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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长工在谈起我爸爸是怎样走上革命道路时，曾经很风趣地说：“刘帅参加共产党是不容易的事呀，他是口袋里揣着银圆上山的。”因为当时，参加革命是造反、“上梁山”。“上梁山”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有的是读了*主义的书籍，自觉投身无产者的先锋队；也有的是为了求出路、求生存，“逼上梁山”；当然也有极少数是混上“梁山”的。我爸爸就属于揣着银圆上“梁山”的。
德国医生：“真不愧为英雄。”
在没有使用麻药的情况下，一位德国医生用颤抖的手摘除了刘伯承的右眼球，又把周围的坏肉一刀刀挖去……他紧扶着柱子，浑身冷汗，咬紧牙关，没吭一声。手术后，这位德国医生翘起大拇指感慨地说：“真不愧为英雄。我当了这么多年的外科医生，还没遇见像他这样的人，他真有你们中国古代关云长刮骨疗毒的气概！”
记者：刘帅24岁的时候就失去了右眼，作为军人，这个伤害几乎是致命的，有人认为失去了瞄准用的右眼，几乎就断送了军旅前程。但是你父亲却成为靠一只眼睛指挥千军万马的统帅，在世界军事史上也属罕见。这么多年来，大家都或多或少听说过有关您父亲眼睛受伤的故事，您能具体说说吗？
刘太行：1916年，袁世凯称帝，云南的护国军出兵四川讨袁，在川南与袁世凯的北洋军展开了决战。我爸爸当时率领四川护国军第四支队，决定占领丰都城，切断长江的交通，阻止袁世凯把援兵派到川南，以支援云南护国军作战。他们很顺利地攻下了丰都，但是袁军很快向各地发出命令，调来了六七个团的兵力，赶往丰都增援。当时敌军的兵力几倍于护国军，我爸爸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牺牲，决定将部队撤出丰都城，向农村转移。
正当他组织部队撤退时，突然发现身边一个士兵身体过于暴露，受到敌人火力的威胁。他马上扑过去，大声吼道：“危险，快趴下！”话音未落，一颗飞弹射穿了他的颅顶，从右眼眶飞出，眼珠子当即破裂流出眼窝。这时北洋军已进入城内，战士们慌忙把他抬到一家药店里，把头部包扎了一下，藏到楼上的仓库里。
那个地方一个邮政局局长是反对袁世凯的，很同情革命，他就把父亲接到家里去养病。一次他出去的时候把门锁上了，父亲一个人在屋子里，听到敌人炮火不断，觉得不太安全，就背了床被子从窗户里跳出来，跳出来之后那个房子就被炸弹给炸掉了。我爸爸就捡了一条命。那个邮政局局长回来看了很难过，还在山上为父亲修了坟立了碑。
解放以后，我爸爸在西南政治局当主席的时候，觉得很感谢这个人，就专门把他请来。
他大吃一惊，跟我爸爸说，我没有亏待你，把你埋在山上了啊。爸爸就跟他说，哪里的事，我根本没有死。
记者：据说后来给您父亲治疗眼伤的是一位德国的医生，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动了手术，这位医生感动得不得了，称您的父亲为军神？
读不完的父亲…采访刘伯承的长子刘太行（4）
刘太行：当时我父亲的眼睛打瞎了，袁世凯的政府还到处抓他，所以他就到处逃跑。因为伤口的肉开始腐烂，眼看就没办法了。他的一个副官找了一个箩筐，把他从涪陵抬到了重庆。后来就找了“宽仁医院”（现重庆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这个医院是德国人开办的，请了一个比较好的医生——一个德国医生给他治眼睛。
动手术时他就问医生：“打麻药对我的脑子有没有影响？”
医生说：“当然有影响的。”
他就说：“那我动手术不用打麻药了。”
当时，小医院的设备比较简陋。为了保护脑子，刘伯承拒绝使用麻醉药。当时，医生一刀一刀修割新长出的腐肉，每割一刀都疼痛钻心，令人难以忍受。但我爸爸一直坐在那儿，一动不动，手术前后做了三个多小时，他面不改色。等包扎完毕，医生见他扶着的椅柄上浸满了汗水，就问他很疼吧？我爸爸说：“这算不了什么，才割了74刀嘛，小意思！”
医生惊异地问道：“你怎么知道的？”他就说：“你每拉一刀，我就暗记一数。错不了，错不了。”
他总觉得自己就靠脑子，如果对脑子不好就绝对不干，所以他开刀不用麻药这一点，我相信。后来医生翘起大拇指说：“了不起，了不起，你才是真正的中国好汉，你真是军神，军神！”
记者：可是后来您父亲两只眼睛都失明了，具体的病因又是什么呢？
刘太行：说老实话，我父亲的眼睛瞎掉就是看书看多了。
大概1965年的时候，他到中苏边境视察，每天都看书，我和妈妈都劝他，他还是看，后来视力就突然下降。他还患有青光眼，但是东北的两个医生误诊，说是年纪大了视力应该下降。他青光眼发作的时候就吐，吐得特别厉害。后来回到北京，到了北京医院动手术，医生讲动手术非瞎不可。大概动完手术还稍微能看到一点，不到一年时间就完全看不见了，只剩下光感了，哪儿亮他知道，但是什么也看不见。从那以后眼睛就瞎了。
记者：对于一个军事家、指挥家来说，双目失明是非常残酷的。那时候您父亲已经73岁了，刘帅双目失明以后，精神状态怎么样？
刘太行：直到眼睛看不见了，他还经常跟我们说，将来打起仗来我可以当个参谋——为了这个还跟医生谈了很多次。我们觉得他已经70多岁快要80岁的人了，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他还跟医生讲，你把我眼睛治好给我放大镜，有放大镜再拿着地图我就可以给主席或者给总部当个参谋。
刘伯承的“敌进我进”
1937年9月6日，雨丝轻轻敲打着人们的脸颊，在陕西省三原县石桥镇，刘伯承师长站在检阅台上高声宣布：“今天是我们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宣告诞生的日子。”上万个声音随着一个声音宣誓：“不把日本强盗赶出中国，誓不回家！”气壮山河的声浪久久回荡在黄土高原的长空。
不久，刘伯承亲自率领一二九师指挥所和七六九团组成的先遣队，浩浩荡荡，东渡黄河，向晋东南抗日前线进发，开始了创建太行山抗日根据地的新时期。
记者：1942年麦收季节，日军突然对太行山发动规模空前的五月“大扫荡”，在艰苦的转移突围中，八路军总部机关遭到重创，左权副总参谋长牺牲。6月上旬，日军又发起对太行山南部的重点攻势，矛头直指一二九师师部。但是经过四昼夜艰苦奋战，您父亲率领第一二九师却胜利突出日军合围。冈村宁茨说，此次“扫荡”唯有一个“刘伯承集团”没有受损，日后定当多加注意。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读不完的父亲…采访刘伯承的长子刘太行（5）
刘太行：当时对一二九师的突围他就有三个设想：一个上策，一个中策，一个下策。
作为他来讲，当然希望是上策。所谓“上策”，是指当日军围过来的时候，我们的主力兵团和机关一起，想方设法从敌人包围的缝隙中，尤其是从部队和部队结合的空地中穿出去，然后绕到日本鬼子后面打，这是上策。
中策就是在日本鬼子包围的过程中，没有找到空隙，但是自己要制造条件，插开空子，然后钻出去。典型的就是经常用小部队去袭击日本鬼子，抓住日本鬼子想消灭共产党的心情，日本鬼子一“围剿”，就出了空子，在这种情况下突围就是中策。
下策呢，就是死命抵抗，换句话说就是“敌进我退”，到最后没地方退了，周围就全都是敌人，这是下策。他在指挥整个反五月“大扫荡”的时候，这个起了很大的作用，一是准备得较早，在发现敌人进攻的时候就开始准备，等敌人到了的时候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很早就离开了原有的师部，日本鬼子还以为师部还在那儿呢，“围剿”当然扑了空。
日本鬼子对一二九师真正的“扫荡”是从6月9号开始的，但是他从5月21号、22号就开始行动。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是对将来被“围剿”所遇到的结果进行了预计，实际上讲了三个结果，但是仍然要向着第一个结果努力。当时日本鬼子有一万五，但是爸爸只有两千来人，其中还有七百多参谋人员。他自己带了一个小部队在前面探路侦查，比较大的部队留在后头。但是拉的距离稍微大了一点，再加上当时指挥大概也不太灵便，结果本来应该按时走的梯队晚了20分钟。晚了20分钟就走丢了。
当时我爸爸他们的部队马上就可以出去了，但是他就是不走，人家劝了他三四个钟头，他还是不走。他说这么多人，都是共产党培养出来的，把他们丢了，我怎么向党交代啊！后来找到了后面的部队，才都冲出了口子。
记者：在反“扫荡”过程中，刘帅提出了“利害变换线”的理论，可以说是抗日战争中非常重要的精华理论，就是对于交战双方利害两种对立因素互相转换的分析，您能说说当时是怎么提出这个理论的吗？
刘太行：爸爸讲了一个 “利害变换线”。敌人将要围你的时候，就有这样一条线。因为敌人的“围剿”不是围得很死，它总是各个部队向中心围集。“围剿”，一开始是很疏散的，而包围圈越来越小也就变得越来越密集了。但是再密集也总是有缝隙的。如果你侦查工作做得好，行动迅速，你完全可以找到这个缝隙钻出去。因为战争的情况千变万化，总是有各种情况在变化，跟不上变化就会上当，所以就得应变。这些理论都是爸爸亲自考察实践作出的判断。
我记得当时有个上将，叫李聚奎，他讲有一次在前线，他们离日本鬼子很近，都看见日本鬼子的胡子碴了，我爸爸还在那儿看。当时李聚奎是个副旅长，就从山上把他拉下来，我爸爸还讲，把我拉得摔倒了。他很勇于实践，经常到第一线去，所以才能掌握这么多的敌情。
记者：您父亲是众所周知的常胜将军，在一般人眼中，大家都认为他是军事天才，关于他的制胜谋略、克敌妙法，我觉得与他对战争理论的研究和博览群书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的。抗战时期，您父亲提出了一系列战争理论，有效地打击了敌人。据说他曾在那一阶段翻译过军事专著，还阅读了大量军事理论书籍。 txt小说上传分享
读不完的父亲…采访刘伯承的长子刘太行（6）
刘太行：其实我爸爸早在抗日出征前夕，就在自己的日记中记述道：“我想看的书：《国际七次大会报告及决议》《社会科学》《辩证法》《经济学大纲》等。”父亲一向主张打仗要用脑子，他说：敌我斗争，不仅是军事力量的比赛，而且是政治、经济、文化全部力量的决斗。不仅斗力，更主要的是斗智。
他注重对部队进行军事理论的培养。在辽县时，在一间半窑洞式的房子里，我爸爸经常在昏暗的煤油灯下，聚精会神地伏案疾书，常常是通宵达旦，彻夜不眠。在短短的10个月当中，他撰写和翻译出一系列关于游击战的最新论著和译作，大概有近10本。
记者：在抗日战争初期，您父亲有关“敌进我进”的理论就是这时候提出来的吧？
刘太行：爸爸是非常勤奋的人。在战争中那么忙碌的情况下，除了每天打仗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