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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到处是锦缎和镀金的装饰。这个旅馆在第八区，离香榭丽舍大道仅几步之遥。我租的套间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有一个独立的阳台，可以俯瞰这个世界上最浪漫的城市，还可以看到艾菲尔铁塔。
旅馆对面当时是（现在还是）闻名世界的巴黎疯马歌舞酒吧，以舞女登台表演美国式脱衣舞而出名，这些舞女嚣张地取一些花里胡哨的名字，诸如糖果国会、香子兰香蕉、梅尔巴降落伞和乐娃摩尔。要是你慢慢念“乐娃摩尔”这个名字，马上就领会其中奥妙了，听起来就像L·ve（爱）加上Am·ur（偷情）。
我去看下午场次的表演，意外地坐在了这家歌舞酒吧业主阿兰· 伯纳丁旁边。夜幕降临后，我们三个—伯纳丁、乐娃摩尔和我自己，去外面吃一顿比一般晚餐时间要晚的勃艮第酒炖肉晚餐，听起来确实很有巴黎味道，但只不过是将大块的牛肉、洋葱、大蒜放在干红葡萄酒里炖，最好是用勃艮第酒或罗讷河岸的酒。
“告诉我，斯坦，你靠什么谋生？”阿兰·伯纳丁问。
“我是个艺术品商人。”我回答。
“真的吗？艺术品商人？”
“是的。这么说吧，我是艺术顾问和投资经纪人。此前我在巴黎这个地方向吉尔伯特·哈蒙买了两千张达利作品的印刷品，你认识哈蒙吗？”
“我对掮客不感兴趣。”伯纳丁说。
“哈蒙不是掮客，”我说，“他拥有50多个达利作品画面的全球复制权。”
“这恰恰说明了他是怎么当掮客的。”伯纳丁说。
乐娃摩尔看着他。“我们家里有几幅达利的原作，”她说，“是绘画作品，画布油画。是从我们的好友约翰·彼得·穆尔—穆尔上尉那里搞来的。他是达利的业务经理和私人秘书。”
“忘掉那个掮客吧。你应该直接跟穆尔上尉谈谈。”伯纳丁对我说，“一个你可以跟他做生意的人。”
“穆尔上尉？”我问，“他所做的不就是给达利削尖铅笔吗？”
“而用他削的铅笔在印刷品上签名，每一张他都一律得到10％的佣金。”乐娃摩尔回答。
此时我才知道自己对穆尔上尉的情况所知甚少。他于1919年出生于伦敦。他自称在二次大战中当过英国皇家空军的战斗机飞行员。战后他成为英国电影制片人亚历山大·科达的私人秘书。敌视科达的人认定科达是用国际电影制片人身份作掩护的间谍。穆尔上尉是在罗马认识达利的，他将购买劳伦斯·奥利弗肖像的钱款送到画家手里。科达委托画家绘制了这幅画。从此穆尔上尉开始为萨尔瓦多·达利跑腿，进而当上了画家的业务经理和私人秘书。
达利的骗局 二（6）
“达利用西班牙语给他取了个外号，字面的意思就是‘金钱上尉’。”乐娃摩尔说。
“我会给穆尔上尉打电话，”伯纳丁说，“明天一大早就给他打。”
别忘了，我们身处70年代末，那时还没有移动电话。
“达利有时来巴黎疯马酒吧看看吗？”
伯纳丁大笑道：“达利在巴黎的时候，他去亚瑟夫人的法兰西趣屋，那里乐队里的男孩可是独具风采。还有就是一班穿女人服装的清一色男歌手。他也喜欢去看多莉·凡·多尔，一个西班牙双性人。”
第二天我去了穆尔上尉艺术风格装饰的豪宅。尽管我可以走路前去，但还是乘了出租车。穆尔上尉的豪宅位于优雅的第十六区，在香榭丽舍大道、凯旋门和艾菲尔铁塔这个区域里的隆尚林荫道上。我盛装出行，穿上银行家的标准服装：条纹衬衫、时髦领带、定做的套装、皮带和绒面革皮鞋。这是第一次我没往口袋里装现金。以前真是太危险了。现在我把钱缝进衬衫、内衣、裤腿，塞进我的袜子里。
我期待出现一个高大魁梧、军人举止的上尉。可他却又矮又瘦，
头发烫成波浪型，留着大卫·尼文式的胡子。达利的业务经理外表整洁，礼貌周全，表现出老式的良好举止。他有一张长脸（未免拉得太长了）、晒黑的肤色和故作浑厚的嗓音。由于他穿着灰色的“加莱王子”牌套装，上面有人字形图案，我想他在一定程度上是仿效温莎公爵。或者说他是大卫·尼文缩小后的模样。相互介绍完毕，穆尔上尉打开四四方方大档案柜的一个抽屉，拿出成百支圆珠笔聚合成的一堆东西给我看，上面长出黄黄的石笋，看上去倒是栩栩如生。
“这是什么东西呀？”我问。
“达利的尿尿笔，”穆尔上尉大笑着说，“达利从旅馆房间偷走了这些笔，把它们都扔进一个抽屉里。有兴致的时候，他就打开抽屉朝这些笔撒尿。他尿液里的矿物质氧化了金属，那些免费的笔就长出了这些奇异的石笋。这东西不是很美丽吗？”
我听得目瞪口呆。“达利怎么啦？”我问。
穆尔上尉耸了耸肩。“达利就是达利嘛。”他说。
“你不喜欢他？”
“他是我老板。我不是非喜欢他不可的。”
“达利现在在巴黎吗？”
“现在？一年里的这个时候？不，不可能的。达利这个时候在纽约。冬天里他总待在纽约。”
“要是达利在纽约，”我说，“那我就怀疑我从吉尔伯特·哈蒙手里买的印刷品上的签名了。”
穆尔上尉笑了。“去问哈蒙吧，”他说着打开了一瓶香槟酒。
“我想买一些达利的原作。”
“素描吗？”
“干吗不呢？”
“你身上带着现金吗？”
“当然，我带了现金。”
“美元吗？”
“不是，瑞士法郎。”
“给我看看。”
“我能先去一趟厕所吗？”
那天夜里，穆尔上尉、我以及化妆品巨头欧莱雅的首席执行官共进晚餐。跟我熟识、有私交的尽是上流社会人士和有名望的商界人士。这个交往圈子在迅速扩大，不管我去哪儿，不管我遇到谁，我都是在座的人中最年轻的。
“我想有一天能见见达利。”晚餐时我对穆尔上尉说。
“最好别见他，”他回答，“你会失望的。”
“失望？为什么？”
“达利是个色情狂。”
“色情狂？达利？”
“没错。”
我叹息一声。“毕加索、莫迪里阿尼、马格里特都已经不在人世，”我说，“我想达利是活着的画家中最有商业价值的。他独一无二。他使我富有。我，你，我们都是这样的。”
达利的骗局 二（7）
“也许是吧，”穆尔上尉说，“他也是个色情狂。”
我又叹息一声。我不知该说什么。我能说什么呢？我曾是玩沙子和泥巴的小孩。这个小孩已不存在了，我非常怀念他。我在那里做什么呢，想跟这些大人物一起玩球吗？我不是迟早要从这丑恶的买卖中摆脱出来，趁自己还没被活生生吞食掉吗？欧莱雅的首席执行官一定看出了我的想法，因为他直勾勾盯着我看。
“加入俱乐部吧，孩子。”他说着拍拍我的背。
“要是还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给我打电话。”穆尔上尉说。
他把我介绍给路易斯·罗梅罗—达利“钦定”传记作者之一，还有安东尼·里巴斯—加泰隆电影制片人，他正在为一部有关达利生平和爱情的传记片做前期准备工作，由罗伯特·德尼罗饰演达利。我心想，演员的选择真是乱点鸳鸯谱。夏洛蒂·兰普林饰演加拉这个角色同样不合适。电影没有拍成。但我倒是如饥似渴地从罗梅罗和里巴斯那里了解了不少达利的事情。我对他了解得越多，我谈买卖就越有技巧。我不放过任何一点零星的信息。
我去西班牙领取我从穆尔上尉那里买下的素描作品。这些随手乱画的东西都签了名，美观地镶在镜框里。这些签名跟哈蒙印刷品底下的签名一点都不同。
由于我打算从巴塞罗那的艺术商那里买到更多的达利原作，我随身带上屠夫藏在中国花瓶里的那些钱，将它们锁在一家西班牙银行的保险库里。两个月以后，我便记不起这是谁的钱了。我需要再找一个保险库来藏匿我日益增长的钱财。
我第一次去巴塞罗那时不会讲西班牙语。我需要一个翻译，于是我问旅馆的接待员是否能帮我找一个能流利地讲法语、英语和德语中的一种，当然还要会讲西班牙语（他们称之为卡斯提语）的人。就这样我跟阿娜见了面。她开了一辆金丝雀黄、很破旧的老式福特“菲斯塔”车来到了旅馆，衣着鲜亮、正式，俨然是重大会议或研讨会的女主持。她走下车时，手里紧抓着一本折角的平装书。她有着小巧玲珑的身材、橄榄油色的皮肤和栗色的眼睛。
“斯坦·劳－劳－劳里斯……？”她用极小的声音问。
我点头。我微笑。
“你好吗？”她用德语说。我们握手。
“你不说法语吗？”我问。
“当然会啊。”
“那么说法语吧。”
“悉听尊便。你不喜欢德语吗？”
“我不喜欢希特勒。”
她把书竖着握在手里，但我还是看到了书名。马尔科姆·劳里的小说《在火山下》。封面画的是墨西哥小店里一个烂醉的男人，颓然倒在桌子上。我心想，《在火山下》，有意思。
阿娜作了自我介绍。她说她是加泰隆人。她能流利地说法语、德语，当然还有她的母语加泰隆语和西班牙语。她英语也说得不错。她在菲格拉斯住了好几年，这个边境小城以达利的出生地闻名。菲格拉斯也是达利博物馆的所在地。她的家人跟达利家族留在那里的人友好相处。一个名叫拉蒙·瓜迪奥拉的当地律师处理阿娜的房地产收益。瓜迪奥拉也是菲格拉斯的前市长和城里达利博物馆的第一位馆长。
“我是艺术品商人，”我说，“我正到处买卖达利的作品。我专做达利作品的生意。我了解很多这个人的事情，可就是不知道他的成长背景。我想弄懂这位世界上最著名的超现实主义画家。他的国家是什么样子的？我想要你领我去看看。” 。 想看书来
达利的骗局 二（8）
“你去过菲格拉斯吗？”
“没去过。”
“卡达奎斯呢？”
“也没有。”
“里加港呢？”
“没有。”
“阿姆珀丹乡间呢？”
“没有啊。”
“卡达奎斯的渔村和里加港是达利的化身，”阿娜说，“阿姆珀丹的风景是许多达利绘画作品的背景。从巴塞罗那去那里开车需要两个到两个半小时。”
我想起在艺术图书和博物馆藏品目录上见过的达利作品的一些标题：《阿姆珀丹风景中一张立体脸的幽灵》《阿姆珀丹姑娘》《阿姆珀丹附近的风景》《寻求一无所有的阿姆珀丹药剂师》。这些绘画作品性感、怪诞，寓意似乎颇具危险性。
“我们去这些地方吧。”我说。
“我按小时收费，”阿娜说。“路上花费另加。”
没问题的，才五分钟我就爱上了她。
坐进她的福特“菲斯塔”车，我们从巴塞罗那开车前往希罗纳和菲格拉斯，探索荒凉且美丽的阿姆珀丹乡间。从希罗纳和菲格拉斯往东走，进入西班牙的东北部，我们得穿越辽阔的开放空间，天空显得很高远，四周环绕着柔和、葱绿的山丘。山丘上盛开着鲜艳的罂粟花。风景里到处散布着迷人的庄园和石头建筑，还有质朴的农舍、农庄，一律都是粉色的石瓦交错的屋顶；方塔堡垒似的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