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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观点。
儒学的义利观是义为利先，儒家并不反对“利”，主要的是考虑所得之利是否合乎“义”，即所谓的“以义取利”。墨学则坚持义利的统一关系，把“兼相爱，交相利”视为最高的道德准则。荀子则强调义利并重，既强调物质利益是人们生存的基础，同时强调伦理道德制约物质利益的重要性。
在天人合一、和谐观的影响下，人主要通过对自己道德品质的修养才能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过分追求利是不利于个人修养的提高的。儒家强调的“重义轻利”的观点也就备受统治阶级的推崇。在儒家那里，作为统治者、管理者，要做到以下几点：第一，统治者必须克制个人的私欲，少讲利而多讲义。第二，统治者对人民不能横征暴敛，不能竭泽而渔。第三，统治者不能与民争利。儒家认为，统治者的职责在于管理天下，而不在于从事生产劳动。第四，统治者要以义（国家大利）为利，而不要以利（个人私利）为利。第五，统治者要利民。对于百姓的求利行为，不但不应该制止，反而应当予以鼓励，并且还要提供必要的条件以促其实现这种义利。
实用理性
与西方的纯粹理性不同，中国的理性是建立在现世观照基础上的实用理性。“实用理性”关注于现实社会生活，不作纯粹抽象的思辨，事事强调“实用”、“实际”和“实行”，满足于解决问题的经验论的思维水平。例如，中国人对鬼神的态度是“敬鬼神而远之，可谓智也。”这种对鬼神不肯定、不否定，甚至不去询问、怀疑和思考的态度，是中国的典型智慧。因为任何寻求、怀疑和思考，都需要运用理性思辨，而用思辨理性是很难证实或证伪上帝鬼神的存在的，既然如此，又何必盲目信从上帝鬼神或依据科学而力加排斥？
天人合一观认为，万事万物内在的规则是至高无上的，人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行事。对立统一循环变化观则强调事物发展运行是有规律的，人对现状的改变是困难的。这些都促进了人们关注人生、关注现实的思维方式，而农业生产注重经验、注重实际、注重应用的特性则是实用理性的现实基础。
“实用理性”是与中国社会的四大实用文化——兵、农、医、艺密切相连的，由于天文、历数等涉及抽象的理性思考，远离民众的日常生活，因此，这样的思考不会为广泛的民众所重视，也不会在广泛的民众心中扎下根基。＇25＇
中国人在各种实务中，无论是政治、商业，还是经验科学、人事关系等方面都惯于深思熟虑、不动声色、冷静慎重、周详细密地计算估量，注意实际的可行性和现实的逻辑（可能性、必要性、秩序性等），不冲动，不狂热，重功能，重效果。
实用理性作为一种从农业社会孕育出来的经验理性方法，一方面在管理上时刻保持着一种清醒的理性态度，重人事轻鬼神，把管理活动放在实实在在的人间实务上，讲求入世，不重出世；重视德育，轻视宗教；崇尚经验，无视神异；尊崇王权，压抑神权。另一方面，不重言论，不重思辨，而注重在实际经验基础上的切实领会和直觉领悟，注重于实际行动本身。＇26＇
2。1物质资料生产方式
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观点是，“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在历史上出现的一切社会关系和国家关系，一切宗教制度和法律制度，一切理论观点，只有理解了每一个与之相适应的时代的物质生活条件，并且从这些物质条件中被引申出来的时候，才能理解。……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27＇
中国社会是在农业和手工业基础上发展过来的，农业、手工业生产方式，从生产生活的经历经验、组织基础乃至认知观念等多方面，构成中国传统组织管理的基础。
“人”是一切文明的核心因素，文明是通过影响“人”而改变文化结构的。农业文明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主要是围绕农业文明与“人”之间的关系展开的。
人与“天”
农业文明的最大特点是离不开“天”，所谓“靠天吃饭”。在古代自然科学十分落后的情况下，人们无法解释复杂的气候变化现象，往往把“人”与“天”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农业文明与气候之间的关系，代表着“天”“人”之间最现实的联系。由于中国农业具有精耕细作的特点，人不能仅仅通过对“天”的崇拜就可以很好地生存下去，而必须依靠自己的辛勤耕耘。因此，中国人所理解的“天”主要是一种自然意义上的“天”。“天”虽然是一种令人敬畏的力量，但“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德行、善行把握“天”的存在。“天人合一”与“天人和谐”体现了农业文明主导下的中国人对于自然宇宙的认识，也反映了在自然之“天”支配下“人”的自觉意识。
人与自然
农业文明的另一个主要特点是对土地的依赖性。受所处地理位置和季节变化制约，农耕文明对土地有极强的依赖性和较为严格的要求。这种严重依赖土地和自然条件的生产方式，决定了费孝通先生称之为“乡土中国”的定居生存方式。以一家一户小农耕作生产方式为基础，祖祖辈辈，一村一寨，人们安土重迁，具有很强的乡土观念。认识和观念的形成建立在季节交替、春种秋实、辛苦劳作的感悟、经验积累基础上。
人与人
由于人与土地之间的相对固化关系，生存在同一块土地上的人们之间便有了不可回避的“关系”。农业生产季节性特点十分鲜明，往往需要通过集体协作的方式来进行。一个家庭乃至一个家族之间，人们共同耕作，共同生活，很自然地结成了以血缘纽带为基础的同宗同祖家族关系。生活在同一个村社的人们，由于共同征服大自然的需要，也结成了形形色色的以“差序格局”为特征的关系。“凡人之性，爪牙不足以自守卫，肌肤不足以捍寒暑，筋骨不足以从利辟害，勇猛不足以却猛禁悍。然且犹裁万物，制禽兽，服狡虫，寒暑燥湿弗能害，不唯先有其备，而以群聚邪！”（《吕氏春秋·恃君》）。历史上很早就有中国人团结协作共同抗御自然灾害的故事。鲧、禹治水与随后早期国家的形成有其内在的联系。随着人们战胜自然能力的增强和财富的积累，私有制和早期的国家相应产生。农业文明凝结的集体主义精神，无疑是中国传统管理“全局观念”、“整体管理”的现实渊源之一。
重农抑商
中国历代统治者都高度重视农业，重农抑商是大部分王朝的基本国策。限制工商文明的发展不仅抑制了人口的流动性，更是限制了商品交换、商品经济的发展，限制了思想的自由。中国部分传统的内倾式思维方式让中国人世代固守于农业文明的樊篱，防守着心中那千年不变的土地与“家”的存在，构筑着“家天下”的万里长城。没有游牧民族那种外向型进攻意识，绝不放弃农业文明所孕育的经验式保守价值观念。＇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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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家族组织特征（1）
家族化和泛家族化是中国传统管理的基本组织特征。
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中国社会构造的根基在家庭，家庭及家庭利益的声誉远远高于其他组织和形式。家庭伦理和家庭观念在中国社会生活中具有巨大影响作用。
家庭之所以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是因为农业社会以土地为主要的生产资源，而土地的保护与耕种及作物的照料与收获，均需要通过持久而稳定的小共同体来共同运作，而这个小共同体就是以血缘为基础的家庭。家庭是农业社会经济生活、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核心，家庭的保护、延续、和谐及团结非常重要，形成了中国人凡事以家为重的家族主义基础。
家族是中国社会最基本的基础，中国文化全部建筑在家族观念基础上。以家为本的思想虽历经社会政治变迁，但绵延至今，作为整个社会的基本运行规律的本质却没有大的变化。家族观念对人、组织乃至整个社会的影响，一直没有减弱。“五伦”中三伦（父子、夫妇、兄弟）都是讲家族内部关系的，而君臣是父子的变相，朋友是兄弟的变相。进入新世纪，随着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虽然对外开放和对外来文化接触的程度在不断加深，但整个社会中家庭、家族价值的力量依然十分强大。
一方面，家族以血缘关系为基础，涉及直系、旁系的亲戚关系，并以父子关系为基线上下传承、左右延展，成为一个家庭或基于同宗同祖的多个家庭的亲缘性的族群。这体现的是家族组织的家族性特征。
另一方面，中国社会的行为规则和价值取向又不仅仅限于家族，这种家族主义在实际运行中有一种明显的“泛家族”倾向。自小生活在家族中的中国人有一种很明显的心理和行为倾向，那就是把家庭的生活经验、思维方式、行为习惯推广或概念化到家庭以外的团体或组织，导致中国社会各种组织中都渗透着家族制的关系模式、人际特征和行为规则。
总的看来，中国传统管理的管理对象——组织，呈现出超稳定的家族和泛家族化特征。分析中国传统管理的特征，必须从家族组织入手，通过揭示它的特征，才能真正发掘出中国式管理的特征。
家族组织的基本结构
1。以血缘为基础
血缘关系是人类社会共同的历史起点，血缘氏族的彻底解体与历史性地保存，使东西方走向了不同的文明之路。而这一历史性的分界，使得“血缘关系”成为中国特有的思想文化的逻辑起点。中国固有的这一同步于历史的逻辑起点，造就了中国古代独特的血缘宗法社会，以及与此相应的一整套宗法制度和以血缘人伦为基础的思想文化。
家族组织最基本的关系纽带是血缘关系，而家庭组织又是社会组织的基本形态，是国家和社会的基本组织形式。血缘基础对中国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基础性构建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血缘基础是社会最基本组织形式——家庭的存在基础。血缘决定的社会地位不容个人选择。血缘是先于个人的确定性力量。
第二，血缘基础是构建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家族血缘关系是身份社会的基础，具有普遍和长久的社会性含义和作用。血源基础作为家族组织的基本结构，也是中国管理思想和组织特征的根源。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2。2家族组织特征（2）
2。长幼有序的等级序列
中国家庭是按照长幼有序的家庭伦理建构的，父慈子孝是最重要的家庭关系，亲情是人生最珍贵的情感之一。儒家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个人的生命是父母生命的延续，子女的生命是个人生命的延续，由此构成了家族的生命绵延不绝，使得个人必须“崇拜祖先、敬事父母”，传统中国社会也因此而成为典型的“父权社会”。于是，在我们的传统文化里，形成了下辈对上辈的“孝顺”和盲从，下辈没有发展独立人格的权利，一切只能听从上辈的安排，导致了下辈对上辈彻底的人身依赖，丧失了自我选择的机会。解决代际冲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