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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20世纪20年代以来，随“丝绸之路热”持续升温，中亚考古探险和攫获文物竟成为外人了解新疆的视角。欧美的各研究机构和大博物馆，纷纷出高价搜集藏品，——你总不能建立起一个富丽堂皇的博物馆，而让它空着。这就从客观上造成了亚非文明古国的劫难。步欧洲、日本后尘的美国，安德鲁斯、华尔纳两支以“找宝”为目标的探险队前往中国，而且都铩羽而归，以至美国的哈佛大学福格博物馆的中国艺术馆不得不以重金劝诱老探险家斯坦因出马，赴新疆为其找宝。
另一方面，“五四”的民主、科学精神，在中国产生了深刻影响，中国早不是由西太后统治的国家。特别是当1926年斯文·赫定率先与中国学术界合作，成立了“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外国人以个人身份闯入西域已经成为过去。西域探险的“古典时期”结束了。而西域探险的“现代时期”到来的标志，就是“荒漠独行侠”退出西域探险史。特林克勒的遭际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特林克勒之后，1929年在和阗沙漠考古探险的，是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中的中国考古学家黄文弼。
在《塔里木盆地考古记》中，黄文弼曾写到：
当余等来新疆之前，有一德帝分子名椿克尔，藉游历为名，并无护照，欲在和阗考古，南京及乌鲁木齐当局累电和阗阻止，而椿克尔非但不听，反恶言相向，声称：“你们以前允许英国人斯德诺（斯坦因的汉文名字）在和阗考古，为什么现在不允许德国人考古。”
在《黄文弼蒙新考察日记》中有关特林克勒（即椿克尔）的记载还有：
1929年6月18日，在和阗道署“检阅叶城古迹调查表及椿克尔所采古物①，大抵泥塑佛像及瓦器柄之类，与余所得者相仿佛，共装陈15箱，约千余件，闻现已一半归公，一半赠送矣”。7月4日，与一位未记名的“中原人”“谈及德人古物事，闻已处分告竣，扣留3箱，多泥塑之件，若木版字画均为外人带走，又石刻模型均送与外人，反笑外人要此何用”。6月27日，“皮尔曼泽北40公里沙碛中亦有破庙，外人掘出泥塑像头，红泥白面，上有字迹，岂鼠壤坟之祠欤”。
为了做个比较，应该提到在《未完成的探险》第十五章“叶尔羌和喀什噶尔之旅”行文中，特林克勒自己对私自攫获文物一事，是这样看的：
如果中国人希望把所有的文物保留在本国的话，那么不难理解反对把样品带出国的法令。然而我们得到当地当局允许进行工作，并没有正式通知我们有关挖掘的法律，而且我们已买了（或者由别人赠送了）大部分藏品。
也许这就是20年代的外国探险家的境界。但就特林克勒而言，除去强词夺理的申辩，也可以看出，这类私下掘宝，事实上从来几乎都是在买通一些人的情况下进行的。这一点，至今仍然应该汲取教训。
写到这里，我们感到庆幸的是，单枪匹马闯入塔里木“攫宝”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不管为了什么理由，它也绝不会再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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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成员在和阗的工作（1）
小城沙雅的友人
1984年7月23日，始发于库车的长途公共汽车驶抵塔里木河北岸的沙雅县城。
走下公共汽车，脚踩着被阳光晒得发烫的浮沙，我一时间竟产生了茫然失措的感觉。早在半年前，我僻居于北京西郊圆明园农舍，彻夜不眠地计划着这次暑期环游塔里木的考察旅行，就决心在7月底抵达沙雅县，重点考察塔里木河中游著名渡口齐满。当我真的来到沙雅时，竟觉得好像在梦境里。
在沙雅县城，没费太大的周折我就找到了正在过暑假的沙雅县二中的老师刘增力。在此前我并不认识刘增力，只是读过他写的一篇小说《原始森林里的少女》，还通过两次信。意外相逢，我们都有相见恨晚之感。作为“北京来的客人”，我就暂居在刘增力家中，他刚分了一套房子，是4间，楼上楼下各两间，我借住的，是楼上的两间。我们谈着文学创作，谈着读书，谈“累”了，就下围棋，“纹枰对坐，从容谈兵”，改交谈为手谈。
第三天，刘增力自告奋勇地随我一起离开县城，去考察塔里木河。同行的有他弟弟和妹夫，我们四人骑着自行车，扛着猎枪，愉快而忘形地高唱“我不打兔子和羊，专打狐狸和狼，打猎呀，打猎我最爱好”，像一次愉快的郊游，奔向前方的“无缰野马”……
几年之后，1989年10月，我又来到沙雅县城，这次的目的地仍是塔里木河的渡口齐满。那时，刘增力已调离沙雅，我走在熟悉又陌生的小城街巷上，不禁失声吟起“满城芳草无故人”的诗句。
在一个临街的窗子里，有一对年轻人在下围棋。他们告诉我：沙雅下围棋的，都知道二中有个刘老师下得好。
这次我不是只身一人来的，我还领来了一个瑞典电视摄制组，任务是拍摄一部纪念斯文·赫定西域探险的电视片。其中有一段，是在齐满的塔里木河渡船上采访我的场面。一年以后，电视片《斯文·赫定走过的路》在瑞典电视一台播出了，此后又先后在欧美一些国家的电视台播出。
在第一次来沙雅时，刘增力就问过：杨老师，你在北京工作，怎么想到要来沙雅的齐满看看的？
直接的原因很简单：我正在写一部以保护新疆生态平衡为主题的长篇小说，而50年代的中国科学院新疆综合考察队曾以沙雅齐满为大本营，作了塔里木胡杨调查研究，并由著名植物学家秦仁昌写了题作《关于胡杨林与灰杨林的一些问题》的重要论文，所以，我要在二三十年之后，以齐满今貌作个对照。
而潜在的、感情上的原因，则很难于用几句话对一个刚结识的新朋友讲得清楚。
黄文弼的路
黄文弼先生是我自幼就熟知的西域考古学家，我长期以黄文弼后继者自视。
此前我们提到过，斯坦因为超越斯文·赫定，选择了更具挑战性的自北向南横贯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走向，即从漠北沙雅直切向漠南于阗绿洲。而中国学者黄文弼，不但在二三十年代之际几乎踏查遍了环绕塔里木盆地的古迹，而且，他还曾于1929年春天，在恶劣的天气条件下，以远远不足以与斯坦因相比的设备与物资基础，果敢地从沙雅向南，走进了“进去出不来”的无边沙海。他在沙雅南行的出发点、支撑点，即是塔里木河古老的津渡齐满。实地考察齐满，寻访先行者的足迹，是我倾心已久的一大愿望。
早在此前一千多年，西行求法高僧法显，就曾由塔里木河直穿大漠，抵达于阗（即今和田市）。《法显传》概括此行，说：“行程中无居民，沙行艰难，所经之苦，人理莫比。在道一月五日，得到于阗。”而在法显西行的5世纪，塔克拉玛干沙漠并非像今天那样广袤、荒凉，克里雅河几乎已能拥抱塔里木河，而大漠腹地喀拉墩等地，还是人类的“桃花源”。到黄文弼横穿大漠时，条件已恶劣无比。他先在沙雅县境，对塔里木河南岸广大荒漠作了踏查，一再发现沙中的干河、古道，最后，以一个月零6天的时间，终于大致沿和阗河抵达了和阗。其中“在荒寂无人的大沙漠中计行一月零三日，辛苦备至”。与高僧法显的“在道一月五日”，“所经之苦，人理莫比”恰好可以做对照。 。 想看书来
七、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成员在和阗的工作（2）
在横穿沙漠时，黄文弼得出“塔克拉玛干沙漠是好走的，又是难走的”这一结论，并预期能第二次穿越它，这第二次将是自西南到东北，“拟走一斜行道”。面对沙漠死界的挑战，居然冷静从容以待之，颇见探险家、考古学家的胸襟、气度。此行一开始，他是先自塔里木河南岸向上游攀升，然后沿时有水、时干涸的和阗河，抵达玛札塔格。黄文弼是第一个考察玛札塔格及其戍堡的中国学者。
在这次行程中，黄文弼始终关注古代沙漠、河道的变迁，这是前人从未着意的。他在行程中写的日记，是与此有关的重要资料。
在和阗，黄文弼又作了大约一个月的重点调查，其中包括达莫沟、阿克斯皮力、买力克阿瓦提、约特干，并沿克里雅河寻访了喀拉墩古城。有关成果，都已写入《塔里木盆地考古记》。
安博特历险记
黄文弼此行是作为中瑞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的考古学家身份，专门从事考古发掘与调查的。而一个晚些时候参加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的瑞典科学家尼尔斯·安博特，也于30年代初期，在和阗作过学术调查。
安博特进入塔里木盆地时，南疆已处于战乱当中，马仲英打进南疆后，又受挫于喀什城下，而和阗一度脱离省府而“独立”。安博特曾在后藏的阿里地区作天体物理学考察，但到1933年初夏，与设在北平（即今北京市）的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理事会及团长斯文·赫定失去了联系。
经过几个月的寻找，情况越来越不妙，赫定派瑞典籍团员那林（著名地质学家）去新疆寻找安博特。那林出发时，向赫定借了一只金戒指，那是1926年12月，后藏法王班禅额尔德尼送给赫定的礼物。他们都希望这只戒指会带来好运。
6月7日的午夜，一封电报送达赫定在北京的寓所，那是受托打听安博特下落的瑞典传教士罗别林茨打来的，而罗氏是瑞典驻喀什噶尔传教团的教士之一。赫定急不可待地拆开电报封套，出现这样一行电文：
安博特在和阗，平安。近日将经印度返回。罗别林茨。
赫定的一颗心终于放了下来，但考虑到和阗此时的特殊形势，他不禁又为安博特产生了新的担忧。
南疆战火方殷。1933年2月15日，和阗人穆罕默德·伊明在墨玉县暴动，很快占据和阗地区，并自称“和阗王”。伊明不满足于称霸漠南，一再力图把势力伸向西方的喀什噶尔。在这种情况下，安博特怎能安然无恙地从战乱中全身而归呢？
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不愧是个“游动大学”，其中外团员，个个有处变不惊，独当一面的能力。早在1931年，安博特就在和阗做过考察，这回重返和阗，已物是人非。为全面了解情况，他曾专门拜会过伊明，并得到可以在和阗地区从事学术研究的许诺。安博特竟意外得到了考察昆仑山区的机会。能对昆仑山作地形测量并作植被调查，一直是许多探险家梦寐以求的。1933年8月，安博特终于离开和阗，前往印度。
安博特写有一部游记，名叫《驼队》，其中关于和阗的部分，是这一时期仅见的考察纪实。该书有英文译本，并由杨玉生、宋增科译成中文，发表在新疆的《民族作家》杂志，并且编入“西域探险考察大系”丛书。
关于一个中国学者的传说
对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成员的和阗探险调查作评述时，还应该提到另一位有关的人，即中国著名植物学家、林学家刘慎鄂。
七、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成员在和阗的工作（3）
1931年，刘慎鄂与著名古生物学家杨钟健等中国学者，参加了由哈特和卜安领导的中法科学考察团（即法国雪铁龙探险队），前往中国西北。该团于乌鲁木齐因内部问题而解体，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