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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氏传时月日古例考》、《读左札记》等；他研究《周礼》所著的《周礼古注集疏》、《礼经旧说考略》、《逸礼考》以及《古书疑义举例补》、《论文札记》等，都有较高的学术价值。鲁迅先生在1928年时说：“我看过的已刊的书（指中国文学史一类），无一册好。只有刘申叔的《中古文学史》倒要算好的，可惜错字太多。”
关于刘申叔的字，的确叫人啼笑皆非，那是写得又丑又怪，毫无章法。用周作人的话来说：“几乎与小孩描红相似，而且不讲笔顺——北方书房里学童写字，辄叫口号，例如‘永’字，叫‘点、横，竖、钩，挑，劈，剔，捺’。他却是全不管这些个，只看方便有可以连写之处，就一直连起来，所以简直不成字样。当时北大文科教员里，以恶札而论，申叔要算第一，我（即周作人）就是第二名了。”其实周作人也得不了第二，辜鸿铭应是第二，因辜的字缺笔少点，正与刘师培写字妄加连笔有“异曲同工”之妙。最妙的是刘师培写字丑不说，他自己还认为挺美，有时候他夫人何震讥笑他，他还不服，说：“我书之佳趣，惟章太炎知之。”一度他还有卖字的想法，征询于黄侃，黄侃想笑不敢笑，只得说：“你只要写刘师培三个字去卖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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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八部书外皆狗屁”——黄侃（1）
民国学人中有三个出名的“大疯子”，一个是被称为“章疯子”的章太炎，一个即前述“刘疯子”刘师培，还有一个“黄疯子”就是黄侃。这三人不仅都是民国时期的国学大师，而且章太炎、刘师培与黄侃还是师生关系。学问大、脾气怪又是这三个疯子的共同特点。其中黄侃的脾气之大、性格之怪更是学界闻名。周作人是这样评价他的：“要讲北大名人的故事，这似乎断不可缺少黄季刚，因为他是章太炎门下的大弟子，乃是我们的大师兄，他的国学是数一数二的。可是他的脾气乖僻，和他的学问成正比例，说起有些事情来，着实令人不能恭维。”
黄侃，1886年4月3日生于成都，初名乔鼐，后更名乔馨，最后改为侃，字季刚，又字季子，晚年自号量守居士。他祖籍湖北蕲州，父亲为黄云鹄，字翔云，进士出身，曾做过四川盐茶道、成都知府，后官至四川按察使，为清二品大员和著名学者，—生著述甚多。黄侃幼而聪颖好学，才气过人，3岁开始背诵唐诗宋词，4岁就延师诵读。
1903年，17岁的黄侃以优异成绩考入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办的新式中学——武汉文华普通中学堂，与宋教仁、董必武等是同窗，因宣传反清思想被开除。后因其父与张之洞之友谊，1905年张之洞以官费送他去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黄侃到日本后加入同盟会，结识了章太炎。关于他和章的结识，坊间还流传一段笑料。相传当时黄侃住楼上，章太炎住楼下。一个月黑风高之夜，黄侃偶因内急，竟随手宽带解裤从楼窗往下天水直泻。章太炎此时夜读正酣，蓦地一股腥臊瀑布般往下飞溅，禁不住高声怒骂。黄侃本系贵公子出身，且正年轻性躁，自然也投桃报李。真是不骂不相识，待双方大骂中互通姓名，彼此竟然都有如雷贯耳之惊。章太炎年齿稍长于黄侃，且是渊博绝伦的朴学大师，黄侃便立马折节口称弟子。
1910年黄侃回国，在湖北、河南等地从事反清活动。1911年夏，他在汉口詹大悲主办的《大江报》上写了著名的《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的社论，文中写道：“中国情势，事事皆现死机，处处皆成死境；膏肓之疾，已不可为。然犹上下醉梦，不知死期之将至……此时非有极大之震动，极激烈之改革，唤醒四万万人之沉梦，亡国奴之官衔，行见人人欢然自戴而不自知耳。和平改革，既为事理所必无……故大乱者，实今日救中国之妙药也。呜呼！爱国之志士乎！救国之健儿乎！和平已无可望矣。国危如是，男儿死耳！好自为之，毋令黄祖呼佞而已。”文章登出，轰动一时，大涨了革命党人的气势。武昌起义爆发后，他亦回乡组织武装，失败后转往上海，退出政治活动，一心为学。袁世凯夺权后，因黄侃名气大，便想拉拢他，并准备授予他嘉禾勋章，黄鄙视袁的为人，因而拒绝接受，并写诗嘲讽此事，说：“二十饼金真可惜，且招双妓醉春风。”
1914年2月，章太炎从日本回国，因反对袁世凯称帝，遭到软禁，先囚于北京本司胡同，后囚于东城钱粮胡同。此时黄侃接受北大之邀来京担任教授之职，辗转打听到章氏下落，冒着生命危险前往探视。黄侃见章寂寞一人，便以请章讲文学史为由，留下来伴宿，直到数月后，遭警察驱逐。
3。“八部书外皆狗屁”——黄侃（2）
为生计所迫，黄侃经常四处奔波，教徒授学。1914年后，他曾在北京大学、武昌高等师范（武汉大学前身）、北京师范大学、山西大学、东北大学、中央大学（南京大学前身）、金陵大学等学校任教授。他每换一个去处，随行都会带着一口棺材。此等怪异举动，一时成为时人谈资。黄侃却依然我行我素。这口棺材是黄父当年在四川做官时自制的，后因棺材太小留给了田夫人。田夫人系黄父正室，黄侃对田夫人视若生母。黄侃不仅才华出众，而且还是有名的孝子。其生母周孺人去世后，因思念母亲，黄侃特地请老友苏曼殊画了一幅《梦谒母坟图》，自撰了一篇沉痛的悼文。黄侃专门在日记中撰写了慈母生平事略。文末云：“孤苦苍天，哀痛苍天！孤黄侃泣血谨述。”1922年夏，田夫人去世。每逢两母生日、忌日，黄侃必率家人设供祭祀，伤恸不已。
黄侃治学行事，趣事颇多。他少年时好学用功，13岁时父亲去世，他在学塾中日夜诵读，废寝忘食。族人刁难他，常把大门关上不让他出入，他便常在深更半夜绕到后山从后门进屋。他一生读书极多，每书都从头到尾读完，重要的书还反复诵读，“所治经史小学诸书，皆反复数十过，精博熟习，能举其篇页行数，十九无差忒者”，尤其对于《广韵》一书，“最所精究，日必数检，韦编三绝。”在平常行事上他虽是个急性子，周作人曾说他“遇小事，牟急不能忍晷刻，然其为学，严定日程，贯彻条理”，对于读书却能不急不躁，慢条斯理，真是一奇。
黄侃治学除自己用功之外，还擅拜名师。前述黄侃因恶作剧得拜第一个老师章太炎，不过是一则无可考稽的笑话。1905年黄侃到日本留学，第二年章太炎因“《苏报》案”出狱后也到日本东京主持《民报》，同时还创办“国学讲习会”和“国学振起会”，系统讲授经史、小学等。当时章太炎讲学的地方有两处，一处是在东京神田地方的大成中学，这里听课的留学生很多，另一处是在民报社，听课的仅有鲁迅兄弟、许寿裳、钱玄同、朱希祖等8人。章太炎当时讲学的情形，可从周作人回忆中窥得一斑：“一间8席的房子，当中放了一张矮桌子。先生坐在一面，学生围着三面听。用的书是《说文解字》，一个字一个字地讲下去，有的延用旧说，有的发挥新义。干燥的材料经运用说来，很有趣味。太炎对于阔人要发脾气，可是对青年学生却是很好，随便谈笑，同家人朋友一般。他夏天盘膝坐在席上，光着膀子，只穿一件长背心，留着一点泥鳅胡须，笑嘻嘻地讲书，庄谐杂出，看去好像是一尊庙里哈喇菩萨。”黄侃大概是在大成中学跟着章太炎听课，一起学了3年，得了章的真传后又正式拜章为师，一有机会就随侍请教，深得章的喜爱。章太炎在东京讲学，培养出来的有名弟子不少，但他对黄格外垂青。他曾自述说：“弟子成就者，蕲春黄侃季刚、归安钱夏季中、海盐朱希祖逖先。季刚、季中皆明小学，季刚尤善音韵文辞。逖先博览，能知条理。其他修士甚众，不备书也。”后来黄侃中年早逝，章太炎亲书墓志铭曰“季刚始从余学，年逾冠耳，所为文已渊懿异凡俗，因授以小学、经说，时亦赋诗相唱和”，赞扬惋惜之情溢于言表。
3。“八部书外皆狗屁”——黄侃（3）
黄拜的第二个老师是刘师培。这已是黄侃进入北大时的事了。一天黄造访刘，见刘正与一学生谈话，刘对学生提出的问题敷衍搪塞，随意对付。学生离开后，黄便问刘为何不认真解答学生提问。刘说：“此子不可教也。”说完，刘大发感慨，说他感到对不起列祖列宗，他家“四世传经，不意及身而斩”，语多伤感。黄便问：“那您想要收什么样的学生呢？”刘拍着黄的肩膀说：“像你这样足矣！”黄侃听了，第二天便对刘行磕头拜师之礼，正式拜刘为师。此为北大当时一大新闻，因为其时黄侃仅比刘师培小1岁零3个月，又皆为北大教授，在学术界名气也不相上下，何况黄侃平时是极其狂傲之人，怎么会一下子谦卑地拜刘为师呢？其实，这正是黄对做学问执着的一种表现。后来，因为黄侃拜刘师培为师是磕了头的，认为普天之下拜师必磕头，不磕头，得不了真本领，所以就要求拜他为师的人也都要磕头。比如1932年春黄侃收杨伯峻为弟子时，就是磕了头的。待杨磕完头，黄侃便说：“从这时起，你是我的门生了。”他解释为什么要弟子磕头的原因时说：“我和刘申叔，本在师友之间，若和太炎一起，三人无所不谈。但一谈到经学，有我在，申叔便不开口。他和太炎师能谈经学，为什么不愿和我谈呢？我猜想到了，他要我拜他为师，才能传授经学给我。因此，在一次申叔和我的时候，我便拿了拜师贽敬，向他磕头拜师。这样一来，他便把他的经学一一传授给我。太炎师的小学胜过我，至于经学，我未必不如太炎师，或者还青出于蓝。我的学问是磕头来的，所以我收弟子，一定要他们一一行拜师礼节。”
由于得章、刘两位国学大师指导，黄侃在音韵学、文字学、训诂学上都有很深的造诣，做出了重大贡献，尤其在传统“小学”的音韵、文字、训诂方面更有卓越成就，如提出古声十九纽说，提出古音韵二十八部说，提出古音只有平入二声说，提出互训（直训）、义界（界说）、推音的概念等。他吸收前人研究成果，融会贯通，建立了自己的古声韵系统，即古音学体系。他在古音学上所取得的成就继承了自顾炎武以来的古音研究工作，使他成为清代古音学的殿后大师。作为其语言文字学著作的一部分，他还自创了几十种表谱对古代汉语进行分析。他的《文心雕龙札记》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研究有过很大的影响。人们把他与章太炎、刘师培并称为“国学大师”，称他与章太炎同为“乾嘉以来小学的集大成者”、“集古韵之大成者”、“传统语言文字的承前启后人”等。黄侃在经学上成就也很大。他的《汉唐玄学论》、《礼学略说》、《讲尚书通例》等著作对哲学、经学的研究也有许多创见，其《手批白文十三经》，自问世以来，已成为研究古文典籍的重要参考著作。在这方面，黄也颇为自负，他后来带出的弟子如杨伯峻、陆宗达等，均为大家。
黄侃因为学问大，加上性激口直，不容于物，表现出来便是脾气暴躁，狂狷不羁，甚至玩世不恭。据周作人回忆，大概是1908年前后在东京民报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