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坤倒转，父亲指挥十五兵团四十军和四十三军攻打薛岳部。
当时主席给四野发电报，要求吸取金门战役的经验，一次渡过一个军的兵力；主要用机帆船；争取在二月份解放海南岛。但是前线指挥部研究，这三条实现起来都很有困难：第一，时间问题，四十军、四十三军打完广东、广西，又回头挥师向东在雷州半岛集结，已经是12月底了，这一两个月训练时间肯定是来不及的。再一个机帆船的问题，普通船都没有，机帆船就更没有了。当时提出到香港去买船，四野也派人带了几十万银元到香港买船，结果买不到。第三个问题是一次过海一个军，要需要几千艘船，不可能有那么多船。后来反复研究，他们就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主席也同意了，就是以准备好为前提。
他们的工作做得很细。北方来的兵一看到海浪，都吓得往后退，还晕船、呕吐。后来战士们就在海上练，在陆地上练，训练荡秋千。同时还训练吃饭，有三个班吃饭，一个班吃饱，一个班吃半饱，一个班不吃饭，看哪种情况下不晕船。再一个改装机帆船，他们从十轮大卡车上把发动机拆下来，安在机帆船上，做土炮艇。这个土炮艇起了很大作用。在大规模渡海之前，有个叫鲁湘云的渡海英雄，驾驶土炮艇碰到过国民党的军队。他们等着国民党的炮艇接近以后，突然开火，结果把国民党的炮艇打跑了。关于作战的样式，他们提出分批偷渡。当时海南有个琼崖纵队，先小部队偷渡，和琼崖纵队配合上。第一次两个营偷渡，第二次是两个团，第一次偷渡的部队接应上了，第二次偷渡也成功了，后来考虑到再晚季风就要反向，因此决定4月17号大规模登陆。当时国民党上头有飞机，下面有军舰，最后强行登陆。但是他们不是蛮干，他们想了很多办法。 。 想看书来
烈烈军魂…采访邓华的家人（5）
父亲提出，在陆地作战，一次不行，还可以组织第二次进攻，海上就不行了，第一次进攻不顺的话，就没办法组织第二次，必定全军覆没。他要求兵团、军，都成立气象站，了解海水的潮汐、气象情况。第二次偷渡的时候，有一个加强团，一开始顺风，到敌人的海军、空军火力之下。这个师长当时动摇了，就问司令部是不是回来，我父亲就说：“继续前进，否则我就枪毙你！”可见当时渡海，指挥员的决心一定要坚强，部队遇到什么困难都一定要过去。
第三次大规模渡海的时候大概有几万人，有一两千条船。
记者：当时邓将军的作战决心是非常大的，为了准备渡海，想了很多办法，听说邓将军还亲自试航过水陆两用的汽车？
邓穗：当时部队通过关系，买回一些水陆两用汽车，直接运到了兵团司令部。作战科长杨迪看了以后觉着不错，但是得试航，就和我父亲准备把水陆两用汽车开到珠江去试航，父亲说他要亲自去才能体会到底行不行。试航的时候，他们感到这个车还是比较差的，遇到风浪就摇摆很厉害，下潜以后通风不行，很快就缺氧，里面的人都很难受。当时十五兵团副司令洪学智知道后，狠狠批评了杨迪，说你怎么能把邓司令叫过去，多危险啊。
记者：从当时的情况来看，解放海南的重要意义在哪里呢？
邓穗：大举登陆以后，我们占领了海口，部队继续向全岛发展，我父亲带着前指挥部从大陆到海口。杨迪讲，当时我父亲站在军舰的船头，两手叉腰，迎风站立。杨迪站在旁边就想邓司令的心情，这几个月他承担了多么大的重担，现在的心情该是多么高兴啊。当时的情况很复杂，哪一步棋走不好，就会影响全局。实际上解放海南这一仗打得特别好，两次偷渡成功，最后大举进攻，时间也选得特别好，4月17号大举进攻，5月1号全岛解放，6月25号朝鲜战争爆发，7月底美军舰队就进驻台湾海峡。海南岛如果晚两个月解放，可能就成为第二个台湾，对咱们整个东南沿海就是威胁。
记者：因为海南战役打得特别好，邓将军很快就被调到东北组建边防军了，刚刚从北方打到南方，立刻又从南方转回到北方，这种军人的生活你们能适应吗？
李玉芝：那个时候我们把这就当家常便饭。他在前线打仗，打来打去，我们家属带孩子在后方。打仗总是要休息，休息就到后方，休息完了就又走了。我们那个时代，对于革命，我们只想到光荣，为革命牺牲、挨饿都是应该的，现在的年轻人体会不到。
邓英：我们5个兄弟姊妹出生地都不一样，我大姐是在延安生的，我二姐是在辽宁本溪，我在天津生的，我弟弟是在广州，而我妹妹又是在沈阳。这也可以反映出，我父亲跟随部队走南闯北、南征北战这么一个历程。
为彭德怀拍案而起
庐山会议上，在彭德怀遭到猛烈批判的时候，常务副总参谋长邓华站了出来：“同志，请不要诬陷好人，彭老总根本就不懂外语，怎么会与外国人串通？事情很简单，他和苏联人说了什么，翻译可以作证！”
记者：1959年，庐山会议打出一个“彭黄张周”集团，还有一个军事俱乐部“邓洪万钟”，都是彭德怀军事俱乐部的成员。邓华将军被划到了彭总那一边，并因此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撤销军内所有职务。他为彭总打抱不平，平时他同彭总的关系怎么样？ txt小说上传分享
烈烈军魂…采访邓华的家人（6）
邓穗：彭总当志愿军总司令员的时候，我父亲是副司令员，他很欣赏我父亲的作战才能。彭总脾气很大，谁都骂，就是没有骂过我父亲。父亲作战很细，所以彭德怀说邓华是个好帮手。
庐山会议后，1960年我们被发配到四川，1963年彭总到成都，任三线建设副总指挥，实际也是闲职。彭总去理发，理发员对他讲，听说邓华也在这里，彭总就想去看我父亲。走到我们家的楼门前，彭总就在门口来回踱步，最后没有进来就走了。可以想象彭总的心情啊，他既想见我父亲，又怕再连累他。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父亲在医院，彭总的夫人去看他，就拿了一个镀金的烟盒。那是我父亲访问南斯拉夫时人家送给他的一个烟盒，我父亲把它送给彭总作纪念。彭总落难的过程中，这个烟盒还一直留着，最后还写了一个条，说：“这是邓华同志送给我的。”彭总的夫人拿着这个烟盒看我父亲，专门讲这个事，说彭总让我见到你再给你，当时我父亲很感慨。
记者：就因为和彭总的关系，“*”中*进一步排挤打击他，他被下放到四川，又分管自己特别不熟悉的工作，他怎样对待这种不公正的待遇？
邓穗：当时我父亲是沈阳军区司令，被撤了职。后来*在军委会上讲，邓华这个人我反复考虑，留在军队上我不放心，要把他开除军籍，分配到地方。当时*是书记处书记，说你到四川吧，四川是个大省，到四川当副省长。
他原来是搞军事的，打仗几十年，对军事很熟。到四川让他分管农业机械，实际上是给他一个闲职，让他休息就行了。但是他又从头学农业机械。我记得很清楚，他学着看拖拉机制造、柴油发动机制造等方面的书，认真地学习这些农业机械知识。有时候带着我一块儿下乡，小四轮啊，小拖拉机啊，他自己也去试一试，并没有觉得自己蒙冤就怎么样了。四川农机厂的技术员、工人，只要一说到他，觉得他确实是为四川的农机事业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李玉芝：他那时经常说“人在屋檐下，不能不低头”，这是其一；第二，我是为革命，虽然受到一些不公平的处理，但是我仍然为人民做工作。虽然他不在军队了，对毛主席还是忠心耿耿。
记者：邓将军对军队有种特殊感情，对吗？
邓英：我父亲一辈子都跟着军队打仗，所以跟军队的感情很深厚。受彭德怀案件的牵连后，他也感到冤屈，明明自己为党为革命，从来不考虑自己的生死，却落得这么个结局。离开军队了，他就把他所有的军装都染成黑色的了，包括上衣、裤子、帽子全部都染成黑色的。将校服那种，没法染，他就全都装到那个包裹里，放在箱子底下，不愿意再翻出来。
虽然黄军装染了黑颜色，或者染了深蓝色，但从他那个角度可能还有另外的意思在里面：军装虽然染成黑色的，但它还是军装，我还是要穿它。对军队那种割舍不下的感情，我觉得还是一直存在于他内心里的。
记者：后来他终于又回到了军队的怀抱，黑色军装的日子终于结束了，他一定很高兴吧？
邓英：后来是毛主席又说话了。我记得，有一次回家，我父亲坐在凳子上和我哥哥说话，父亲就特别高兴地给我说：“英英啊，我要回部队了。”当时我一听，也觉得特别高兴。因为毕竟这么多年了，父亲受冤屈*了，我也替他高兴，他自己也特别高兴，这么多年我没有见过他那么发自内心的高兴，喜笑颜开的那种样子。
邓穗：那是在成都，他正准备买衣服，想买个单帽。后来他说，不要再买帽子了，我马上就要回部队了，回部队军装、军帽就全部都有了，不再需要地方上的那种便帽了。
“我就是不死”
“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在一次昏迷之后，70岁的邓华不断背诵着陆游的这首诗。他对守护在旁的妻子说，我刚才梦到打仗了。半昏迷状态的时候，他自己不断呓语：“可惜啊，可惜啊。”
记者：1978年，邓将军终于回到朝思暮想的部队，离开那么多年，他还是像从前那样热爱军队！
邓穗：当时军委下令让他重新回北京，重新回到军队，他很高兴。回到北京以后，调到军事科学院担任副院长。他很认真，虽然离开军队很多年了，但他还是抓紧时间看书，看资料。有时候他跟院里的干部谈话，讲现在的军事科技，国外发展得很快，美国的飞机怎么样，坦克怎么样，装甲指数怎么样，说得很细，以至于装甲有多厚，飞机的战斗半径有多大都说得出来。
开军委会的时候，我有一次去。在电梯上，看到他和洪学智一块儿讲话，我父亲当时笑得很开心，我父亲说你要抓国防工业，在朝鲜我们是光着脑袋打仗，要抓飞机，要把国防工业搞上去。
记者：但是回到部队没多久，他就病倒了，到他1980年7月去世，他工作的这段时间也就是两年的时间，他后来一直说“可惜”，他可惜的是什么？
邓穗：他昏迷的时候，我们听到他一直在讲：“我就是不死，我就是不死。”我当时在旁边，我想他还是在想着军队的工作，想着他给军委写的关于未来反侵略战争的设想，他一直还想着为军队工作。有时候半昏迷状态他自己讲：“可惜啊！”他可惜的是离开军队十多年，回来不长，就病重了。这种情况下，他自己心里很着急。有时候他昏迷了，听到他一直在讲：“我就是不死，打也打不死，斗也斗不死，整也整不死，我就是不死。”
邓华的部下、当年作战科长杨迪一直记得这样一个场面：1950年登陆海南岛以后，邓华来到海口，他站在军舰的船头，两手叉腰，迎风站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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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