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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作为共产党员，您父亲遭到通缉，据说还是您母亲帮他逃脱了国民党的追捕，您能讲讲这个事情的经过吗？
李力：我们隔壁的一个布店，晒了很多布，我母亲帮他从那个阳台上拽着布条跑下去，逃脱了国民党的搜捕。我们家都被抄了，父亲从芜湖逃到长江的北岸一个叫裕溪口的地方，在那躲着。他，还有一个钱杏邨，就是阿英，还有王绍春，这几个在当地比较有名的共产党员待不下去了，都跑到江对岸躲起来了。结果敌人发现了，要派兵抓他们，我母亲怀着孕，冒着危险，弄了个小木船，抢在敌人前面通风报信，让他们转移走了。结果敌人扑了个空，后来父亲转移到了上海。
记者：据我所知你们家是个大家庭，您父亲离开家之后，家里靠什么生活？那时候你们家有什么收入？
李力：父亲走了以后没有消息，母亲在家里很困难，她就当小学教员，挣几十块钱工资，养活一家人。我们家有十几口人，除了我们这几个孩子以外，还有祖父祖母，另外还有二叔、三叔的两家。我祖父原来有工作，后来失业了，就靠家里的房子收一点房租。
记者：父亲到底去了哪里家里知道吗？
李力：1930年我父亲在上海特科，是个股长。如果没有家属，人家不相信，说你这么个官，连个老婆孩子都没有。为了工作需要，他从家乡把我母亲和我的哥哥、弟弟接到上海，在特科做掩护。1931年，中央特科的主要领导人顾顺章叛变，父亲立刻报告党中央迅速转移。他最后通知了钱壮飞的家人，钱壮飞的夫人姓张，就让他们赶快转移，回过头来又想通知家里，走到胡同一看，不行了，进不去了，所以只好回过头就走，我母亲就带着两个孩子流落街头。
记者：后来您母亲带着孩子又回了老家，实际上从此又是一家人杳无音信。作为共产党员的家属，你们全家的日子是不是也过不安生？
李力：我们小时候受的是国民党的教育，一天到晚叫共产党“土匪”“猪毛”。那时候，到处都是反对共产党、消灭共产党的言论，什么“共产共妻”，什么“共产党杀人放火”了，报上都是这些东西。但是我们因为有母亲在，当地都知道我父亲是共产党，我们对这些东西都不相信。所以从小国民党的宣传对我们根本不起作用，我们对共产党就觉得很好奇，知道共产党是好人，不像国民党宣传的样子，但是共产党到哪儿去了，父亲在哪儿，我们也不知道。
记者：实际上是您母亲一个人撑起了这个家，在那段岁月里，母亲给您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
李力：我母亲一直很坚强很刚毅。父亲是共产党，她当时是“反革命家属”，但是她不卑不亢。1940年我母亲才正式入党，在这以前，她不给我们讲父亲的事，但是我们知道父亲是共产党。我小时候不是过继给外祖父家了吗，有时我回家去跟我母亲睡到一个床上。睡觉醒来，母亲还在那儿给学生批改作业，要不就是缝衣服、补袜子、补衣服。我们家里有祖父、祖母，按照旧式家庭的规矩，吃饭的时候，祖父祖母带着男人、孩子在桌上吃，三个媳妇只能在旁边给人家盛饭。家里主要经济收入靠我母亲，我祖父对她很尊重，他叫我母亲不叫名字，叫赵先生，但是我母亲对自己要求很严格，二婶、三婶不上桌吃饭，她也不上桌吃饭。等我们吃完后收拾了，和她们一起到厨房里吃饭。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未染硝烟的将军…采访李克农的子女（5）
记者：您父亲有没有表示过对您母亲的歉疚之情？
李力：1950年的时候，我弟弟结婚，在朝阳门那儿请了一些人吃饭，我父亲讲话，讲着讲着就哭了。他说，我对不起赵瑛同志，这些孩子都是她带大的，我没尽到父亲的责任。他很难受，我们也很难受。
记者：您母亲在世时是不是也经常跟子女们回忆过去那些艰难的日子？
李力：我母亲从来不说受过的苦，经常跟我们说的一个就是好好工作，好好做人。第二个就是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要我们做事情要小心谨慎。
所以母亲去世以后，我父亲送给她四个字：母仪典范。
要债的来了
1937年李克农回家的时候，戴着礼帽，夹着皮包，女儿李宁一开门不认识，赶快把门关上，给祖父报告说：“爷爷，要债的又来了。”
记者：上面说到，革命战争时期，您父亲跟家里长时间隔离，甚至很多年没有音讯，家里什么时候才知道他还活着？
李力：长征的时候父亲和母亲通信用暗号，我父亲有时写信回来，上面就是“商店经营得怎么怎么样了”这些暗号。我母亲就知道他还活着呢，但是长征以后联系就断掉了。
1937年，那时候国共合作有点眉目了，父亲给家里写了封信，他说他在“胡公”手下做事。“胡公”就是周恩来，周恩来过去养胡子，所以叫他“胡公”。这时候全家才知道他在，没有死掉，但是在什么地方还不知道，做什么工作也不知道。
记者：据说您父亲在抗战初期探过一次家，当年离开家的时候您的弟弟妹妹岁数都比较小，作为长女，隔了这么多年再一次见到父亲是不是感觉很亲切、很激动？
李宁：那年父亲回了一次家，是路过。回家的时候我已经不认识他了，他戴个礼帽，穿个长褂。那时候我们家经常有收租的、收税的、要债的，我祖父怕这些，所以我看到来人，就告诉祖父说要债的来了，我祖父就往楼上跑。后来我父亲就说：“我是克农啊！”我祖父听到他的声音就下来了，见到我父亲谈了一个小时，后来我父亲就要走了。我祖父对他说：“我们家这么困难，你能不能留点钱给我们？”因为看到他是坐着汽车回来的嘛，那实际上是办事处的车。我父亲说：“我身上一块钱都没有，我这个皮包还是公家的。”祖父说：“你不是在共产党里当官吗？”父亲说：“共产党的官跟国民党的官不一样，共产党的官只为人民办事情，不是为了钱的。”我母亲知道这个情况，说：“不要钱，你走吧。”
记者：您父亲作为军队的高级将领，后来又当过外交部副部长，位置一直非常高，他在生活上对你们有什么样的要求？
李力：父亲要求我们子女生活上不要奢侈。铺张浪费，摆架子，这个在我父亲那儿是不行的。李冰那时是医院的副院长，坐着小车回家。有一次，我父亲看到她说：“哪儿的大官来了？”一下子把李冰讽刺得以后再也不敢坐车回家了。父亲的汽车我们从来没人坐过，包括我母亲，他们一块儿出去坐其他的车。
我年轻的时候头发很多，也不大讲究整齐，穿的衣服有时都吊儿郎当，到父亲那里去，他看了以后很不高兴，我母亲赶紧拿个梳子来给我梳头。所以，以后我把头发梳得整齐了才去他那儿。
记者：据我所知，在延安时期，很多很多高级干部的子女都被送到苏联留学，而你们兄弟姐妹却没有一个留苏的，这是为什么？ txt小说上传分享
未染硝烟的将军…采访李克农的子女（6）
李力：我们几个孩子也给父亲提意见，说：“人家的孩子都走了，我们几个怎么都在这儿，我们能不能也去一两个人，我们又不是没上过学，成绩也不比他们低，为什么他们能去我们不能去。”我父亲又把我骂了一顿，说：“中国这么大，还待不了你了，非要到那儿去。”后来我们就根本不提了。
当年我们这些孩子到了延安以后，父亲希望我们学点实在的东西，不要嘻嘻哈哈。我们看到人家搞参谋工作、搞政治工作，发展挺快的，但是父亲非要我们搞无线电、搞技术，搞技术挺枯燥的，成天地值班，没什么发展前途，所以我们不想干，当时就想：这么多人，干吗非要我们干这个。我父亲就骂了我们一顿，说搞革命工作就要老老实实，要好好学习。
记者：从您父亲留下的许多照片上可以看到，他在任何时期的装束几乎都是整整齐齐十分讲究，他的衣橱里是不是非常丰富？
李力：我父亲虽然是高层领导干部，我母亲的级别也很高，但是他们生前非常艰苦朴素。我父亲兼着外交部的工作，一共就有两套西装，两双皮鞋，当外交官出去的时候，穿得整整齐齐的，但是平常都不穿，平时都穿布鞋。他有一套黑呢子衣服，一到上班就穿，袖子都磨得发亮了，衬衣、袜子都是母亲给他补的。我母亲更朴素了，母亲去世时我姐姐整理母亲的遗物都流着眼泪，看到母亲基本上都是缝缝补补的破衣服，心里难受。
记者：将军去世后，他给你们留下些什么？
李力：父亲去世以后，他办公室的东西，所有的文件材料都是组织上清理走，我们根本不插手。所有的房子、家具这些东西，全部交公，而且不讲任何条件。他的书籍、生活用品给我们子女留下了，还有一些生活照片和私人照片，再就是他多少年来所有的积蓄，大概一万多块钱，分给了我们每家的孩子。一个人分了3000块钱， 这3000块钱我们都不用，要传下去。
临阵不换将
1951年朝鲜停战谈判开始后，毛泽东秘密派遣李克农以隐蔽身份主持朝中谈判代表团同美国谈判。当时，他的哮喘和心脏病发作，曾出现昏迷，中央派人去换他，他却说：“临阵不换将。”
记者：据说，您父亲有一只眼睛是失明的，这是真的吗？
李力：他的眼睛是从芜湖到上海的时候坏的。当年到上海以后，办地下刊物搞宣传，没有钱油印，都是自己刻蜡板。刻蜡版条件又不好，灯光暗，趴在那儿一个劲地刻，把眼睛劳累坏了，父亲工作起来是很忘我的。坏了到医院去做手术，因为没钱，手术做得很糟糕，一只眼睛没搞好，另一只眼睛给搞瞎了。
记者：他的眼睛对他的工作和生活有什么影响？他平常怎么看文件？
李力：他看东西很困难，不但要戴眼镜，而且要一只手拿着放大镜才能看文件，每天就这么趴在桌上，一行一行地看。他在上海时，有一次护送刘伯承，刘伯承也是一只眼，他们俩坐在火车上你看我，我看你，说我们俩加在一块就两只眼了。
记者：晚年您父亲的身体一直多病，这与他从事的特殊事业是不是有很大关系？
李力：长征的时候，在上海的时候，条件也都很艰苦。他在国民党里当官，当官那个钱都是党的活动经费，自己本身的生活是很艰苦的，经常当东西过日子，冬天把夏天的衣服抱到当铺里当了，夏天再把其他的东西拿去当，把冬衣再赎回来。就这么过日子，外面装得很是那么回事，实际上很艰苦。 电子书 分享网站
未染硝烟的将军…采访李克农的子女（7）
他确实是积劳成疾，都知道他有病。1957年，他进毛主席屋子的时候突然一下晕倒了，朱老总、毛主席都搀着让他休息。在延安的时候，他就有病，是哮喘、咳嗽，毛主席还去看过他。
记者：据说1951年您父亲被秘密派到朝鲜主持停战谈判的时候，他病得很厉害还不让人去顶替他。
李力：因为知道他哮喘，晕倒了好几次，中央派伍修权去换他。伍修权去了，父亲说：“临阵不换将。我不是不相信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