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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其academic freedom说，及院长必须在外国学界有声望，如学院之外国委员等”，其意在胡适，“至为了然”。陈寅恪甚至于“私下并谓，我们总不能单举几个蒋先生的秘书”，认为翁文灏、朱家骅或王世杰这些“弃学从政”的人物都不够资格。
从历史的大脉络来说，中央研究院的创院先贤，如蔡元培、傅斯年、顾颉刚与陈寅恪等人都致力于一个“学术社会”的建立——陈寅恪更在新政权下生活了二十年，却依旧坚持这般的信念（参见王汎森：《“主义崇拜”与近代中国学术社会的命运：以陈寅恪为中心的考察》）。陈寅恪会如此“表态”，理有所然。就在席间任鸿隽也发言，“大意谓在国外者，任要职者，皆不能来，可以不选”；傅斯年就说，如果采取这种排除法，“恐挑到后来，不存三四人，且若与政府太无关系，亦圈不上，办不下去”。于是曾经对胡适“文学革命”的主张唱过反调的植物学家胡先骕就提议“假投票”，结果翁文灏二十三票，胡适二十一票，朱家骅十九票。令人意外的是，王世杰只得了一票，让他“总不释然”。
到了正式开会投票的时候，到场者三十人，王世杰担任主席，放弃投票，所以只有二十九人投票。结果揭晓，翁文灏与朱家骅皆二十三票，胡适二十一票（不过，傅斯年说，正确票数，他已“记不清楚”了，或许票数“差一二票”，然而“次序皆无误也”）。另外，王世杰与任鸿隽则都各得四票。至于蒋介石“下条子”指定的顾孟余，一票都没拿到。
其实，留学德国莱比锡大学与柏林大学、尔后从政的顾孟余，确实“清风亮节，有可佩之处”，并不是那么“差劲”的人选。在学术上，当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时，顾孟余曾任教务长，也担任过广东大学校长等职；在政治上，顾孟余历任铁道部部长、交通部部长等职，与汪精卫一系甚为接近，但是当汪发表“艳电”将与侵略中国的日本合作，顾孟余则与之“分道扬镳”，没有一同“下海”。顾孟余早即主持过广东大学校务，在第二次中日战争期间担任中央大学校长，主持校政，也自有其特立独行之风。当时正在中央大学任教也兼任过训导长的名史学家郭廷以，就很推崇顾孟余的风范，说他“风度之佳，不可及”，即使顾孟余“在党、政、学界是老资格了”，所以“连*也不敷衍”，但是，他主掌中大，“不多管事，不多讲话，讲起来几句话简单明了”。当美国派遣威尔基（Wendell Lewis Willkie）访问中国，特别到中大参观，学生到大门口欢迎，身为校长的顾孟余，却要等威尔基到了校长室门口，“才……摇摇摆摆出来，够有风度，有派头”。当印度访问团来访问中大，有些批评，消息一直传到蒋介石那里，顾孟余“不高兴，就上辞呈，学生去他家里挽留他，连吃饭也耽误了”，可见他确实是深受学生爱戴，而不是高高在上不与学生亲近的校长。后来，中大的两位院长为了学生吃饭的事吵架，顾孟余调解其事，没想到两人说不到几句话，又吵起来，顾孟余“不讲话，站起来走了，从此不到学校，不再复职”。（《郭廷以先生访问纪录》，第208—209页）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第一章 开创学术的自主空间（5）
另一位名史学家顾颉刚对顾孟余也有很好的评价：
顾孟余先生人甚淡泊，不惯争竞。战前铁道部长卸任，即隐居北平西山者多年，及中大校长为二陈（按：指陈果夫、陈立夫兄弟）排摈，又赴美国者五载。此次翁文灏招为行政院副院长，至今不赴。乃今日在同济中见“学生报”，诋其向主亲日，自太平洋事变后，态度始转。按太平洋事变时，渠早在重庆作中大校长矣。其反对汪精卫组织亲日政府，则在汪氏发艳电时也。悠悠之口，造谣侮蔑如此，天下事何能为！不让一好人存在，不论换何政府，当局者必皆坏坯子矣。（《顾颉刚日记》，1948年6月8日）
虽然，顾孟余沉浮宦海多年，故被汪敬熙称为“politician”，良有以也；但是，总体而观，顾孟余的名声威望在学术界里或许难与胡适等人相提并论，唯若傅斯年所说，他确实“清风亮节，有可佩之处”。只是，一旦他成了蒋介石以手令“下条子”的指定人选，他就被迫扛起十字架，不幸被“污名化”了，竟尔蒙遭研究院全体评议员的反弹。
傅斯年向胡适分析，为什么大家都愿意将票投给胡适的原因，并将顾孟余的“落选”，视为一群读书人“自由意志”的展现与学术*的结果：
此番经过，无组织，无运动，在翁、任请客外，亦未聚商，三五人闲谈则有之耳。举先生者之心理，盖大多数以为只是投一废票，作一个demonstration，从未料到政府要圈您也。我辈友人，以为蔡先生之继承者，当然是我公，又以为从学院之身份上说，举先生最适宜，无非表示表示学界之正气、理想、不屈等义，从未想到政府会舍翁、朱而选您。我初到渝时，曾经与雪艇（按：王世杰）、书诒（按：段锡朋）谈过举你一票事，他们都说，“要把孟余选出，适之也必须选出，给他们看看”，当时可以说是没有人料到照顾到你。此会全凭各人之自由意志，而选出之结果如此，可见自有公道，学界尚可行democracy！
傅斯年也指出，这一群读书人的考虑纯粹是学术的而与政治无涉，因此即便“忤旨”，和蒋介石的指示“南辕北辙”，亦在所不顾：“所以我们的意思，只是‘正经事，正经办’，且不惜忤旨（不举顾），以为此事至少决不至于忤及中国之大academician兼自由*主义之代表者也！”
傅斯年并讨论了朱家骅得票多而王世杰毫无所得的原因，这里就不详说了。
选举次日，王世杰向蒋介石报告了结果，蒋的反应也很有趣：“……雪艇遇到介公，以顾未选及三人结果陈明，介公笑了一下。次日语孔（按：孔祥熙）云，‘他们既然要适之，就打电话给他回来罢’。此真出人意外。大约朱、翁二人，亦皆以此忤旨，派他们设法举顾出来，而未办到，偏举上自己……”
孔祥熙当时深受蒋介石信任，“权倾一时”，早思染指对美外交事务，一听到蒋介石说同意胡适卸任驻美大使回国担任中研院院长，立即有所动作；诸方则深知胡适担职关系重大，不能轻易放弃，否则必任凭孔祥熙为所欲为，于是也就极力折中，希望可以“两全其美”：
介公此说一出，于是孔乃立即推荐四人，其人皆不堪。此后我即加入运动先生留在美任之友人中，曾为此事数访岳军（按：张群），并请万不得已时，先设法发表一代理人，最好是翁，以便大使改任一事停顿着（此节雪艇知之详）。然我们如此想着，亦是为国家，在先生则似不应当生到选举人的气。其后一想，“学院的自由”，“*的主义”，在中国只是梦话！但是把先生拉入先生的主义中，却生如许枝节，亦是一大irony！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一章 开创学术的自主空间（6）
当然，几经活动，胡适依旧留任驻美大使，未让孔祥熙遂其所愿；可是，对选举结果表面上“笑了一下”的蒋介石，其实耿耿于怀，于是中研院院长人选竟然在一时之间“难产”，横遭困难。
如果是军政大员无视蒋介石的手令，蒋未必可以奈其何；至于一群手无寸铁的读书人的忤逆其旨，竟将蒋介石心目中的人选顾孟余弃诸度外，“龙心大怒”的他，得以采取的“报复”手段，可就多了，先将三位院长候选人的名单放在一边，置而不决，始终不做圈选，不过只是小小伎俩。几经争取，一直到了1940年9月18日，朱家骅方始特派受命为研究院的代理院长，于9月20日就职。研究院院长的人选，虚悬半年之久，至此才告尘埃落定。可是呢，朱家骅这一代理，就代理了十七年，一直到他于1957年10月辞职为止，从来没有真除扶正过。蒋介石用这样的手段，“回报”一群读书人维护“学术独立”的选择。
作为最高政治威权，蒋介石总想在一切领域插手管事，遂其所欲，关于中央研究院院长继任者这件事，他依例“下条子”指定人选。在过往的时代气候里，蒋介石的手令，简直就像是“御旨”，没有多少人敢逆龙麟，捋虎须，“抗旨”以对。可是，中央研究院评议会的评议员既不是只晓得“等因奉此”的公务员，也不是蒋介石的直属部下，非得奉命唯谨不可。在学术的世界里，哪里有蒋介石的手令“颐指气使”的空间呢？显然，就像陈寅恪“大发挥其academic freedom说”一般，他咏唱的学术自由的高昂音调，也是其他的评议员共遵同守的信念。蒋介石的手令，在这群读书人看来，无足道焉，根本不是不能忤逆的“圣旨”，更带来了反效果，大家就是偏偏就不投票给顾孟余。他们的作为，确实像傅斯年所言，彻底“表示表示学界之正气、理想、不屈等义”。
随着时代的变迁，现在当然不可能再出现发手令、下条子指定谁来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政治领袖了。不过，当年这些学林前辈实践学术自由的用心，他们展现学术独立的风骨，彰明昭著，作为我们承继的精神遗产，则必将是此后学术世界生生不息的永恒动力。
“进军西北”：创立一个研究所的故事1
1943年6月，李约瑟（Joseph Needham）来到了四川南溪县李庄。在战火连天的时代，这里是一群读书人——以中央研究院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和社会科学研究所（以下简称“社科所”；1945年易名为“社会研究所”）为主——可以潜心于学术世界的“桃花源”。李约瑟很兴奋地和这群书生分享学术心得，他并赞誉道，万里迢迢来到中国之后，“那里的学者是我迄今会面的人中最杰出的”。李约瑟身为中研院动植物研究所（1944年分为动物与植物两研究所）的通信研究员，发表了公开演讲，济济多士，云集一处，如史语所所长傅斯年、社科所所长陶孟和、考古学家李济，等等，俨然学术盛会。
极富戏剧性的一幕，却在演讲将始前一刻上演：出席者之一梁思成，突然把正处于好似“冷战”状态下的陶孟和、傅斯年拉到一起，要他们友好地握握手。在场的学界精英，眼见两人终于伸出友谊之手，纷纷在心里喝彩，李济更特地走上前去和梁思成握了手，还私下说道应该要把诺贝尔和平奖颁给梁思成。本来，陶孟和与傅斯年，都是北京大学出身的。不过，当陶孟和已经是北大的教授时，傅斯年还只是活跃的学生领袖，严格来说，傅算是学生辈的后进。只是，两人之间，既有如梁思成、林徽因等共同的朋友，又同在中研院任职，公务私交均密，情谊实在师友之间。可惜，就在1943年上半年的时候，陶、傅之间的关系却是紧张之至；梁思成的举动，显然让这两位学术领导人，从此重修旧好。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第一章 开创学术的自主空间（7）
具体来说，陶、傅失和，是外在政治大环境逼压的结果，但和中研院本身的发展前景，也脱离不了关系。这个故事，得从蒋介石委员长开始讲起。
1942年8月，蒋介石委员长为了处理新疆事变，赴西北各省视察，并且提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