潮的产物，而是长时间思考的结果。毛泽东本人当年也曾对“四个第一”给予肯定，明确表示：“解放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经林彪同志提出四个第一、三八作风之后，比较过去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更具体化又更理论化了，因而更便于工业部门采用和学习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55页。毛泽东还说，谁说我们中国人没有发明创造？“四个第一”就是一个创造，就是一个发现。笔者认为，林彪的错误主要在思想方法的片面性和绝对化，将“第一”突出成“唯一”，把特定条件下成立的管理规律说成是普遍规律。物极必反，到头来，不仅“第一”被否定，连第二、第三也保不住。
对比毛泽东关于军队思想建设的基本主张与源自西方的企业文化理论，可以得出五点结论：一是二者都强调人的因素，都主张做好人的工作，但毛泽东观点的形成在西方提出企业文化理论之前；二是毛泽东的理论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之上，因而更系统、更完整，其理论深度远非西方企业文化理论所能相比；三是毛泽东特别强调人的思想，重点研究人的理性行为，而企业文化则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相当一部分研究集中在人的心理及行为特点上；四是讲思想教育时，毛泽东格外关注人的政治思想，强调人的阶级性，而企业文化则尽量回避政治，着眼于普遍的人性；五是毛泽东强调实现组织目标与提高人的觉悟两重目的，因而主张要教育人、武装人、改造人，而企业文化理论则主要为提高企业经济效益服务，更多地强调适应人、满足人，以换取员工的积极回报。相比之下，二者谁深谁浅，谁优谁逊，读者不难作出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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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军加强思想建设的基本途径
我军思想教育的三种主要方式是相互联系、缺一不可的。政治理论学习侧重于打牢思想基础，集中的政治教育着眼于解决共性思想问题，而经常性思想工作则主要用于解决个别矛盾。三管齐下，共同打造部队建设的思想基础，提高官兵的思想觉悟。
思想建设要想取得成效，必须真抓实干，长期坚持。就像人们吃补药一样，吃一服两服，很难看出效果，只有长期坚持，日积月累，才能真正发挥作用。
要想让先进的思想文化真正落地，应该抓哪些工作？从毛泽东领导下人民军队的实践看，思想建设主要有三项内容：一是政治理论学习，二是集中的思想教育，三是经常性思想工作。
1政治理论学习
在毛泽东的直接倡导和组织下，70多年来，我军一直将理论学习特别是高中级干部的理论学习，作为加强军队思想建设的根本措施。无论是条件异常艰苦的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建国后的和平时期，无论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岁月，还是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始终坚持了理论学习制度。像我军这样高度重视并长年坚持理论学习的情况，古今中外军队中绝无仅有。
通过长期的理论学习，各级领导干部反复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断深化认识理解，考虑问题就有了基本依据，相互沟通就有了共同语言，军队思想建设因而有了牢固的根基。
管理者要想把事业做大，一定要注意打牢企业的思想根基。所谓学习型组织，绝不是单纯的技能培训机构。
毛泽东一贯重视政治理论学习，认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