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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学的角度看，《班主任》亦有特殊的意义。随着“四人帮”倒台，揭批“四人帮”的作品就大量涌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作品无论思维方式还是结构模式，与此前批“走资派”的帮八股没有什么两样。其情形正如冯牧描述的那样：“一个时期内，我们看够了帮风帮气的作品，这真是一种苦难，本以为粉碎‘四人帮’后，不很长时间，就可以肃清流毒，打掉这些帮风帮气帮文了。事实并非如此。在此相当时期内，我们还不得不在批判阴谋文艺之后，又要与一种我把它叫作‘转移文艺’的东西作斗争。”（《打破精神枷锁，走上创作的康庄大道》，《文学评论》1978年第5期）冯牧所说的“转移文艺”，就是那种换汤不换药的风派文艺，即昨天还在批“走资派”，今天就以同样的方式批“四人帮”，还有那种冥顽不化的“主题先行”的现代八股。正是这样的背景，为《班主任》的脱颖而出作了铺垫。
依今天的眼光看，《班主任》未脱概念化、公式化的窠臼，甚至令人无法卒读，在当时却让人有石破天惊之感，因为它首次公开冲破僵化机械、千篇一律的“*”文学模式，开始面对真实的生活，朦胧中演绎了中断已久的现代性启蒙的主题，肯定了知识与理性的价值。事实上，这是刘心武决心告别“假门假事”的“*”文学模式，“动真格儿”写出的第一篇小说，对他的文学生涯有着特殊的意义，正如他自白的那样：“《班主任》是我摒弃‘四人帮’‘主题先行’、‘路线出发’那一套‘帮规’‘帮法’以后，思想初步解放，敢于正视现实，从我所熟悉的生活、人物、事件出发，经过对创作素材的反复深入，甚至可以说是艰苦的分析、琢磨、剪裁，最后形成较成熟的构思，又在提笔后随着感情的奔腾，而尽可能往深里开掘，最后又几经修改，才终于定稿。”这段话展示了刘心武挣脱“*”写作模式的艰难过程，很是耐人寻味。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摆脱一种长期形成的写作积习谈何容易，甚至从刘心武的这番话语中，依然可以嗅出“主题先行”的味道。事实上，从大的框架看，《班主任》的写作并未跳出“主题先行”的掌心。然而，坚冰已经打破，航道已经开通，尽管只是浅层次，《班主任》开始直面现实生活，并且触及严峻的问题——革命下一代的精神创伤问题。惟其如此，它才能超越那些泛滥成灾的“转移文学”，成为“新时期文学”的开山之作。
1977《班主任》（3）
然而，刘心武毕竟不是时代的先觉者、超越者，而是一位与时俱进、得风气之先、勤奋高产的作家。比起同时期的“地下文学”所达到的思想深度，《班主任》不能不显得相当肤浅和暧昧。这表现在作者尽管声讨“四人帮”，对“*”却不否定，采取回避的态度，然而文中对“*”序幕的“四清”运动赞许的口气，足以表明刘心武对那段历史的认识，有“只见树叶，不见树干”的局限。这其中固然有写作策略上的考虑：当时*中央刚宣布“*”结束，尚未给它定性——那是在一年之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之后的事情。在这种形势下，刘心武出于自我保护的需要回避，采取回避策略是可以理解的。然而比起自我保护的因素，认识上的局限应当说是更为内在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这种认识上的局限，使《班主任》恰到好处地契合了当时政治的需要，在中国文坛一炮打响，成为“新时期文学”的启幕之作。
1977年，中国文坛尚处在“*”文学的巨大历史惯性中，这一切清楚地反映在《班主任》中。《班主任》虽然在主题意蕴上冲破了“*”模式的束缚，但在艺术形式上仍是原来那一套。比如张老师的形象，基本是“高、大、全”的翻版，尽管作者写他外表“实在太平凡”、“中等身材，稍微有点发胖”，却是一个全知全能、真理在握的人，在作品不算短的篇幅中，作者没有留给这位36岁的壮年男子任何私人的生活空间。再比如，《班主任》的叙事基本上沿袭“*”文学路线斗争的框架，张俊石老师接受小流氓宋宝琦的插班，排兵布阵，运筹帷幄，就像是在指挥一场战役，最后以张老师的胜利在望而告终。这种敌我对抗、我方必胜的叙述套路，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的沉痛感和问题的深刻性。
时过境迁，《班主任》几乎褪尽颜色，唯有谢惠敏人物形象是例外。可以说，这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一个最具深刻内涵的“典型人物”之一。刘再复高度评价这个艺术形象：“谢惠敏作为新时期文学的第一个典型，她的性格在‘左’倾教条主义的重压下扭曲、变形，灵魂的活力被窒息，这是值得悲哀的，这种扭曲和窒息发展到了她本身并不感到痛苦和苦闷的程度，这是第二重的悲哀；然而，当她反过来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再去压抑扼杀另一个活生生的灵魂时，这就进入更深层的悲哀了。刘心武无意之中写出了一个深邃的灵魂时，唤醒和震动了或多或少有一些谢惠敏式的潜意识的整整一代人，引起他们深沉的共鸣、激动、反省。”（《他把爱推向每一片绿叶》，《读书》1985年第9期）许子东认为：《班主任》对宋宝琦和石红的描写，均未跳出“十七年文学”模式，唯独对谢惠敏的描写第一次划出“伤痕文学”与“十七年文学”界限，在初期的“伤痕文学”中，没有哪个形象能达到谢惠敏性格具有的艺术深度，他这样分析“谢惠敏性格”的实质：“仅仅是‘思想僵化’，‘中了四人邦的毒害而不自觉’吗？为了保护农民的庄稼因而不准同学带走一束麦子；对黄色书籍的警惕性很高以致把《牛虻》也‘错划’进去；艰苦朴素到了天热也不肯穿裙子的地步……所有这些谢惠敏式的行为，如果放在五十年代‘青春万岁’背景下或出现在六十年代中学生齐抄《雷锋日记》的时候，又会得到怎样的评价呢？——虽然对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挑战性刘心武当时还没有足够的重视，但形象本身的血肉感及细节把握的分寸感，事实上却已经为无数热烈追求政治进步的五六十年代的青年树立了一面反思的镜子，照出了他们成长道路上的某一侧面：谢惠敏的错误究竟是错听了‘四人邦’的话呢，还是错在不该只听别人的话而自己不思考？谢惠敏的悲剧究竟是工作不踏实革命不坚决为人不朴实呢，还是缺乏独立的人生意识，把自己思想乃至革命的权利都‘上缴’了进而一切听从别人的安排？”（《刘心武论》，《文艺理论研究》1987年第4期）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1977《班主任》（4）
谢惠敏作为一个“典型形象”的诞生，颇具耐人寻味的戏剧性。刘心武写《班主任》，本意主要是为塑造歌颂张老师这个“抓纲治国”的英雄人物，在这个大前提之下，揭露“四人帮”给祖国下一代造成的“内伤”，由此写出了宋宝琦和谢惠敏两种不同类型的受害者。据刘心武自己介绍：宋宝琦这个人物形象在读者中产生共鸣，是他预先估计到的，而谢惠敏在读者中产生更大的共鸣，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对有人主动写信来承认自己在一定程度就是谢惠敏，这一点我事先估计不足。而事实上来信承认自己是谢惠敏的读者，竟比承认自己是宋宝琦的多几倍！”（《生活对创造者说：走这条路》，《文学评论》1978年第5期）这说明刘心武对谢惠敏这个人物形象缺乏足够的认识，在尚未认清其价值的情况下匆匆写进作品。
据刘心武自述：在1976年底召开的一次揭批“四人邦”的座谈会上，他发言谈到：“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主义、愚民政策在中学生中造成两种精神畸形儿，一种是小流氓，问题暴露在外，比较容易引起人们注意，另一种当着小干部，被认为是标准的好学生，不大容易发现，发现了不大容易受重视，后者如果不转变，恶性发展下去，比前者更具破坏性。这些内容构成《班主任》的基本素材，小说中的宋宝琦和谢惠敏的人物形象，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写到谢惠敏的时候，作者颇为踌躇：“生活中有相当数量的宋宝琦，这一点广大读者是深有体会的，把这样的形象写入作品，虽然担着一定的风险，多数读者恐怕还是能够接受的；而生活中还有不少的谢惠敏，这一点究竟有多少读者能够承认呢？把谢惠敏这样出生在劳动人民家庭的团干部，写成被‘四人帮’造成‘内伤’的状态，会不会被扣上‘污蔑’‘丑化’的大帽子呢？会不会被认为是搞‘暴露文学’？”为此，刘心武两次翻阅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反复验证，确认自己所暴露的是“四人帮”在人民中遗留下的恶劣影响，才放心地写下去。（《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光明日报》1978年10月3日）
将谢惠敏这样的精神畸形儿仅仅视为“四人帮”毒害的产物，是一种浅层次的看法，反映出刘心武认知的局限。尽管如此，谢惠敏作为一个文学形象隐含着深刻的内涵，惟其如此，在阅读过程中其意义被源源不断地阐发出来。刘再复说过一句令人悚然的话：“我开始意识到自己身上积淀着一种谢惠敏式的惰性的血液。”从这个意义上说，谢惠敏这个形象并不是刘心武一个人创造的，我们甚至可以说：“这个典型是千万个受到震动的读者选择出来，并由当时的评论家们协同创造出来的。”（曾镇南《刘心武论》，《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第3期）
刘心武的文学创作不以思想深刻见长，其过人之处，在灵敏和聪明。刘心武写过一篇妙文，将这种聪明和盘托出，其中这样写道：“我写《班主任》，构思了好久，从某种意义上说，也绕了好久。最初，我脑中形成了宋宝琦的形象。然而那时人们已普遍认识到‘四人帮’造成了宋宝琦这一类的畸形儿，倘若急于提笔来写，那么难免与别人的作品立意相似。所以我就不甘心，脑子里继续绕，也就是往深处思考，这样就逐渐凸现了谢惠敏的形象。捕捉到了这个形象以后，我才动笔写那篇小说。结果读者读那篇小说时，本以为出现了团支部书记形象，是一个以前已经见识过的帮助小流氓的下面形象，没想到小说写到后面，却绕过了他所熟识的形象和猜想，展现出他未曾想象到的意境：谢惠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更令人焦虑的畸形儿！”（《绕》，《花溪》1982年第1期）这表明：刘心武写出谢惠敏这个形象，与其说是出于深邃的思想和强烈的艺术感受，不如说是出于艺术创新的需要，它给刘心武带来意外的收获，也不可避免地留下遗憾。道理很简单：倘若作家主体意识尚未充分觉醒，学养功力欠到，单凭“绕”这一技术层面的努力，作用毕竟有限。无怪刘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