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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祷告，我说旅长啊是除魔鬼的英雄，日本鬼子是魔鬼。因为在我们县城，我们这些十三四岁的孩子参军是因为没有家了，日本人去一次杀一次，我们县城有万把人，日本鬼子第一天进城就杀了我们1070多人。
我就祷告这么一次，我那些小同乡们就到处嚷，王恩田为陈旅长祷告了。宣传队长就挺不痛快的，他跟分队长就找我谈话，说我们宣传队是宣传马列主义，这是共产党的宣传队，他给我扣了一堆帽子，我那个时候也糊涂，什么唯心论，唯物论啊，我那时候也不太清楚。
记者：当时宣传队长把您调离了宣传队，旅长陈赓不同意又把您调回宣传队？他为什么这么做？
王恩田：陈赓把我带到政治部主任苏精诚那儿，说王恩田只是信教问题，怎么能把他调走呢？宣传队长说：“他调皮得很，说他也不听。”陈赓说思想上的问题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教育过来的，你慢慢地教育嘛。
1943年的1月，陈赓知道我入党了，高兴得把我的肩膀都拍疼了。
那年七八月份我们就搬到宋家庄了，陈荒煤来采访，写完了以后，要让队长过过目，因为他们也知道我有变化，说王恩田进步很大。陈赓给陈荒煤说，我死了，这些小鬼会哭我；但是他给我们说，你们这些小鬼走了的话，我会大哭一场的。我们离开他，他会大哭一场的；他走了，我们也会大哭一场的。我不是大哭了一场两场，我只要想起陈大将，想起他，我就克制不住。
记者：陈赓和你们的感情非常好，他特别喜欢孩子？
王恩田：他把我们当成自己的儿子，你说感情能不好吗？因为那个时候他爱人王根英刚逝世没多久，有时候他说我那个孩子说不定就在上海当童工呢，流浪儿，你们多幸福啊。有时候他会拧拧我们的耳朵，说叫一个，叫一个，叫个好听的，叫个干爸爸。他就抱着你，拉着你，有时候贴贴脸。他那个胡子很厉害的，贴贴脸，蹭蹭脸，我们说，你胡子多，杀鬼子也多，他高兴了就说，对！我胡子多，杀鬼子也多。
只要他在我们中间，说实在的，我们就感觉有依靠。他是1941年11月调到总队当司令的，宣传队不是整个带过去，基本上要分成两半。分开的时候他说，我在中队工作，你们还在三八六旅，我只能带一些大的。说这话的时候我们已经不行了，那个脸上看得很清楚，要流泪了，我们是一听到这个就呜呜的，都哭了。这以后怎么办呢，他一说要走，我们哭，他也哭……
在采访快结束的时候，一群曾经住在灵境胡同41号的孩子们回到这里聚会（当时陈赓的夫人傅涯还住在那里），如今他们都已是50多岁的人了。这些人来自不同的家庭，宋勤、*是宋任穷的子女，陆放、卢国梅、董芳的父母也都是陈赓的战友或朋友。上世纪50年代，他们在远离父母的时候，先后走进了这个他们都称之为家的地方。
陆放：整天上房、掏鸟、给猫灌酒，这地方可以造反，什么都干。
宋勤：我们喜欢他，就叫胡子爸爸，傅涯阿姨没胡子，但是是他夫人，我们就叫她胡子妈妈。
孩子们口中的胡子爸爸陈赓与胡子妈妈傅涯是在1943年结婚的，他们相濡以沫，共同撑起一个幸福的七口之家，再加上战友和朋友们的孩子，灵境胡同41号成了一个快乐的大家庭。陈赓无论到哪儿，心中总是挂念着妻儿，他与妻子相约，每到一地或每隔半月都要写信，他从来没有让妻子失望过。
卢国梅：他像一个慈父，但又比慈父更容易沟通，我特别怀念他。（声音哽咽）
1961年3月16日，年仅58岁的陈赓因病逝世。说到陈赓的离去，所有的人都忍不住哭了……
他们常回来聚一聚，因为这里曾是童年肆无忌惮地释放快乐的地方，他们精心收藏起的记忆，在这儿又有了生命。
陈知建：这个地方马上就要没了，搬迁了、改造了，现在让我哥哥（陈知非）把我们这个地方原来的样子画出来了，我们的感情就寄托在那幅画上，每一块砖、每一块瓦我都记得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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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罗瑞卿…采访罗瑞卿的儿子罗箭（1）
我的父亲罗瑞卿——采访罗瑞卿的儿子罗箭
采访时间 2002年5月
采访地点 北 京
采访对象 罗 箭（时年64岁） 罗瑞卿之子
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部装备部副政委
采访记者 董雅丽
黄土高坡——我的家乡
“在我内心深处，老家没给我太多的印象。潜意识里我把延安当成老家……想的都是黄土高原那儿的事情，常梦到我小的时候在那黄土高坡上跑来跑去……”
——罗箭
记者：您父亲20岁的时候离开故乡四川南充，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习，他一直在外漂泊。在您记忆中延安就是老家，对真正的故乡——南充老家是否还有什么印象？
罗箭：南充应该说是我父亲的老家，我们都没有什么概念。父亲特别忙，很少有时间给我们讲他过去的经历，只是到了打倒“四人帮”的时候，我妈妈就说他“*”时被扣上那么多帽子，这些子女没有一个能说得清楚。所以父亲在福州养病稍微有点空闲，就给我们讲他过去的事情，才使我知道了他的一些经历。
在我内心深处，老家没给我太多的印象。潜意识里我把延安当成老家，儿时的回忆对我印象更深刻一点。想的都是黄土高原那儿的事情，常梦到我小的时候在黄土高坡上跑来跑去，和我那些小朋友一起玩。所以我觉得我兄弟姐妹比较多，但在一起玩的年岁差不多的这些人，“*”*时都被拆散了。
在延安，我大妹、二弟也有了。我们一家住在王家坪，大礼堂后边有一排平房。那时候我父亲母亲工作很忙，我大妹比较小，两岁，有一个小战士带她。父母下班后，我们全家也就那么一点儿时间可以在一起，那时候父亲常带我们玩，跟我们说话。
记者：您是1938年出生的，是家里第一个出生的男孩。当时您父亲在太行山作战，您一生下来就被送到延安保育院，保育院收容了很多这样的孩子，都是父亲母亲在前方打仗，您还记得与您父亲第一次见面的情形吗？还记得他那时的模样吗？
罗箭：我大姐是在老家生的，跟我差10年，我是1938年出生的，是第一个男孩，我父亲当然很高兴了。我一生下来，父亲就到太行山去了。那个时候前方很艰苦，基本上不带孩子，所以我一生下来就被送到延安保育院。
我记忆中跟父亲第一次见面是在保育院，这个印象比较深刻。父亲1943年从太行山回来，那个时候延安的条件都比较艰苦，他不知道从哪儿找来了一部大卡车，很大，他坐在驾驶室里，开着车到保育院去接我。阿姨告诉我，你爸爸从前方回来了，接你回家。我印象中那是我第一次见他，个子高高的，噢，这就是我的爸爸。当时我们在延安很土的，没有见过车，那个大卡车来了以后，我很害怕，不知道是什么，那么大一个东西。然后父亲就坐在驾驶室里抱着我，我特别紧张，那汽车开起来一按喇叭，都吓得我一哆嗦。那时，我是五六岁的样子。
因为父亲受过伤，那是在红军的时候，一颗子弹从他下巴底下打进去，从颧骨穿出，把关节打碎了，愈合得不好，所以看起来老是像咬牙切齿的，再加上他个子高，比较瘦，显得很严肃。对他不熟悉的人老觉得他很不容易接近，怕他，但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很随和，经常开玩笑。而我们兄弟姐妹7个没有哪个说怕父亲母亲的。
我的父亲罗瑞卿…采访罗瑞卿的儿子罗箭（2）
记者：当时像您这样见不到父亲的情况多不多？
罗箭：像我们这种情况太多了。我记得哪个叔叔阿姨从前方回来，就把我们这些孩子都接到他们家里去，所以在我们的概念里，父亲和叔叔阿姨都差不多，就知道从前方回来个亲人，把我们都接过去。我父母在前方没回来的时候，我到星期六就被康妈妈（康克清，朱德的夫人）接走了。一到过年过节她就让警卫员骑着马，4个警卫员一个人抱着一个，把我们都接回枣园（朱德的住处）去，过一个周末再回来。我们小时候，康妈妈就像我们的亲妈妈一样。
我父亲到太行山一去好几年，中间基本上不通音信，当然他觉得把我们放在延安那是大后方了，我们是安全的，但他在前方整天出生入死。我们当时也小，不懂得挂念亲人，但我觉得父亲母亲时时刻刻在关心着我们。因为每次前方有回来的叔叔阿姨都去看我们，说我看看你们长多大了，你爸爸还是老想着你们的，经常给我们讲这些事情，所以我模模糊糊的印象中，父亲在前方，没有时间来看我……
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灵魂——罗瑞卿
“我印象最深的是好多叔叔阿姨对我讲，你爸爸在抗大讲话是非常有号召力的，讲上几个钟头，不用稿子……就连毛主席都夸奖，说你爸爸演讲有邓演达的风格……把抗大带到前线去要通过封锁线，很危险……所以那些青年学生远远地看到校长那高大的身影，心里就觉得安全。”
——罗箭
记者：抗日战争时期，罗瑞卿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教育长、副校长，当时的基本工作是由他负责的。当时抗大的学生很多是来自大城市的青年学生，为了提高学生们的思想觉悟，您父亲时常给学生们演讲，他的演讲很有特色，您听别人讲过他当时的工作吗？
罗箭：红军到达延安有一段休整的时间，相对稳定，遵义会议只是解决了红军组织上的问题，思想上还未统一，所以建立抗大。我后来听叔叔阿姨讲，那时候抗大的工作基本上是父亲搞的，担任抗大教育长的职务，学校日常事务都归他管。后来很多青年都向往延安，通过种种途径，大多通过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冒着生命危险过来的，像天津“一二·九”运动涌现出大量积极分子。地下党也有意做这方面工作，把他们引导到延安，所以那时候到延安的青年学生特别多，这样一来，抗大的教育对象才转移到青年学生身上。像我的母亲和好多阿姨们，都是这样的青年学生。要投身到抗日的最前线，就找八路军，要抗日也找八路军，要救国还是找八路军，所以抗大的工作就重要起来，没有住的地方，就自己动手挖窑洞。
当时父亲在黄埔军校时，比较崇拜邓演达。邓演达是黄埔军校的负责人，经常给学生演讲，当时他们那些人演讲不用稿子，非常有鼓动性。我父亲年轻的时候就向他学习、模仿。我印象最深的是好多叔叔阿姨对我讲，你爸爸在抗大讲话是非常有号召力的，讲上几个钟头，不用稿子，我们都听得津津有味，就连毛主席都夸奖，说你爸爸演讲有邓演达的风格。有一次在公安大学演讲的时候，我发现父亲讲话的时候，全场鸦雀无声。我现在理解，他的演讲一个是内容精彩，再一个就是声调手势，都要配合起来。我不知道你们注意没有，毛主席讲话那个动作都是很大，他经常叉着腰，我父亲也是，激动时动作也很大，那个时候是抗日啊。以前父亲说起这些事也是感慨万千。
我的父亲罗瑞卿…采访罗瑞卿的儿子罗箭（3）
记者：当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