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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停的时候，上去又下来，下来又上去，一夜上就我们四个人在线路上。一到接车的间隙，郑云典就说：“跑一跑，身上还热乎点，不动非得冻死在这儿不可。”
我们沿着路基来回小跑着，依靠着自身产生的热量与大自然抗衡着。我们可以回去，我们也可以找个借口封锁了线路，等待抢修的队伍。但我们却没有那样做，在这个能冻死人的夜里，在生命和责任的选择中，我们守在线路边，用我们的责任感来验证着人类的智慧和良心。
就在线路边（3）
……
那一夜，福生庄车站的值班人员一直在对讲机里喊：“郑工长、丁英，你们跟我们说会儿话，说会儿话。”他们知道，这个在摄氏零下三十多度的夜晚对坚守在大山里线路上的我们工务人员意味着什么。
他的声音有些哽咽，把象棋子放在棋盘上。
我知道那意味着什么，那是一种牺牲，一种超越了责任用生命来做抵押的牺牲。在这大山深处，车站同志们与我们工区工人们朝夕相处，亲如兄弟。他们也不想让工区的弟兄们冒着生命的危险去抢救线路，但他们却无权让一条铁路线就此瘫痪，他们除了诅咒这个寒夜别无他法。
当远远看到火车头的光束向车站慢慢移动过来时，接车的助理值班员高兴地跳起来，大声喊着：“通了，线路修通了。”待列车通过车站后，他兴奋地跑回运转室，却惊讶发现值班员正泪流满面地对着对讲机喊：“郑工长，胡满才，说两句话，让我知道你们还活着。”伴着风的呼啸声对讲机传来我们微弱的声音：“有车的时候，提前告诉我们，我们就在线路边上。”
凌晨的三点多钟一直到第二天早晨的十点，我们经历了人生中最为漫长也是最刻骨铭心的一个夜晚。从汽车陷进冰窟窿，郑云典站在冰水里让我从车上往下递工具起，一直到抢修线路，我们一刻也没停着。要知道郑云典的裤子一直湿到腰间，在数九寒天里穿着冰裤子站在大野外，我想我不说，你也知道是个什么滋味，更何况他的右腿曾经骨折过，平时变天都要痛，不要说这时候了。但郑云典就是一声也不吭。
那一宿再困我们也不敢闭眼，王利明说他眼前总晃动一团火苗，老想脱了湿鞋烤一烤……我们谁也不敢睡觉，一睡，必死无疑。火车一来，才能见到一点光亮。当我们目送列车慢行通过时，机车忽然一声长鸣，悠长的笛声久久地在我们身边回荡。我知道，那是对我们致以的最神圣的敬意。在那天晚上通过的二十几趟列车，有不少司机在通过这段线路的时候，站立着给我们敬礼……那一刻的感受没有经历过的人是无法体会到的……
他说不下去了，泪水顺着他的鼻翼长流，他用手抹了一把，“唉！”长出了一口气后，看着我说：
这个故事我真的很不想讲。可每次来人采访的时候，又不得不说，每次说心里都挺难受的。一次为了锻炼自己的口才在家里让妻子和女儿当听众，还没等讲完，女儿一下子扑在我怀里，哭着说爸爸你别讲了别讲了我的心都疼了。妻子早已哭成了泪人，说从来就没想过我的工作这么辛苦，说以后家里事儿绝不用我操半点心。
他掏出手机递给我，手机屏幕上就是女儿的照片，很甜美的一个小姑娘。
为了女儿我把家从县城搬到呼和浩特市，想让孩子有一个好的生活环境。女儿能理解我的辛苦，自己的罪就没白遭，妻子能理解我，这一辈子就没白活。作为工人，别的奢望没有，最大的理想就是好好工作，国家给自己开工资，每挣一分钱都要对得起国家。
他的情绪有些激动，点了一根烟。
采访是在他的宿舍里进行的，屋里陆续进来好多职工，丁英在讲述的时候，他们一直在静静地听着，没人插一句话。听了丁英后半句话，有的职工笑了，说丁工长就是会说话。我以为他们在嘲笑丁英。没想到他们郑重地对我说，他们整天和不会说话的钢轨打交道，和它们能够交流的语言都在手上的工具里，语言都快退化了。工友们之间该说的话都说完了，不知道该说些什么，看到我们一行人来采访，心里特别高兴，不是为了出名，就是为了说说话，聊聊天，和自己不熟悉的人说话，新鲜。 。 想看书来
就在线路边（4）
这一群大男人围在一起，你抽他一根烟，他拿你事儿打趣。看见我往本上记，他们就住了嘴，非要看看我本上记什么，一双双粗糙的大手把本子翻得哗哗地响，他们大声笑着叫着，把本子上记下的名子和事儿念了，被念到的人一张黑脸红到了脖根说我看看我看看。铁一样的汉子害羞的时候真是可爱。在他们七嘴八舌的话语里我记录下这么几段话：
“我们用性命将这两条钢轨担起来，就不能顾及其它的东西。”
“我们最不爱与家人讲工作上的事儿，怕家里的人跟着担心，宁可让眼泪往肚子里流，因为我们是男人。”
“我们也许终生要与钢轨打交道，线路就是我们托付生命的地方，因为工作，也因为责任，我们无处躲藏，也不愿逃避，我们要以超人的勇气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迎着滚滚的车流，像英雄一样挺起健壮的胸膛。”
……
夜深了，丁英说回去睡吧，明天再聊。出了门，看见车库灯开着，门敞着，我们走过去。听到动静，司机王利民从车头处闪出身来。工区的这辆车是老式的东风卡车，外表看像一只蓝色的大蚂蚱。丁英对我说：
这台老爷车不时耍个小脾气，说*就*。王利民接手这辆车后，大小毛病让他整治的差不多了。他不太爱说话，见人一笑，一对细长的眼儿眯成一条缝。一般来说，工区里的司机都比较牛，什么装个工具卸个钢轨什么的基本上不上手。王利民不一样，只要能上手的他决不会袖手旁观，什么抬钢轨、拿工具，啥都干，遇上大型施工，他上线路跟着干活。那次赵军到卓资山领工区领材料，赵军想带几个人。王利民说带那么多人干啥去。赵军说领的材料挺多咱得往车上装。王利民说咱俩够了。到了领工区院里，别的工区的汽车一到忽啦啦地跳下一群人，福生庄工区就俩人，一个工长，一个司机。车间尹主任说：“看看人家福生庄，一个工长一个司机，活全干了，你们弄一帮人。”
采访了这么多天，一直没有机会和王利民聊。本想借这个机会，但王利民一直在修车，说如果不修好第二天要耽误工作。我说可以放修理厂大修。他说那得花多少钱。
临回宿舍前，他洗干净手上的油污，握着我的手歉意地说实在对不起，不是不想接受采访而是的确没时间，你若真想写好福生庄，就好好采访养路工们吧，他们是最值得书写和歌颂的人。
他说你写写机械手韩永红。
那天整修的线路下路基的坡度较大，坡高有十几米，往坡上拽钢轨的时候，韩永红个儿大站在下面，钢轨长，摆到坡上尾部就延到了河里，韩永红二话没说，抢先一步迈进水里，站在冰水里往上顶钢轨，因为天黑大伙都不知道他站在什么地方。紧张的整修工作结束后，赵军发现韩永红的防寒鞋和裤脚结了厚厚的一层冰。
工友们七手八脚地给他往下扒鞋，鞋和脚已经冻成了一个冰疙瘩。磕在石头上当当响。
我问韩永红当时知不知道自己踩在水里。
韩永红说怎么能不知道。
我说那你为什么不吭声。
他说吭什么声，都在干活，我吭声了就得有下一个人来河里站着，与其大家都受罪，不如这个罪让我一人受得了。
我说你就不怕把脚冻坏了。
他说受苦人哪有那么娇气，这点小事算什么。
王利明指着自己脖子上的一块疤告诉我说这是一次在线路上施工时，旅客列车通过时车窗上扔下的东西划伤的。
工区有规定，在线路上干活的时候，遇旅客列车通过时要站队立正迎送列车。那天列车通过时，一个啤酒瓶子突然从车窗里扔了出来，擦着我的头皮飞过去落在一块石头上，啪地碎了，溅起的一块碎玻璃渣子一下子扎进我的脖子，当时血就冒出来了，流了一脖子，他们都说是扎在动脉上。
看着这块疤，我心里挺不是滋味的。新闻也有过这样的报道。在线路上受伤害的大部分是工务段的兄弟们。我不知道这个扔瓶子的人是出于什么目的，但他的行为已经深深地伤害了他们，无论身体上还是心理上的。
我以为王利民会很愤怒，至少也要骂几句，抛开福生庄养路工区这个先进集体不说，但起码他是一个人，有喜有悲有血有肉的人。但他没有一句抱怨的话，只是淡淡地一笑。这一笑让我感慨万分，那是一种无声的尊严，是面对所有伤害的一种坦然，是一种智慧，更是一种勇气。
这就是福生庄，这就是福生庄的养路人，在他们质朴的外表下有着怎样的一个博大胸怀，在这个集体里每个人都值得书写。
在这个光荣的集体里，无论是在解放初期还是在今天，一代又一代的养路工人在岗位上辛勤工作甘做道石，修养生息。在人们的印象中，工务人大部分都是粗人，其实他们也一样是有血有肉的人，他们的日子过得也是有滋有味。过年的时候，吃饺子，一家围在一起，擀皮的，剁馅的，包饺子的，头顶头、脸对脸，图得是快乐。弟兄们坐在一起喝酒的时候，无论土豆丝芥菜疙瘩有什么端什么，三杯一下肚，从盘古开天地，夏商周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皇帝、太监、娘娘，三宫六院七十二妃子，国内国外天上地下鬼魅妖怪，逮什么唠什么，唠到哪儿算哪儿。
图什么，痛快。
深夜的福生庄静极了，仰望天空，点点的繁星特别地亮，一重又一重的山在夜色中阻挡着我的思绪。想到白天看到的线路一处又一处的曲线，脑子里就跳出《山路十八弯》的歌词来“这里的山路十八弯，这里水路九连环……”
当年，这曲《山路十八弯》唱响祖国的大江南北，闻歌者无不为歌中绝美的山川、清灵的秀水而倾倒，清丽而婉转的曲调带人到九霄至千回万转之处看到人间的天堂。川景惊天下，歌者名四方。一时间效歌者无数，倾景者不远万里踏歌而行，为的是一睹歌中的意境。
至今我也没有机会踏歌而行，虽然此十八弯非彼十八弯，但弯弯相似，这群可爱的工人们不正是歌中的“放排汉”吗？
。。
福生庄，沉甸甸的三个字儿（1）
一进2号宿舍的门，就看见两捆啤酒整整齐齐码放在门口，屋里三张床，中间放着一个床头柜，四个人在打扑克。王利明、王福军、王琰、慕连平。见我进来他们没有放下手里的牌，直到一把打完了，打开啤酒，我们一人一瓶，对嘴吹，说了几句话，也没说出点什么事儿来。由于我这几天没休息好，坐在床上脑子好像生了锈一样，不知道该如何采访，只是拿着瓶子频频和他们碰。喝了半瓶后，防护员慕连平让我一起玩。平时我不玩，牌技不怎么样，不敢上手，但又怕驳了他们的面子，硬着头皮上了手，一把牌还没抓完，一直陪着我们的车间书记田永富进来了，我如同看到了救星赶紧把牌放在他手里。接过牌他坐下来，点了点屋里的人说：“六个人，除了记者，四人打，多余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