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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而无可争议的解释。作为文学史中的一部作品，这本书对后代人了解和诠释安徒生的生活和作品，有着决定性的意义。科林这部不动情感的作品，是对安徒生的生活和工作所做出的盖棺定论。它是我们了解一切故事的真正源头，从第一页，我们就可以看出，这部作品出自于一个法学家之手。全书的结构如同是一场审判过程，在这场审判中，所有的文书和辩词完全取决于作者的需要，而对于被告安徒生来说，作者更像是一个起诉者，而不是辩护者。在某种程度上，爱德华？科林事实上是在向自己的老朋友发表演讲，一方面是个性的偏好，另一方面是书信、轶事以及对安徒生艺术零零散散的评论等形式的铁证，而作者则在两者之间不断变换着自己的角色。在这部针对安徒生与科林一家之间40多年友情所进行的冗长而客观的叙述中，19世纪30年代前半部分的事件在其中占据着核心地位，同时也是对安徒生的全面和最终的判决。很明显，这个辩护人在引证过程中不仅夹杂着自己的偏见，而且是极不可靠、甚至是彻头彻尾违心的。他对安徒生信件的选择和删减完全凭借其主观的愿望，简直可以说是无耻的操纵。
在这本书的序中，爱德华？科林对他的方法做出过解释：“我把自己认为不合适的材料全部删去了。”他又补充说，他创作这部书的基础是安徒生拜访科林家时偶尔留下的一些“碎片”。但关于通信的内容以及读者要求他解释为何在1882年决定出版这本书的原因时，科林却只字未提，而只说了一些表达他对作家的朋友及其熟人表示尊敬之类无关紧要、不痛不痒而含糊其辞的话，“毫无疑问，这些人也许希望能对作家的早期生活有更深刻的了解，对他的个性有一个更清晰的理解。”
需要记住的是，在1882年，两位朋友之间40多年的通信尚未为公众所知。在当时———至少在他及其妻子儿女活着的时候，不予公开这800封信的详细内容肯定不是科林的想法。直到20世纪30年代，遗嘱规定的不允许随意公开的原稿及其注释，仍然保存在爱德华？科林手中而不为外人所知。在将近50年的时间里，这个故事仅属于他一个人，他一直可以像19世纪70年代末期那样，可以任由自己的喜好去编辑、缩减、添加和省略其中的任何一个部分。这些信件在20世纪30年代终于得以全部公之于众，丹麦出版人在书序中写到，爱德华？科林在其书中对这些信件内容的讨论是完全虚假的。这在现在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了。甚至有人已经在谈论如何编写有关爱德华？科林的“罪行列举”问题了，其间居然使用了“不可饶恕的篡改”之类极为尖刻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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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林描写安徒生的作品（3）
即使是在今天，当我们坐在这四大卷通信的面前，再去对照科林写下的关于安徒生的书，仍然会想象到爱德华？科林随心所欲地拿着剪刀和胶水，肆意裁减的情景。科林常常把信中那些过于温情、感情洋溢、看似被安徒生暂时征服的段落，毫不留情地删减掉。即使他把那些带有感情色彩的段落包括于其书中，也只是因为他希望能以此来向读者展示这两个朋友在作为男人的方面所存在的巨大差异。比如在一封写于1836年的一封信中，安徒生拒绝承认，他对于朋友的感情仅仅是多愁善感：
“哦，爱德华！要是你在这里陪伴我该有多好啊！然而，在我脑海中我所看到的，只是你那忠诚的眼睛。也许你会嘲笑我，说我多愁善感，但那绝对不是———如果这样的话，你就是一个‘小人’。”
而科林对于这封信件的处理却采取了一种极为简洁但是关键的原则———在1882年的书中，“但那绝对不是”这句话成为了他剪刀下的牺牲品。他想通过引用这段删减后的书信来强调，安徒生基本的感情在根本上就仅仅是多愁善感，而不是什么更纯洁、更高尚的感情。
当然，对于19世纪30年代那些数目巨大的书信来说，爱德华？科林仅仅选择其中非常有限的一小部分，但即使是这一小部分，他那带有偏见的主观选择依然昭然若揭。很多被遗漏的文稿涵盖了这段奇怪友情中初始阶段的很多重要方面。其中一部分包括写于1830年夏天那段时间内的一些信件，在这些令人感动的信中，我们可以看到，当爱德华在信中以“朋友”作为签名，并用这种诚挚的语气写下“信比我自己的语言更加诚挚”的时候，这段友谊也平生第一次为安徒生带来了喜悦：安徒生认为，有足够的理由让这段敏感的友情更进一步：“当你对我真诚相待的时候，我也应该给予你同样真诚的信任。”在爱德华？科林所删减的其它信件中，我们可以对这段友情的最初动机略知一二。其中包括1830年那个神秘8月所写下的书信，当时，安徒生在法堡遇到了里伯格？沃伊格特，并写下了《爱》这首诗词。诗中的开始几句充满了激情，让人感到震惊：“看到太阳闪耀着爱的红色光芒，/它把头枕在波涛上”，这似乎仅仅是写给作家脑海中的里伯格。但实际上，安徒生后来把这句示爱性的对白完全照抄下来，并一同装在信中寄给在哥本哈根的这位朋友。这显然值得探究。连同第二句描写一对恋人坐在船上隐藏于芦苇中情节的这首诗，诗中科林还收到下面一段文字：
“不要对我重复以前说过的话感到意外：你是我认为唯一的朋友，我用我所有的心去依恋着你。这是我从来没有亲自告诉过你的事情，但你可以相信，你说过的每一句话对于我来说，都有着无比的意义，因此，不要推开我———我的感情已经很脆弱了。你肯定理解我的内心世界！也许上帝允许我这样永远全身心地向你倾诉。在所有的诗歌中，有两首新近创作的诗，也就是我抄给你的这两首。你认为如何？”
在爱德华？科林决定以全文或删减形式公开的信中，包括了安徒生的这两首新诗，也就是他请朋友阅读并评价的这两首新诗。这些抒情性文字的主题围绕这封信的阅读者。但科林却只选择了其中的一个，一首感情不是特别外露的诗———《死亡时刻》。同时，科林还故意漏掉了安徒生在19世纪30年代写给他的一系列情诗，作家希望自己的第一位读者能对此予以评价———当然不是作为一个文学批评家，而是作为一个具有情感的人。在这些信件中还涉及其它一些人，比如路易丝？科林、亨丽埃特？汉克、亨丽埃特？伍尔夫和B？郾S？郾英吉曼。
爱德华？科林在信中的感情独白当然也没有包括在他的书中。例如，在1832年，当安徒生喜不自禁地告诉他遇到年轻迷人的路德维格？穆勒之时，我们所看到的科林，则是一个难得一见的不拘小节且充满嫉妒之情的爱人角色，科林同样也认识这个女孩。尽管这封信的很多言词更像是剧院的卖弄风情的演出，但也包含了这样的句子：“我已经对你与路德维格？穆勒之间的爱有所耳闻，这让我有些嫉妒；你不会抛弃我，是吧？”在19世纪70年代末，当他消除了这种男性友情之中有可能带来误解并最终败坏科林家族名声的所有痕迹之后，这显然不是他想说的话。和他的父亲一样，爱德华？科林同样也是一个对自己的私生活守口如瓶的人，他在70岁的时候曾经说：“对于我的内心世界，我觉得只属于我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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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名之爱（1）
爱德华？科林有足够的理由来解释他在书中的所言、所写以及他在书中进行的编辑。他担心公众对这种关系的阴暗面以及个人生活隐私的好奇心会越来越浓厚。事实上，他也意识到，医学研究的发展以及人们性爱各个方面的兴趣日渐增长，通过考察艺术家的性格特点来评述他的艺术已经成为一件非常时髦的事情了。在19世纪末期，人们开始通过对一些伟大艺术家传记的剖析，来挖掘他们在心理和性生活方面的不堪入耳、甚至是不正常的部分。而最容易引起人们兴趣的是，恰恰是，某位世界闻名的男性艺术家是否曾经与其它男人有过那种或多或少的柏拉图式的关系。
正是出于这个原因，爱德华在创作这本书时选择了这样的方式，它淡化安徒生那种奇特的“内心忧伤”，并将两个朋友之间不寻常关系的责任全部归咎于安徒生的性格特征。爱德华精心选择的所有书信无不提供了这样一个证据：可以用来证明，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曾经是多么的不正常，有的时候甚至是在自甘堕落。但是在作品《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和科林一家》中，通过诸多混乱不堪、甚至是互相矛盾的推理和解释，爱德华总是能做到独善其身，让自己秋毫无损，这一点也许让我们感到无法理解。这本书的一个基本前提是，“即使他不是一个伟大的人，但至少是一个名人。”《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和科林一家》的目的在于显示作者性格中的某些方面，而这些方面一直被作者谨慎地掩饰着，以至于公众无从知晓。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在经过了大量情节上的跳跃和让人晕头转向的迂回之后，爱德华竟然在书中以这种方式，把安徒生原本神秘的爱情故事呈现在我们的面前，这一点绝对是我们所难以接受的。但这种情况的确出现在爱德华写给自己的亲戚———乔娜？斯丹普的一封回信中，而科林对于安徒生所做的描述，乔娜？斯丹普则给予了强烈的反对。1878年，针对科林家族成员对安徒生的评论，爱德华以极大的热情陈述了自己的想法，当时科林家的成员的确爱戴着安徒生，并把他视为神明。在1878年3月，爱德华在给乔娜？斯丹普写回信的时候，开始混淆这一事实：
“但是现在，我们得讨论一下他所谓的忧伤，毫无疑问，你当然也了解他的‘内心之忧伤’。我只能说，安徒生的确存在着发自‘内心的忧伤’，但是我不能告诉这种‘内心之忧伤’到底是什么。我不想关注任何与之相关的事情。尽管他还从来没有告诉过我与‘内心忧伤’有关的任何一个词，但是，他确实在我面前暴露过他的忧伤，所以，我也只能猜测其中的起因。但他不可能在我面前把这种忧伤完全隐藏起来，在他写给我的一封信中，这种忧伤便已经体现得极为明显。他也不可能让整个世界对他的忧伤视而不见（当然，作家从来不会这么做）……关于安徒生的内心世界，我相信那些女人比我知道得更多，因为她们在窥探人的心理、发掘人的内心世界所具有的能力，绝对是无与伦比的。对我而言，我不是一个喜欢猎奇的人，但是在他的文档中，确实看到过一些表露情感的书信，甚至看到过对方的名字。但是对于这些东西来说，我对那些女人们当然会守口如瓶……”
我们可以考虑爱德华？科林写这本书的一个意图，就是阐明安徒生性格中某些真实的方面，但这的确是一段含义极为模糊的描述，至于这些方面，即使是安徒生本人，在他的《我的童话人生》中也没有说清楚，同样也采取了一种模糊的手法。爱德华？科林说：“我只能说，安徒生存在着某些方面，但是我不能说这些方面到底是什么。”通过这句话，爱德华？科林让自己陷入一个语言上的灰色区域，在19世纪末，讨论一个男人与其它男人之间爱恋关系这种敏感而备受争议的话题，也只能采用这样的手法。那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