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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可以拿《三国演义》中的情节为例。马谡失了街亭，诸葛亮的防线被攻破，司马懿率１５万兵马临近诸葛亮防守的小城。此时诸葛亮仅有５ ０００军马，还分出一半去运送粮草了，身边只有一些文官和２ ５００名老弱军士，这是一个极其悬殊的比例（６０∶１）。战争一旦打起来，不仅蜀军会全军覆没，连诸葛亮也会成为魏军的阶下囚。此时的诸葛亮只得冒了一次险，用空城计来抵挡魏军的围城。
在这种情况下，诸葛亮可以说是“白箱”操作，他对司马懿的情况是了如指掌的；而司马懿对蜀军的情况却知之不多，我们可以说是“黑箱”或者说是“灰箱”。正是因为“灰箱”，司马懿才作出了错误的判断：诸葛亮一生谨慎多谋，这次敢于大开城门，在城头抚琴，必是有恃无恐吧？不要中了诸葛亮的诡计。于是司马懿下令撤军，为诸葛亮调兵遣将赢得了时机。
不过，这出“空城计”是真正的史实，还是文人笔下的戏剧情节？笔者心中是存疑的。司马懿即使判断出诸葛亮有诈，还可以采取两三种方法进行测试：一是派上一个先锋团，打入城中去试一试对方的虚实；二是用一排骑射高手，冲到城下去射杀诸葛亮；三是假作退军，或是围而不攻，以观察蜀军的真实兵力。当然，这都是题外之言了。就司马（懿）诸葛（亮）博弈而言，的确存在着像司马懿那样的“灰箱”情况。
面对这样的情况，就只能靠推理和判断了。推理与判断的正确与否，决定着我们的策略是否正确，策略正确而赢得胜利，策略不正确而功亏一篑。
上面这个例子中我们已经涉及到判断的另一方面内容，这就是我们必须要判断同你对弈的指挥官的有关情况，包括这个人的胜负记录、各方面的能力，以及他的性格特征，是否有“死穴”可以被点中，等等。
司马懿也是了解诸葛亮的，但是，他根据了解作出的判断却是错误的，而他儿子与他显然是两种判断。司马懿的儿子司马昭问道：“是不是诸葛亮没有什么军队，故作姿态，父亲怎么能够就退兵呢？”司马懿说：“诸葛亮平生小心谨慎，从来不冒险。今天大开着城门，我估计他必定有埋伏。我要是进兵，就中了他的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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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形势和分析对手是两项必要的工作（2）
事实上，我们可以如此地说，尽管魏军和蜀军在这座小城下并没有打过交手战，但是司马懿和诸葛亮在交手前的判断问题上（思想上），却已经有过一次交锋了。
一方面，司马懿、诸葛亮两人有过多次交手的历史，在司马懿的经验中，诸葛亮从来就没有弄过险，一直是小心谨慎惯了的，而此次设空城计，司马懿的判断是诸葛亮肯定不会弄险，诸葛亮之所以这样做，后面必定还有什么杀招；另一方面，正因为诸葛亮猜中了司马懿判断他从不弄险，所以此次这种反常做法才会迷惑司马懿，让他犹豫不决，甚至产生错误判断，正是由于司马懿的这种可能产生的错误判断，诸葛亮才有机会赢得这样一次风险性的胜利。
司马懿撤走兵马后，诸葛亮抚掌而笑，众官问他原因，诸葛亮说：“司马懿料定我平生谨慎，必不弄险，但见如此模样，疑有伏兵，所以退去。我并非行险，实在是因不得已才这样做的。”
这里又涉及一个新的问题，即判定对手，一般是依据前几次交手的经验，也就是两个人两个集团交手的历史。假设说两个人——就拿司马懿和诸葛亮这两个对手来说——两人交手已有５次（设定８、９、１５次都可以，反正这是假设），我们用“０”来表示诸葛亮的表现是大胆、鲁莽的，而用“１”来表示诸葛亮的行为是谨慎、小心的。那么，诸葛亮的前５次交手的记录在司马懿的头脑里是５个“１”。若是如此，司马懿在第六次交手时的判断就自然而然地认为诸葛亮肯定会表现出“１”来。
人的头脑会记录对手前几次交手的历史，这是人学习和吸取经验教训的必然，没有这种学习，人就不会进步。这很像中国足球队与日本、韩国足球队的比赛，在中国教练那里，应当有比赛的所有档案材料，在这些材料里，不仅有几比几的结果，还有射门的记录、犯规的记录、换将的记录等一大堆资料，甚至还有天气与温度的记录。在科技发达的今天，实际上还有录像资料，到了重新比赛的时候，就拿出来放一放，进行一番研究。我们常说，中国足球队有“恐韩病”，就是由于在历次比赛中数战皆输而在头脑中形成的心理病，倘若这支球队“失去了记忆”，忘却了与韩国足球交手的历史，那么，新的队员就不可能一上场就产生“怕”的感觉，而可能变成一只只不怕虎的初生牛犊。
这种与对手交手历史的记忆不会太长，一般说来，光靠头脑来记也就是３～４次的印象最为深刻，再往前数就很淡漠。当然，一些太重要的、有着某种深刻烙印的记忆会永远保存，那是因为那一次交手对“我”的刺激太深刻了的原因。
司马懿头脑里的历史“记录”对不对呢？肯定是对的，诸葛亮一生谨慎，不仅是司马懿的结论，也是所有与诸葛亮相处的人的结论。然而，在空城计这次交手中，诸葛亮却一反常态，来了个异常的大胆举措，这就出乎了司马懿的预料。诸葛亮之胜，就是揣摸了司马懿头脑里的想法而走出的一步险棋。这样说来，司马懿头脑里的历史记录虽然是正确的，而他作出的判断却是错误的。
判断形势和分析对手是两项必要的工作（3）
这个错误之所以产生，是因为他太相信过去的经验和对诸葛亮的判断了，却未料到诸葛亮还会有如此大胆的一招。这就像赌场上压黑红宝，一边是黑色，另一边是红色，如果赌徒压红，而庄家揭开盖子出现的是黑色，那么赌徒就输；要是猜中了，赌徒也压黑色，赌徒就赢了。有时，这种赌博会出现某种罕见的现象，庄家一连设计了１０～１３次的红，这就让所有的赌徒都难以判断了，第１４次到底该压什么呢？庄家还能再出“红”吗？还是庄家在这次突然抛出了“黑”？赌博尽管只有两种可能性——红与黑，但它仍然由于不确定性而给了赌徒巨大的刺激。
如此看来，判断，并不是信息愈多愈好、了解对手的历史愈全面愈好。判断里有着独立的认识存在，他要估摸到对手的想法，推测对手会出什么样的牌，自己应用什么样的牌去制约对手，就是这样一个思辨过程。就像诸葛亮对他的官员所说的，司马懿一向认为他很谨慎，不会冒险，他今天就来冒一次险，让司马懿猜测不到，有了思想和判断上高对手一筹的前提，才会有现实中的胜利可言。
由此可见，了解和掌握信息不是博弈，判断和预测却实实在在是一种博弈，没有这种思想上的博弈，你就休想在实际行动上取得胜利。
如果说西方的博弈术与东方（中国）的谋略术还有什么不同的话，就是在中国的谋略术里早就融入了具体人的个性特征，而博弈论有时则抛开活生生的人，只讲数###算。或者说，当西方的博弈论刚刚想到将人的感情加入到运算里去的时候，东方人早早就把这项内容考虑在其中了。
看过电视连续剧《孝庄秘史》的人，一定还记得庄妃是如何用美人计去降服明朝大将洪承畴的。洪承畴战败被俘后，宁死不降。即使是范文程说破了嘴，他仍是抱定了必死的决心。气得多尔衮和多铎等人一个劲地想要杀他，可就是这样一个不怕死的人，却拜倒在庄妃的石榴裙下。
原来洪承畴人本刚正，却有一个好色的奇癖。当他立意等死之际，却听得门外叮当一声，在门开之际，进来一个绝色的青年女子。美妇樱口半开，轻轻地唤出将军二字，承畴欲答不可，不答又不忍，也轻轻应了一声。这一声相应，引出那美妇问长问短，先把洪承畴被俘的情况问了一遍，随后又问起他的家眷，知道洪承畴上有老母，下有妻妾子女，她便佯作怜悯，一双俏眼泪水汪汪，顿令承畴思家心切，不由得酸楚起来。那美妇又设词劝慰，随即提起玉壶，令承畴饮用，承畴此时已觉口干舌燥，又被她的美色所迷，便喝了几口。美妇知其心动，索性与他说道：“我是清朝皇帝的妃子，特为怜惜将军而来，将军今日死，于国无益，于家有害。”承畴说：“除死以外，还有何法？难道真个降清不成？”美妇道：“实告将军，我家皇帝，并不是要大明江山，所以屡次投书，与明议和，怎奈明帝听信邪言，屡次反复，因此常要打仗。今请将军暂时降顺，为我家皇帝主持议和。一面请将军写一密书，报知明帝，说是身在满洲，心在本国。现在明朝内乱，闻知将军为国调停，断不至于为难将军家属。那时家也保了，国也报了，将来两国议和，将军在此固可，回国亦可，岂非两全之计？”这一席话，说得洪承畴心悦诚服，洪承畴就这样投降了清廷。
同样的一番话，恐怕范文程也说过，其他劝降大臣也说过，他都听不进去，唯独这位美妇樱桃小口一开，用那带有无限磁力的声音说出来后，洪承畴就抵挡不住了。故而蔡东藩先生作诗讽刺道：“浩气千秋别有真，杀身才算是成仁，如何甘为娥眉动，史传留遗号贰臣。”
庄妃之所以能说得动洪承畴，就是从他的随从那里了解到了他好色的毛病，才知道用美色去争取他。而好色，好绝色，正是洪承畴的“软肋”。
这个例子和诸葛亮唱空城计的例子都向我们表明了，在掌握一定量的信息的基础上，必须研究交手对象的具体情况（人品、德行、性格、嗜好等），然后因人而异地运用策略，加以攻破，如若不是具体人物具体分析，具体人物个别对待，光是用数学公式或数学矩阵来计算，是算不出最终结果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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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会有上中下三类马（1）
在田忌和齐王赛马的故事中，双方都有上中下三个档次的马存在，同时也会有三种策略的选择方式：用上等马对上等马；用上等马对中等马；用上等马对下等马。
事实上，面对要完成的某一项任务，或者与人谈判要合作某项业务，或者是外交斡旋、军事斗争，或者是体育竞技，尽管有着各种条件、情况的制约，总还有策略选择的余地。像前面我们说到的司马懿包围蜀地城池，司马懿既可杀进城去，也可退军，还可以按兵不动，观察等待。
一般来说，策略大致都可以分成上策、中策和下策三个档次。上策是最好的策略，实行起来总是对“我”的利大而对“敌”的害大。中策基本上是利害相当的策略。而下策的弊端较大，也许在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