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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文化现象是体现着文化内核的。为此，本书特别拈出九种文化现象来进行讨论。这九种文化现象，有的是中国独有的，如人情、面子；有的虽非中国独有，却颇具“中国特色”，如饮食、家庭。现象虽有九种，但“九九归一”，目的却只有一个，即要揭示出中国文化最核心最深层的秘密。
所以，这些现象，便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它们都是我们自己的身边人、身边事，是每个中国人熟视无睹、司空见惯、习以为常、见怪不怪的。因为最“寻常”的，也就必然是最“正常”的。文化内核既然是最具纲领性的东西，就一定能见之于最具普遍性的现象。不过，“太寻常”也就难免“看不见”。这就需要分析，需要解剖，需要追根寻源，或者说，需要“破译”，才能“解密”。
这，便正是本书要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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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民以食为天（1）
吃出来的和做出来的
有人说，中国文化是吃饭吃出来的，西方文化是做爱做出来的。
这当然“不像话”，也没什么“科学依据”，却也不是全没影儿。什么是文化？文化就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方式。要生存，要发展，这“饮食男女”四个字是不能不讲的。就连动物，都知道不能不觅食，不能不求偶。这是本能。用句文雅的话说，就叫“食、色，性也”，管你张三李四天王老子，都一样。反正不吃饭，就会一命呜呼（个体无法存活）；不做爱，就会断子绝孙（种族不能繁衍）。不能生存，何谈发展，又哪有什么文化？
这可是天大的事，搁到谁头上也含糊不得。
所以中国便有句老话，叫“民以食为天”。就是说，吃饭这事，有天那么大，或者直接的就是天。可惜“天”只有一个，给了“食”，就不好再给“色”了。因此不曾听说过“民以色为天”的。民以色为天，举国上下都是“淫夫荡妇”，那还了得？再说，“饱暖思淫欲”，填饱了肚子才谈得上其他。如果连吃饭都成了问题，哪里还动得了别的心思？
因此重视归重视，偏心眼儿却也难免。大体上说，“饮食男女”这四个字，中国人似乎更看重“饮食”，西方人则似乎更在乎“男女”。西方人会因为一个女人去打仗，中国人就不会。像古希腊人那样，为一个什么名叫海伦的女人而发动一场特洛伊战争的事，中国人是不会干的。中国人只会在打败了仗以后把责任推到女人身上，让女人当替罪羊，比如妲己或杨贵妃。中国人打仗也有抢女人的。比如曹操攻破邺城，曹丕便趁机把袁熙的老婆甄氏“笑纳”了。但那是“搂草打兔子”，捎带的事。主要任务还是抢饭碗，打人家锅碗瓢盆的主意，文雅的说法叫“问鼎”。鼎是什么玩艺？烧饭锅么！
当然，“问鼎中原”的那个“鼎”，已不简单的只是一口烧饭锅了。作为政权和权力的象征，它也是一种神器。这事我们以后再说。但用烧饭锅来做神器和权柄，这就很有些意思，至少说明管饭比管别的什么更重要一些。男女之事当然也很重要，因此也有用性器来做神器和权柄的，比如“圭”就是。圭，玉制，状如男根，大小不一。天子所持者曰“镇圭”，一尺二寸；公爵“桓圭”，九寸；侯爵“信圭”，七寸；伯爵“躬圭”，五寸。反正谁的阳器粗壮伟岸，谁的权力就大，地位就高。看来，上古时期人们要解决的，主要就是“饮食”和“男女”这两件大事。一个“鼎”，一个“圭”，便都好生了得。鼎供在庙堂之上，圭拿在诸侯手中。拿在手中的没怎么听人说要夺，供在堂上的却老是有人来问，“鼎”的分量显然要重于“圭”，“饮食”还是比“男女”重要。
其实不要说神器，就连神，也中西有异职司有别。西方人的神是上帝。上帝是创世神。他创造了世界，也创造了人，而且一造就是男女两个。这就麻烦。你想，孤男寡女弄到一起，岂有不出事的？果然弄出了些尴尬事体，以至于上帝一怒之下，把他们逐出天堂，罚往人间生儿育女，这才有了人类社会。吃饭的问题，也由人自己想办法，上帝是不管的。
中国的神就不同。造人的是女娲娘娘，而且并不单造一男一女，一造就是一大群。造出来以后，老太太就乐呵呵地看着他们生育繁衍，自己躺在云里雾里安享那天伦之乐。至于吃饭的问题，则留给另一位“准神”去解决。这位“准神”就是伏羲。伏羲究竟是人还是神，不大说得清楚，大约是半人半神吧！但可以肯定他是一个厨子，或者曾经当过厨子，要不就是“司务长”。伏羲又叫庖牺。庖就是庖厨，牺就是牺牲。主管庖厨和牺牲的，不是红案就是白案。史书上说他“教民渔猎畜牧”，说了归齐也就是解决了大家的吃饭问题，自然功莫大焉。于是这个“伙头军”和“大师傅”的地位便越弄越高，弄到最后，就连造人的女娲，也居然成了他的太太，甚至还有说伏羲和女娲由兄妹而夫妻者。这就不能不说是把“饮食”看得比“男女”还重要了。
一 民以食为天（2）
我们知道，神的职能无非是满足人的需要。有什么样的人和人的文化，就有什么样的神。古希腊奥林帕斯山上的“诸神”们平时都干些什么呢？也就是打情骂俏寻欢作乐捎带着争风吃醋罢了。中国的神、神王或先圣就辛苦得多。比如伏羲要发明捕鸟兽的网和捕鱼的罟，神农则要发明种地的耜和耒。反正得想办法让老百姓把肚子吃饱，老百姓才会尊你为神为圣。这就叫“民以食为天”。
世界上还有比天大的吗？没有。中国人既然以食为天，则“悠悠万事，唯此为大”，甚至“普天之下，莫非一吃”。
难怪中国人要把什么都看成吃，说成吃了。
泛食主义
的确，中国文化有一种“泛食主义”倾向。
首先，人就是“口”，叫人口。人口有时候也叫人丁。或者男人叫丁，女人叫口。但不管女人男人，也都可以叫人口。人既然是口，谋生也就叫“糊口”，职业和工作也就是“饭碗”。干什么工作，就叫吃什么饭。修鞋补锅是吃手艺饭，说书卖唱是吃开口饭，当教书匠是吃粉笔灰，出租房屋是吃瓦片儿。总之，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如果自己不谋生，靠积蓄过日子，就叫“吃老本”，粤语叫“食谷种”。老本总有“吃”完的一天，就叫“坐吃山空”。老本吃完，或并无老本可吃，就只好“喝西北风”，粤语则叫“吊砂煲”。砂煲是用来煲饭吃的，居然吊了起来，显然是无米可炊，文雅的说法叫“悬磬”。
当然，最让人羡慕的还是“吃皇粮”。吃皇粮的人，捧的是“铁饭碗”，吃的是“大锅饭”。铁饭碗打不破，大锅饭不定量，可以放开肚皮吃，不怕“吃空心汤圆”。最让人看不起的则是“食拖鞋饭”。所谓“食拖鞋饭”，就是靠与自己有密切关系的女人出卖色相过日子。男子汉大丈夫，原本应该“养家糊口”的，居然堕落到“食拖鞋饭”，岂不可耻？
和“食拖鞋饭”相关的是“卖生藕”和“吃豆腐”。“卖生藕”是广州话，意思是女人把自己白嫩的肉体当生藕卖；“吃豆腐”是上海话，意思是男人把女人白嫩的肉体当豆腐吃。前者指女人卖弄风情，或者指男人心怀不轨，但语气比调戏妇女略轻，大体上属于性骚扰的擦边球，因此叫“吃豆腐”。豆腐白嫩，使人联想到女人的肉体；豆腐又是“素”的，意思是并无真正的性关系。所以，吃吃豆腐，在许多男人看来也没什么了不起。但如果碰到特别洁身自好的正派女人，也可能让他“吃耳光”，甚或让他“吃官司”。即便不会“吃官司”，一个钉子碰了回来，也是“吃瘪”，很没有面子。
不体面的还有“饭桶”。一个人没什么用，是个“饭桶”，广州香港叫“食塞米”，北方叫“白吃饭”；受冤枉背黑锅，广州香港叫“食死猫”，北方叫“吃冤枉”；被老板或上司申斥，广州香港叫“食猫面”，上海叫“吃排头”；如果挨打，在上海就叫“吃生活”，而开车开到路口过不去则叫“吃红灯”。红灯尚且可“吃”，还有什么吃不得？
其实不但民间话语说“吃”，官方话语也说“吃”。比如孔子说《韶乐》之美，就说“三月而不知肉味”；孟子说义利之辩，就说“熊掌与鱼不可得兼”；毛泽东说实践的重要，就说“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尝一尝”；焦裕禄说创新的可贵，就说“吃别人嚼过的馍没有味道”。西汉初年，曾爆发了一场关于“汤武革命”是否合理合法的争论。道家的发言人黄生认为商汤周武以下犯上，是“弑”。儒家的发言人辕固生则认为是“受天之命”。主持讨论的汉景帝左右为难，完全无法表态。肯定黄生，则高祖皇帝代秦而即天子位也不合法；肯定辕固生，则等于承认自己这个皇帝也可以由他人取而代之。最后只好宣布：吃肉不吃马肝，不算不懂味道吧？意思是说讨论这个问题，如食有毒之马肝，还是绕过去算了。反正大家都是美食家，马肝又吃不得，不如一起去喝排骨汤。
一 民以食为天（3）
诸如此类的说法还有很多。比如思索叫“咀嚼”，体验叫“品味”，嫉妒叫“吃醋”，幸福叫“陶醉”，司空见惯叫“家常便饭”，轻而易举叫“小菜一碟”，学风浮躁叫“浅尝辄止”，理解深刻叫“吃透精神”，广泛流传叫“脍炙人口”，改变处境叫“苦尽甘来”。此外，如吃苦、吃亏、吃不消、吃不准、吃得开、吃里扒外、吃不了兜着走、不吃那一套，以及生吞活剥、囫囵吞枣、秀色可餐、食古不化等等，都是见惯不怪的说法。反正好事也好（吃小灶），坏事也好（吃官司），有利也好（吃回扣），没利也好（吃工夫），都能吃、可吃、该吃。即便什么都没吃到，也是“吃”，比如“吃哑巴亏”，“吃闭门羹”。
看来，说中国文化是一种“食的文化”，也没什么大错。
头等大事
中国人的这种观念，依我猜测，多半是饿出来的。
想来我们的先民对于饥饿一定有刻骨铭心的记忆。那时候谋生有多难啊！刚刚走出森林那会儿，赤手空拳的人（或者说古猿）真是有些走投无路。坐享其成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与平原上的动物竞争又没有本钱。没法子，只好自己拿自己开刀。一是改革饮食结构，由单纯的素食改为杂食，也就是逮住什么吃什么，不挑嘴。二是改革饮食习惯，由一天到晚吃个不停改为定时定量一日三餐。三是改革饮食方式，由茹毛饮血改为用火加工。更重要的是，学会了制造和使用工具。事实上人类早期的工具都是用来解决吃饭问题的。一类是用来获取食物的，比如掘取块茎的木棒，采集果实的藤篮，追击野兽的石球，捕捉鱼鸟的绳网。一类是用来加工食物的，包括用于初加工的石刀和用于深加工的炊具。还有一类则是用来储存食物的，包括篮筐、陶罐和简易粮仓。不要小看这些棍棍棒棒、坛坛罐罐，它们可是自然界没有的东西，是文化呢！
于是人类便由自然的生存状态进入了文化的生存状态。
这倒是中外一律的。那么，为什么咱们的祖先对于饥饿格外地记忆犹新呢？大约也就是人家放牧而咱们种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