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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同软禁，不免挨训，难以亲政，这三条加起来，估计刘禅是不爽的。于是我们就要问第四个问题：诸葛亮为什么不肯还政于君？
通常的说法是刘禅太差。扶不起来的刘阿斗么！把蜀国交给他，还不完蛋？那么，有证据吗？有。四个证据。第一，亲信小人。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不说也罢。而且，刘禅的亲信小人，恐怕早有预兆，否则诸葛亮在《出师表》中就不会大讲先汉后汉如何如何了。
第二，不战而降。这也是大家都知道的。而且，据《三国志·后主传》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刘禅准备投降时，他的第五个儿子、北地王刘谌极力表示反对。刘谌对他的父皇说，就算我们穷途末路必败无疑，也得君臣父子齐心协力背水一战以身殉国，才对得起先帝呀！然而刘禅不听，刘谌只好跑到刘备的庙里痛哭一场，杀了全家然后自杀。有刘谌做比较，刘禅不更显得窝囊么？
非常君臣（4）
第三，忘恩负义。据《三国志·后主传》及《赵云传》裴松之注引《云别传》，景耀三年（公元260年），刘禅追谥故将军，关羽、张飞、马超、黄忠都有份。关羽追谥为壮缪侯，张飞追谥为桓侯，马超追谥为威侯，黄忠追谥为刚侯，偏偏没有赵云。后来，由于姜维等人打抱不平，才在第二年追谥赵云为顺平侯。赵云是刘备集团的大功臣，更是他刘禅的大恩人。追谥故人，居然不念赵云，还要别人提醒，岂非忘恩负义？
第四，没有心肝。据《三国志·后主传》及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刘禅投降后到了洛阳，被封为“安乐公”。司马昭设宴招待他，席间特地演奏了蜀国的乐舞（为之作故蜀技）。“凄凉故蜀伎，来舞魏宫前”，这是何等悲哀的事情！所以“旁人皆为之感怆”，只有刘禅“喜笑自若”。这一表现，就连司马昭也看不下去。司马昭对部下说，一个人没有心肝，怎么可以到这种地步（人之无情，乃可至于是乎）！又一天，司马昭问刘禅：你很想念蜀国吧？刘禅说，这里快乐得很，不想念蜀国（此间乐，不思蜀）。这实在太不像话。于是，随刘禅入洛阳的旧臣郤正（郤音戏）就去对他说，下次再问，主公就说先人的坟墓在那里，没有一天不想念，然后把眼睛闭起来。后来，司马昭又问这个问题，刘禅就按照郤正教的那样说那样做。司马昭听了大为怀疑，说我怎么听着像是郤正的话呀？刘禅马上睁开眼睛，说你猜对了，就是他（诚如尊命）！结果所有的人都笑（左右皆笑）。你说刘禅是不是没有心肝？
但是这些说法也都可以商量。第一，历朝历代的皇帝，哪个身边没有小人？汉文帝有没有？汉武帝有没有？昭烈皇帝刘备的身边，难道就没有？比如那个法正，就有很多人认为他是小人，很让诸葛亮伤脑筋的。再说刘禅也并非只是亲信小人。诸葛亮、蒋琬、费祎、董允，号为“四英”，前赴后继地辅佐刘禅。刘禅的政府，难道不是“贤人内阁”吗？
第二，不战而降也可以讨论。历史上不战而降的并非只有刘禅，刘璋也是。难道刘璋不战而降就是弃暗投明，刘禅不战而降就是丧权辱国？讲不通吧？当然，刘禅和刘璋还是有区别的。刘璋说得很清楚：我们刘家父子在益州二十多年，没给人民带来什么好处，反倒让老百姓遭受战争之苦，实在于心不忍！这就值得肯定。刘禅却没有这个境界，他考虑的是保命问题，因此原本准备逃跑。只是因为跑不掉，才投降。所以，刘禅的不战而降没什么可取之处。但蜀汉亡国也不是他一个人的责任，不能因为他是亡国之君就把他说得一无是处。
第三，不追谥赵云也有原因，原因就在刘备称王时只封了四员大将：前将军关羽、右将军张飞、左将军马超、后将军黄忠，没有赵云，也没有“五虎上将”一说。事实上，赵云终其一生，也未能做到“名号将军”。刘备在世时，是翊军将军。刘禅继位后，做到征南将军、镇东将军，后来又因“失利于箕谷”而被贬为镇军将军。所以，赵云的地位一直不如关、张、马、黄。刘禅按照四员大将的名单和规格来追谥已故将军，正是继承了其父的做法。这当然是委屈了赵云，也确实忘恩负义。但这笔账得先算在刘备头上，不能只骂刘禅一人。何况刘禅最后还是追谥了赵云，应该说是从善如流，何必厚非？
非常君臣（5）
第四，刘禅在司马昭面前的表现确实恶心。即便是亡国之君，也不该这样窝囊，这样没有骨气，没有心肝。刘禅降魏十三年后，吴帝孙晧降晋，被封为“归命侯”，级别比刘禅低一等。据《晋书·武帝纪》，孙晧到了洛阳，登殿拜见晋武帝司马炎。司马炎让他坐下，并对他说，朕设此座等待足下，已经等得很久了。谁知孙晧倒驴不倒架，鸭子死了嘴巴硬，反唇相讥说，臣在南方也设此座以待陛下！常言道，败军之将不敢言勇。孙晧作为一个亡国之君，面对受降者，居然如此张狂，至少比刘禅的表演更有“审美价值”。
但是，刘禅虽然窝囊，却绝不弱智。他只是没有骨气，并非没有心眼。说白了，他是装疯卖傻。刘禅很清楚，作为亡国之君，他是永远也回不去了，能保住性命就是好事。他也清楚，要保住性命，就不能让人觉得自己有复辟之心，就连想念蜀国也不行。正如《三国志集解》引于慎行所言：“思蜀之心，（司马）昭之所不欲闻也。”因此，他必须表示自己“乐不思蜀”。而且，他还必须表示，即便有了思蜀之心，也是别人教的，自己学不像。结果，“左右皆笑”时，他这个“安乐公”就“安乐”定了。因为他那一句“诚如尊命”，不但证明自己并不思蜀，还证明自己缺心眼儿，可谓“一举两得”。做到这一点其实极难。试想，刘禅在照着郤正所教说了做了以后，如果司马昭不问“何乃似郤正语邪”这句话，又该怎么办？这就说明，刘禅要么有胆，敢赌这一把；要么有智，算准了司马昭会问。无论何种情况，都证明刘禅不是草包。
其实，对于刘禅的智力，诸葛亮是有过评价的。据《三国志·先主传》裴松之注引《诸葛亮集》，刘备临终前曾有遗诏给刘禅，说丞相感叹你“智量甚大”，进步也快（增修过于所望）。果真如此，朕也就放心了。诸葛亮不会拍马屁，刘备也不是护短的人，此说应该可靠。或许有人说，这是诸葛亮安慰刘备，属于“善意的谎言”。这当然也有可能。但再夸张，也不至于“智量甚大”。也就是说，刘禅顶多是平庸，不是弱智。
事实上刘禅并非弱智之人。尹韵公先生的《刘禅与诸葛亮》一文，就曾用两件事说明这一点。第一件事，是诸葛亮去世以后，刘禅就不再任命丞相，以免自己再次大权旁落。刘禅的做法也十分精彩。建兴十二年（公元234年），刘禅任命蒋琬为尚书令，接替诸葛亮“总统国事”。建兴十三年（公元235年）四月，任命蒋琬为大将军，录尚书事，恢复了汉武帝以后的制度。延熙二年（公元239年），任命蒋琬为大司马。延熙六年（公元243年），任命尚书令费祎为大将军，也录尚书事。大司马蒋琬主管行政，兼管军事。大将军费祎主管军事，兼管行政。两大权臣权力交叉，相互制衡，各有侧重。这样一种高明的政治格局和权力分配，岂是弱智的人想得出的？而且，据《三国志·后主传》裴松之注引《魏略》，延熙九年（公元246年）蒋琬去世后，刘禅干脆“自摄国事”。如此这般不动声色地从辅臣手中夺回君权，又岂是弱智的人干得了的？
第二件事是：延熙元年（公元238年）六月，司马懿军至辽东，征讨公孙渊。这在蜀人看来，无疑又是一次北伐的好机会。然而刘禅给蒋琬的指令，却很沉着冷静。据《三国志·蒋琬传》，刘禅说：辽东三郡发生的反曹事件，就是当年陈胜、吴广的起义呀！看来上天是要灭亡曹魏了。请爱卿整治行装，奖率三军，进驻汉中。等到吴国的军队也开始行动（须吴举动），东西两方相互呼应（东西掎角），魏国内部又出现问题时，就可以发动进攻了（以乘其衅）。好一个“须吴举动，东西掎角，以乘其衅”！其实就是告诫蒋琬不要轻举妄动，以免重蹈前人劳而无功的覆辙。弱智吗？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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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君臣（6）
由此可见，刘禅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差。他之所以显得很差，是因为他的父辈（刘备、诸葛亮）和对手（孙权、司马懿）太强，自己又是一个亡国之君。如果是一统天下的承平时代，他当个“守成之君”还是可以对付的。
于是我们必须继续追问：诸葛亮为什么要大权独揽，不肯还政于君？
有一种说法是刘禅没有执政经验。比如《三国志·后主传》裴松之注引《魏略》，就说诸葛亮“以禅未闲于政，遂总内外”。闲通娴。所谓“未闲”，也就是不熟习。刘禅没当过皇帝，当然是不熟习政务的。那么，如果“闲”了呢？再说了，你不让他实习、实践，他怎么“闲”得了？所以此说不通，或只能勉强做出解释。
我猜测，诸葛亮这样做，可能有三个原因。
第一是“风追汉初，虚君实相”。我在《帝国的惆怅》一书中讲过，西汉初年中央机构的设置，在中华帝国的历史上要算是最好的。其最为合理之处，就是区分了“宫廷”与“朝廷”，或“皇权”与“相权”。皇帝是国家元首，主要起象征国家统一的作用；宰相是政府首脑，带领官员实际管理国家，并负政治上一切实际之责任。打个比方说，皇帝好比是董事长，宰相好比是总经理。皇帝授权而不负责，宰相负责而无主权，一旦国家有事，皇帝就能够以授权人的名义责问宰相和政府，宰相和政府也不能不承担政治责任。这样，宰相领导的政府就有可能成为“责任内阁”或“问责政府”。诸葛亮主政期间的蜀汉就是这样。《出师表》说：“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这就是既有“授权”又有“问责”了，是最好的。反过来，皇帝亲政并不好。皇帝自己授权，又自己行政，则一旦国家有事，也就无人负责，无责可问，是不好的。所以必须“虚君实相”，即刘禅所谓“政由葛氏，祭则寡人”。可惜，诸葛亮一去世，就人亡政息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第二是“任重道远，不敢放手”。《出师表》说：“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这是实话。诸葛亮是一个极其负责任的人。他总怕事情做不好，也总是不放心别人。宁肯自己累，也不肯放手。也许，在他眼里，刘禅还是孩子，怎么能把国家交给他？
第三是“内外交困，危机四伏”。《出师表》说：“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这也是实话。事实上，诸葛亮全面接管蜀政时，蜀国的情况并不容乐观。北有曹魏，东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