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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品三国》（上）于去年7月22日出版后，受到读者热情欢迎，连续五个月高居各大排行榜前列，销量突破200万册。下册与上册一样，首批刚印刷55万册，即被预订180万册的数字所突破，立即翻倍加印，仍然不够应付雪片似的订单。
《品三国》（下）的第三部“三国鼎立”12集，央视“百家讲坛”已经播出，讲述了魏、蜀、吴三大集团在赤壁之战后，又经历了几次战争，谁也吃不掉谁，刘备入蜀，曹操势力再无法扩张到南方，孙权独霸江南，三大集团这才各自称帝，形成“三国鼎立”的局面。
第四部“重归一统”12集，是“百家讲坛”尚未播出的内容。讲述了魏、蜀、吴三国用武力建立了“非士族政权”后，与士族阶级的矛盾、冲突、斗争越演越烈。斗争的结果，是曹魏放弃，孙吴妥协，蜀汉坚持。正因为坚持，所以蜀汉先亡。正因为放弃，所以曹魏也亡。正因为妥协，所以尚能苟延残喘，却也不得不亡。这是历史宿命，因为晋才是完全彻底的士族地主阶级政权，代表了这一特殊历史的前进方向。
有幸先睹的好几位专家、编辑都说，《品三国》的上册很好看，下册更精彩，到底不愧是易中天！
非常君臣（1）
刘备病逝于永安后，继位的刘禅只当名义上的国家元首，把所有的军政要务都交给了诸葛亮，蜀汉政权从此进入“诸葛亮时代”。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刘禅和诸葛亮也是一对非常君臣。那么，他们的关系究竟如何？在这种特殊的关系背后，又有什么历史的隐秘呢？
章武三年四月二十四日（公元223年6月10日），刘备驾崩于永安宫，临终前“托孤于丞相亮，尚书令李严为副”，蜀汉政权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这个时代是可以称之为“诸葛亮时代”的。因为刘备的托孤，托出去的不仅是他的儿子，也是整个蜀汉政权。这对于诸葛亮来说，可谓机遇和挑战并存。一方面，他可以开始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政治抱负；另一方面，他又必须面对诸多难题。我们知道，诸葛亮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什么是政治？政治就是关系。或者说，就是处理好各种关系。诸葛亮要处理的关系至少有四种，即君臣关系、同僚关系、盟友关系和敌对关系。这些关系都很重要，但按照帝国制度，首当其冲的还是他和刘禅的君臣关系。
这里面显然有诸多问题。因为刘备的托孤太特别，既有“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的交代，又有“如其不才，君可自取”的安排，确实非同一般。因此我们就有了第一个问题：刘禅执行了刘备的遗嘱吗？
答案是肯定的。《三国志·诸葛亮传》说：“建兴元年，封亮武乡侯，开府治事。顷之，又领益州牧。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显然，刘禅不但执行了刘备的遗嘱，还有加码。我们不妨一项一项来做个解释。
一，封武乡侯。武乡，前人解释为南郑的武乡谷，缪钺先生说是错的，应该是琅琊郡的武乡县。因为诸葛亮是琅琊郡人，所以就把琅琊郡的武乡县封给他；正如张飞是涿郡人，就封张飞为西乡侯。西乡和武乡都是县。西乡县在今北京市房山西南，武乡县西汉时属琅琊郡，后来撤销，所以张飞和诸葛亮都是县侯，不是乡侯。有人说，琅琊郡武乡县并非蜀土，怎么能封？这其实也是当时的一种制度，叫做“遥领”。比如刘备的儿子刘永封鲁王，刘理封梁王，都是。后来孙权也用这样的方式封建诸王。这样封，有两个意义。一是抬高受封者的地位，二是表明自己是天下之主。对于蜀汉政权，则还有一个意义，即表明自己是正统。
二，开府治事。开府，就是建立府署，自辟僚属，也就是建立属于官员自己的、相对独立的办事机构和官僚体系。西汉初年，丞相、太尉、御史大夫这“三公”都是开府的。后来的大将军，也开府。曹操恢复丞相制度并且自任丞相，是开府的；刘备任命诸葛亮为丞相，却不开府。这里面差别很大。开府，就有相对独立于皇权的相权，不开府就没有。所以这件事情的意义最为重大，后面还要再说。
三，领益州牧。我们知道，所谓“蜀汉”，其实就是益州。蜀汉丞相管的地方，和益州牧管的地方，没有什么区别。那么，丞相而兼益州牧，岂非多此一举？当然不是。尽管从地理范围看，蜀汉就是益州；但从国家体制看，蜀汉是蜀汉，益州是益州。区别在哪里呢？蜀汉是王朝，益州是郡县；蜀汉丞相是中枢政要，益州州牧是地方官员。前者拥有的是中央行政权，后者拥有的是地方行政权。这两个职务的权限是不一样的，任务也是不一样的。州牧是“牧民”的官，丞相是“牧官”的官。当然，州牧也“牧官”（管理太守、县令），但丞相却不“牧民”。因此从制度上讲，是两个不同的职务。
非常君臣（2）
但是刘禅却把这两个职务都给了诸葛亮。这就很有意思。我们不妨来总结一下：封武乡侯，是赋予诸葛亮尊贵地位；开府治事，是授予诸葛亮独立相权；领益州牧，则是授予诸葛亮牧民之权。这就等于是把整个蜀国从上到下都交给诸葛亮了。
事实上诸葛亮不但位极人臣，而且大权独揽。据《三国志·后主传》裴松之注引《魏略》，刘禅继位后曾明确表示：“政由葛氏，祭则寡人。”这话什么意思呢？就是所有的军政要务都由诸葛亮处理，自己只担任名义上的国家元首。如果说这话不见于正史，不一定靠得住，那么，《三国志·诸葛亮传》所云“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总是事实。
这就几乎和曹操一模一样。曹操的头衔和职务是什么？武平侯（县侯）、丞相（开府）、领冀州牧。诸葛亮呢？武乡侯（县侯）、丞相（开府）、领益州牧。这真是何其相似乃尔！不同的是，曹操的头衔和职务至少有一半是自己弄来的，只有武平侯是汉献帝自愿封的，诸葛亮的头衔和职务却都是出自先帝和后主的本意。
但是自愿也好，被迫也好，刘禅和刘协这两个皇帝，在本质上没什么两样，都是“橡皮图章”。于是我们就要问第二个问题：刘禅的感觉如何？
我的看法是不爽。有证据吗？有。据《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襄阳记》，诸葛亮去世后，各地人民纷纷要求为故丞相立庙，不被批准。人民群众只好在大街小巷“因时节私祭”。于是有人提出，处处立庙固然不必，立于成都则未尝不可，然而“后主不从”。这事闹得很僵，实际上已造成朝野对立，幸亏后来有人出来打了圆场。他们上表刘禅说，崇拜圣贤追思功臣，是古往今来的美德。何况诸葛亮功勋盖世，王室幸存实在靠了他老人家。再说让人民群众在街头巷尾、田间地头“巷祭”、“野祀”，也不像话。当然了，丞相的庙建在成都也确实不太合适，因为昭烈皇帝的庙在这里。怎么办呢？办法是就近（因近其墓），在定军山诸葛丞相的墓前立庙（立之于沔阳）。同时规定，所有的人要祭奠诸葛亮，都只能到这座庙里面去（限至庙），不能再随随便便“私祭”。也就是说，庙，还是要立的，但不能立在成都，更不能全国各地都是，只能建于丞相墓前。祭祀，也是能搞的，但不能想祭祀就祭祀，也不能随便在什么地方，只能到汉中的丞相庙里去。刘禅这才同意（于是始从之）。
上表的人是步兵校尉习隆、中书郎向充等，不是什么头面人物。而且，细读这封表章，也不难看出他们是何等地苦口婆心、讨价还价、委曲求全。先是以古人为例（周人怀召伯之德，甘棠为之不伐；越王思范蠡之功，铸金以存其像），后是为刘禅开脱（建之京师，又逼宗庙，此圣怀所以惟疑也），最后提出一个后主可以接受的方案：规定只能在诸葛亮的墓前立庙和祭祀。你想，诸葛亮的墓远在汉中的定军山，又有几个人能去？当然比屡禁不止的“全民私祭”更能让刘禅接受。由此不难看出，刘禅对这事是多么的不痛快。
有人说，刘禅不批准为诸葛亮立庙，是有依据的，这个依据就是礼法。《襄阳记》说得很清楚，“朝议以礼秩不听”嘛！这话不通！习隆他们的表文怎么说？大汉王朝四百年，因为一点点小德行小功劳，就树碑立传塑像立庙的多了去（自汉兴以来，小善小德而图形立庙者多矣），难道皇皇大汉从来就是不讲礼仪规范的？既然小善小德尚且可以塑像建庙，诸葛丞相如此大恩大德，为他立庙怎么就犯规了？再说了，刘禅也未必是什么守规矩的人。孔明去世后，丞相制度就被他废除，北伐中原也被他停止，怎么就不能为诸葛亮破一个例？说穿了，就是他心里不愿意，小心眼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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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君臣（3）
因此我们要问第三个问题：刘禅为什么不爽？
也有三个原因。第一，形同软禁。刘禅这孩子继位以后，估计就再没出过宫。直到诸葛亮去世后一年多，也就是建兴十四年（公元236年）的四月，才去都江堰看了一次岷江，被陈寿郑重其事地记录在案（见《三国志·后主传》）。众所周知，都江堰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水利工程，作为蜀汉王朝的一国之君，去视察一下是完全应该的，却也遭到批评。胡三省注《资治通鉴》的时候就说，诸葛亮不在了（诸葛亮既殁），刘禅就跑出去游山玩水（汉主游观），居然没有人能阻止他（莫之敢止）。可见诸葛亮在世时，他是不敢去的。或者说，如果他想去，诸葛亮是要阻止的。刘禅当皇帝的时候十七岁，到诸葛亮去世的时候，也才二十九岁。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年龄？这样的年龄，成天关在宫里，能不郁闷吗？再说了，一个将来要亲政的人，难道就不该出去了解一下国情吗？所以陈迩冬先生说他“很为刘禅叫屈”。
第二，不免挨训。建兴五年（公元227年），诸葛亮准备北伐，临行前上表刘禅，这就是有名的《出师表》。《出师表》当然是千古高风的华章，我们每个人读了都要深受感动佩服不已的。但有一个人可能例外，那就是刘禅。因为诸葛亮这篇表文的口气，完全是训小孩子。什么“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什么“不宜偏私”、“不宜异同”，都不怎么好听。或许有人会说，不好听又怎么着？忠言逆耳么！对不起，你搞错题目了。我这里不是要讨论诸葛亮说得对不对，而是要讨论刘禅听了爽不爽。诸葛亮的话当然是对的，但刘禅听了不爽，怕也是可能的。何况诸葛亮在说这些话时，还动不动就抬出“先帝”来。你看短短一篇《出师表》，提及“先帝”就达十处之多，可见平时也是“先帝”不离口的。我要是刘禅，心里就不爽。什么都是我爸如何，那朕呢？
第三，难以亲政。我们知道，诸葛亮只是顾命大臣，不是摄政王，更不是皇帝。他的任务只是辅佐刘禅，不是代替刘禅。所谓“托孤”，只不过新君年幼，这才要托。新君成年以后，就应该让他亲政。何况刘备说得很清楚：“如其不才，君可自取。”那么，刘禅如果“才”呢？当然就不能“自取”了。但是，我们看不到诸葛亮有还政于君的打算，也不知道在他的计划中，什么时候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