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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为别人的著作写序，我真是很少做。但是，当伍禄香从遥远的广西桂林给我打电话，要我给他的长篇纪实文学作品——《喋血湘江》写一个序时，我尽管犹豫了好久，最终还是接受了。
我同伍禄香并不相识，也没有见过面，是《喋血湘江》这部书稿让我们有了联系的机会。由于每年要承担不少有关书稿的审读任务，使我有机会较早地阅读了这部书稿。因此，我可能不是这部著作的第一读者，但可以说是这部著作的最早读者之一。
《喋血湘江》以纪实文学的手法再现了红军长征途中湘江战役的悲壮历程。老实说，由于在图书市场上，描写湘江战役的书籍目前已有不少。所以，当我开始阅读这部书稿时，似乎也没有太大的兴趣。但是，随着阅读的深入，我还是被它的内容深深地吸引住了，感到它与同类作品相比，有自己的显著特点：一是具有历史的整体感。书稿从湘江战役的起因、过程，直至结局，全景式地再现了湘江战役的全过程，而不是侧重于某一方面，或某一局部的描写，给人以一种历史的整体感。二是具有历史的客观性。书稿虽不完全是一部历史书，而是采用文学手法对历史的再现，是以厚重的历史为基础的。因此，对事件的描写、人物的刻画及各种人物的对白等，都以历史事实为基础，比较符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和身份，既客观又准确，做到了源于历史，又高于历史，是一部站得脚的史诗性的作品。三是具有历史的价值性。书稿中大量地穿插了当年亲历和目睹湘江战役的当事人的回忆，从而以准确丰富甚至鲜为人知的史料为素材，一件件辨析出当时的历史格局中的历史事件之谜，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四是具有较强的可读性。书稿的文字比较生动，并配了不少图片，做到了图文并茂，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总之，作为一部纪实文学作品，《喋血湘江》遵照“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纪实文学作品的写作原则，把尊重历史与文学创作有机地结合起来，在有限的历史空间里创造了无限的精彩篇章，给人以强烈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这也许就是我之所以要接受为此书写序的根本原因吧。
袁德金
2009年4月16日于北京西山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难以忘却的历史（1）
每一场革命都有它自身的传奇……一九三四年中国革命的长征却不是什么象征，而是考验中国红军男女战士的意志、勇气和力量的人类伟大史诗……但是长征却使毛泽东及其共产党人赢得了中国……使中国朝着一个无人能够预言的未来前进。
——索尔兹伯里《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
选择这一题材写纪实文学，对我而言，本身就是一种挑战。尽管自己是喝湘江水长大的，自小就听到了许许多多的红军故事；也尽管自己平素对湘江之战兴趣甚浓，浏览过大量的相关资料，但要将这段尘封了大半个世纪的史实尽可能如实地捧给广大读者，其困难是显而易见的。
这不仅因为它是七十五年前发生在桂北大地上的事情，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已相距甚远，且十分陌生；还因为七十五年的风雨侵蚀，物换星移，战场遗址早已荡然无存，简直可以说无迹可寻；更因为它是红军内心永远的伤痛，历史的原因，所留存、流传的资料少之又少，有的甚至无案可查，成为一个个难解的谜。
事实上也的确如此。中央红军长征过桂北虽然只有短短的十九天，但足迹遍及桂北五县，行军路线复杂、战事频繁，特别是作战部队数量上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以至对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命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点历史早已作证。但对于具体的事件，却千头万绪，众说纷纭。
二○○六年，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七十周年，桂林电视台决定由我负责摄制四集文献纪录片《红军长征过桂北》，给了我一个了却数年夙愿的机会。
采访工作伊始，我最初的想法就是全身心扎进去，拜访专家咨询，力所能及地搜集有关资料，到桂北五县实地勘察，跟地方党史研究的同志请教，寻找亲历者和见证人，查阅各种档案。随着采访工作的深入，脉络逐渐清晰起来，那就是以湘江之战为主线，围绕敌我双方的战役布局、战役进程，以时间为纵，以事件为横，纵横交错，将中央红军在桂北境内所发生的重大事件有机地串联起来。
当然，这本书稿能够顺利地写出来，最根本的一点，就是数万红军将士的英魂、红军老前辈的殷切嘱托和数十位见证者的期盼，深深地触动了我的灵魂，震撼了我的心，激励着我要克服一切困难把它写出来，以给先烈一个告慰，给历史一个说明，给后人一个交代。
我用了近三个月的时间，走遍了桂北5县的22个乡镇、86个村委会、122个自然村，还辗转北京、遵义、井冈山、长沙等外地进行采访。
我沿着当年红军过桂北的征途采访调查。这里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仿佛都在向我诉说七十五年前那场惊天地、泣鬼神的大血战：在脚山、在新圩、在光华铺三大阻击阵地，在屏山渡、在大坪渡、在凤凰嘴、在界首四大渡口。脚下的每一寸土地都浸染了红军将士的鲜血，眼中的每一座山头都长眠着无数红军烈士的英魂，只要往丛林深谷中一走，保不准就会踢着或踩着人的骨骼，那多半是红军指战员的遗骸。尤其是在凤凰嘴渡口，当县党史部门的同志和当地老百姓向我讲述起红军将士血染湘江的情况时，陈靖将军那首字字带血的诗句，仿佛描绘出一幅当年红军抢渡湘江的悲壮画面：“血染十里溪，三年不食湘江鱼，河底遍尸体。”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难以忘却的历史（2）
太悲惨了！太壮烈了！我的心是沉甸甸的。
由于岁月不饶人的缘故，寻访当年的亲历者的确十分困难，尤其是当年参加阻击战的，简直是难之又难。他们因年事已高，有的对往事业已健忘，有的因健康之故长住在医院疗养，因此我通过各种关系，只采访到11位亲历者。九十五岁高龄的方国安老将军，当年率领红四师工兵连在界首渡口负责架设浮桥，并炸毁浮桥，当他得知我是采访湘江之战时，饱含激情地说：“湘江之战完全是李德、博古的瞎指挥，才造成部队损失惨重。你要如实地把这段史实写出来，告诉后人莫忘历史！”九十六岁的廖仁和老人，是原红三十四师机枪连连长：“我们那个师在安和黄陡坡一战，一个连只剩下9个人，还没过湘江，全师就搞完了。死了好多人，才打下这座江山！”寥寥数语，却寄托着红军老前辈的殷切期望，似千钧重担压在我的肩上，我的肩是沉甸甸的。
在桂北乡村采访的日子里，还有一件事是不能不提的，那就是至今让我仍无法用言语所能表达出来的老百姓的那种热情。我每到一村一地，当地群众一得知我是采访红军长征的，立即就围满了人，你一言他一语的，主动带路、主动讲述或提供线索，帮我寻找见证人。采访的第一天，我先到了永安关，由于时间太晚的缘故，在归途中只在桂岩村外问了问，谁知刚回到灌阳县城正在吃饭时，县里的一位领导告诉我：桂岩村的村民晓得我是采访红军长征的，有20多位村民连夜跑到文市镇里，通过派出所给县里打电话，强烈邀请到村里采访。有许多鲜为人知的珍贵的史料都是老百姓提供的线索，像三十四师全师覆没的黄陡坡之战，就是在安和乡文塘村釆访时，见证人告诉我的；龙胜黄家寨的碉堡遗址和资源北门坳的战壕遗址等等，都是当地群众提供的线索。尤其是在龙胜平等的红军洞，当我头顶酷日，在陡峭的山道上艰难地爬行时，家住对面山顶上的六十七岁老人李平一眼望见，竟然爬行两公里多的山路，赶到这边山顶来，主动跟我讲述起红军洞的故事。老人噙着泪花深情地说：“如果没有老红军流血流汗打天下，哪有我们今天的好日子过。可他们一点也未享到福！”
在釆访见证人的过程中，最让我们感到激动不已的是所有的见证人几乎众口一词：红军好，红军帮群众挑水劈柴，对老百姓秋毫无犯！使人无法想象在天上有飞机轰炸，地上有几十万国民党军前堵后追的恶劣局势下，红军仍能以严明的纪律来赢得民心，这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具有何等人格的魅力！在灌阳的楠木山村，几名饥饿不堪的红军战士吃了群众的猪潲，仍在灶台上留下了铜钱；在资源社水村，看到苗民因害怕躲进山里留下几头肥猪无人饲养，饥饿难当的红军不仅未动一根猪毛，反而主动帮苗民喂养；在龙胜龙坪寨，国民党特务纵火焚烧了侗族同胞的木房，红军总政委周恩来指挥原本钱粮不足的红军，向灾民们发放钱粮赈灾。更让人难以想象的是，当年红军所到之处在民间散落的大量文物，诸如马灯、手雷、刺刀、宣传画、宣传标语，虽经大半个世纪的沧桑风雨，却至今仍保存得完好无损。
国民党统治了数十年，在民间没留下任何值得纪念的东西，而红军仅仅是路过，却在老百姓心中烙下了永不磨灭的痕迹。仁义之师由此可见，正印证了那句“得民心者得天下”的古训。
正因为这种沉重的历史责任感，使我在创作的后期，对任何史料的运用、取舍，反复斟酌，慎之又慎。对有争议和线索不够清晰的地方，不辞辛苦反复查证，力求真实。如红军最后抢渡的渡口凤凰嘴，有的说是架设浮桥过江的，有的说是徒涉过江的，湘江染成血江究竟是不是这里？我翻阅了大量的将军*和有关史料，前后三次到实地采访，寻访了当地近10位见证人和亲历者，尤其是找到一九八四年曾参加过这一史实调查的原全州党史办主任刘心潜老人，根据各种考证，我确定凤凰嘴渡口就是红军抢渡湘江的最后一个渡口，是徒涉过江的，没有架设浮桥，且在十二月一日，由于各个阻击阵地的相继失守，红五、八、九三个军团三万多人马被迫拥挤在这片开阔地上抢渡，遭到了国民党飞机的狂轰滥炸，人员伤亡惨重，湘江染成血江。
此外，为力求客观公正，真实地再现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我重点突出了桂军的战前准备和战役布局，爬行五十余里山路去看黄家寨的碉堡，采访北门坳的原国民党民团成员，将那段血雨腥风的历史作了反思性的解读。
如今，这部写作历时一年多的书稿终于与读者见面了，虽然有些不尽如人意处，但红军勇于战胜一切困难和险阻的长征精神，将永远激励着我们！
“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失败者！”这句气吞山河的豪言壮语，将永远萦绕在桂北大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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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1
二○○六年七月二十六日上午，湘江河畔的界首渡口。
炫目的骄日烘烤着静静流淌的江水，夹着炙人热气的熏风不时搅动着水面，泛起层层银光闪闪的粼波。
流水无声，垂柳无声，四周万籁俱寂，只有那不知名的小虫不识时趣地嘶鸣着。
三官堂门口的江水边，三位六旬上下的老人端着酒杯，神情凝重地面向湘江行了三鞠躬大礼，然后颤巍巍地将酒杯中的酒缓缓倒入江水中；
几乎同时，三位老人的泪水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