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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策略大致都可以分成上策、中策和下策三个档次。上策是最好的策略，实行起来总是对“我”的利大而对“敌”的害大。中策基本上是利害相当的策略。而下策的弊端较大，也许在执行的第一步还不明显，但走下去就会进入死胡同。可以这样说，几乎没有人是喜欢采用下策而不喜欢上策的，这当然是从理论上说的。而在现实生活中，在具体情况的制约下，就很难讲了。或者是因为客观条件的限制想用上策而不能如愿；或者是领导者有了其他心思、其他掣肘而抛弃上策，选用较次甚至极差的策略。
还有一种情况是决策者与谏言者的角度不同，观点不一，这个人认为的上策，另一个人看起来却是个下策，结果，或是由着领导者来确定方略，或是采用一个集团的大多数人来投票表决的方式，但是这种投票是否真正能代表民意或的确选出来的是上策而不是下策，那只有天知道了。
让我们来看一看曹操兵临荆襄之后的各方策略的运用吧！
刘表去世，刘表的继夫人蔡氏联合蔡瑁、张允等亲信伪造遗言，让她的儿子刘琮（其时才１４岁）当上了荆州之主。这个时候，荆州掌控的兵马有：马军五万，水军八万，步军十五万，共二十八万人，大小战船七千余艘，具有相当大的实力。曹操虽然率领了五十多万人，其实用到前线的不过一二十万，双方力量相当。再加上江夏有大公子刘琦守卫，新野有刘备守卫，可以作为支援，荆州的实力是不可小觑的。如果再能联合江东的孙权，全部的力量足可以同曹操一拼，那么，荆州的刘琮是如何决策的呢？
从总体而言，面对着强敌入侵，有三种决策可以供人们选择：第一是抵抗（包括与各方面的结盟）；第二是和谈；第三是投降。让我们看一看这个集团这时候的决策情况吧。
刘琮的兵到达襄阳，立刻召开了众官员参加的对策会议，问大家该如何办好。这时候一个官至东曹掾的傅巽站出来进言，认为只有投降才是唯一的出路。
傅巽所以这样考虑，他是把大公子刘琦在江夏、叔父刘备驻守在新野，都当成了可能威胁荆州的力量来评估的，这样一来，敌方的力量被夸大了，就除了投降，没有其他的选择了。
而其他的幕僚，竟然都同傅巽意见一致，最后让蔡夫人出来决策。这个本没有什么主见的妇人于是也附和大家的意见，因此这个１４岁的小儿子（傀儡之主）便没有任何自己主张地选择了投降。
这就是说，蔡氏集团绝大部分成员把“投降”选定为他们的上策。
总会有上中下三类马（2）
如果换了一个英明的军师，像诸葛亮那样，很可能把抗战定为第一策略，也就是上策。
不过，平心而论，按照他们当时的情况，这种选择还是算得上正确的。这是因为：
首先，大公子刘琦在刘表病重之时已被看做是刘琮要当主子的障碍，蔡氏集团极力想把刘琦除去。刘琦在情急之下只得求教诸葛亮，找到了一个放任外地当官的逃跑办法。现在这个同父异母的弟弟根本无视他的存在而篡夺了政权，他岂能受弟弟的控制？这种集团内部的巨大分歧，已不可能让刘琦与刘琮兄弟同心合力去对抗曹操了。
其次，刘备是个有野心有抱负的枭雄，他想要创下一番伟业，必须有根据地，而荆州就是他想要得到的地方。尽管刘备打着仁义的幌子，声称不忍心夺取同宗刘表的地盘产业，但在蔡氏集团看来，他与曹操同样的不可靠。
最后，刘琮上台本身就是一个阴谋。他是小儿子，又没有得到刘表的遗诏，他接荆州之主位，名不正言不顺。刘表之死、刘琮继位等重大事件，本应当告知大公子刘琦的——父亲病故，岂能不通知大儿子？结果却做了封锁性处理，这实在是做贼心虚。因此他们判断一旦刘琦与刘备知道了真相，很可能兴师问罪。这就是幕僚所说的“外患不宁”——有曹操入侵；“内忧将作”——刘琦与刘备要来争权夺利。
在这样的情况下，这场仗根本没法打，打也没有胜算。与其如此，不如投降曹操，既能保全荆地百姓，说不定还能保住刘琮的地位。
然而，最后的结果却出人意料，刘琮手下的人几乎都被曹操升了官，而他本人和母亲蔡夫人却被曹操暗杀了。
他们自认为的上策，对于刘琮和蔡夫人却是最恶劣的一个下策。这是因为，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一旦投降了敌人，就失去了人身自由，等同于任人宰割了。
而孙权呢？由于他比刘琮年长，生活的阅历丰富，又手握实权，加上有鲁肃、周瑜等人的提醒，他得出的结论是：投降对于他手下的大臣（像张昭这样的人）而言不会有什么损失，但对于像他这样的头头脑脑来说却是百害而无一利。因为根据曹操处事的记录，他对于这些诸侯人物，总是千方百计地加以斩草除根的。所以孙权最后决定“抵抗”，而结果呢？他在与刘备的联合中战胜了曹操，保全了兄长留给他的这块土地，保住了自己的地位。
我们在这里等于说出了两个观点：第一，上策应当是抗战，下策应当是投降，而刘琮却选择了下策，只有孙权选择了上策；第二，对于不同的人，同一策略的结局会因内外情况的不同而不同，旁观者认为的上策，对当局者来说其结局却可能是下策，刘琮的遭遇就是如此。
让我们再添上另一个例子，就可以把这个问题说得更清楚。
隋朝末年，隋炀帝二次征高丽（今天的朝鲜半岛），他动用了百万大军，劳师远征，不但耗费了全国的仓库储备，也使老百姓苦不堪言，因此，百姓们铤而走险，相聚为盗，国内开始发生###。
在第二次远征隋炀帝的兵马挺进到北方的时候，他的后院就不断起事了。其中有个官员叫杨玄感，他是楚国公杨素的儿子，官拜礼部尚书，到黎阳督运粮草的时候，就开始谋反。那个后来成了瓦岗寨头头的李密，正好成了他的谋士。杨玄感起事，也像刘备那样，当局者迷，不知道下一步该怎样办，便请教李密。
李密对他说道：“上策是，皇帝远征高丽，我们可以到北方的蓟地（今天的河北、北京一带）去断他的后路，他如果回军，高丽也会从屁股后面袭击它，结果是皇帝军队的粮草用尽，人心必变，最后达到整个部队的溃散。”
杨玄感问道：“那么中策是什么呢？”
总会有上中下三类马（3）
李密介绍的中策是向西打到长安去（这时隋朝的都城在河南洛阳）。等隋炀帝回军时，还要多走不少的路才能打到长安，那个时候杨玄感在关中据守，那里地势险要，进可攻，退可守，攻守自如。
杨玄感再问：“下策是什么？”
李密又说道：“那就是进攻眼前的洛阳了。但是洛阳城特别坚固，要是一两个月打不下来，隋炀帝一回兵，双方里外夹攻，就进退无门，只有死路一条，除非你乘天子没有回兵就能够攻下洛阳。”
这里需要解释的是，隋朝有两个都城，一个为东都洛阳，另一个是西都长安。李密给杨玄感出的计策是：第一方案也就是上策，是挺进到河北一带，从屁股后面击打隋炀帝的远征军；中策是西占长安；而最下策是攻打洛阳。李密的意见从客观上来说，是走最远的路径是上策，走次远的路径成为中策，而走得最近的却成了下策。因为黎阳离洛阳最近。
李密的这种想法无疑是对的，而且他这次的出谋划策水平并不比诸葛亮差。洛阳尽管距黎阳很近，却有极其坚固的城池，而且守卫京城的军队也是很精锐的，如若杨玄感数月攻不下来，等隋炀帝一回师，或者被其他勤王军、起义军一个反包围，他只有失败的份儿。
但是杨玄感并没有听从他的意见，他认为李密的下策反倒是一个上策。
杨玄感这样告诉李密：“隋炀帝和百官的家属都在东都，如果我们一举攻下东都，那么这先声夺人的一举必然会震慑天子的军队，让他们不寒而栗，不战自垮；要是冒险到蓟州的北方之地去，因为路程太远，说不定我们成了一支孤军；要说西去打长安，你说沿途小地方小城市都不占，那我如何示威天下？所以，你所说的上策我认为是下策，你所说的下策我反而看好，认为是上策。”
这样，他就没有听从李密的话，自作主张地决定去攻打洛阳。
结果如李密所料，杨玄感打的是消耗战，几经苦战，不能攻克，等隋炀帝回兵，杨玄感只得逃跑。在被人紧追不舍、逃无可逃之际，又不愿受人辱杀，就叫他的弟弟积善将他一刀砍了。而李密看到这个竖子不足与谋，也乘机逃跑了。
像上面这类情况，在中国历史的关键时刻是经常会碰到的，谋士为主将出谋划策，一般都会讲几个方略，让主将去遴选，这就要看主将的判断水平了，胜与负、成与败，往往就在主将的一念之间。
杨玄感所以成不了大事，是他眼中看到的洛阳这个“果子”最大，百官的家眷聚集于此，还有隋朝的无数珍宝物资囤积其内，更有隋炀帝的十六院无数美女云集。打下了洛阳，等于得了一座金山银山，得到了无数佳丽。他不甘心舍近求远，只想急功近利，结果落得个人无全尸的可悲下场。
相反，如果按照李密的思路考虑：隋炀帝劳师远征，百万军队奔行几千里，肯定是疲惫之师，从屁股后面一打，是很容易瓦解的，隋炀帝打败了，消息传到洛阳，洛阳可以不攻自破。但是这样，杨玄感的军队就得准备走远路了。他不肯行军吃苦，只想着快点捞到好处，结果自然是可想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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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是策略选择能力（1）
李密比杨玄感的高明之处，是他选择的策略比杨玄感正确。
这应当是谋略学或者博弈论最重要的一个观点：如何选择最优策略，是考验主官决策水平至关重要的一点。
这就要说起现代博弈论中最重要的一个概念，纳什均衡的问题了。纳什认为，在一个策略组合中，所有参与者都面临着这样一种情况：当其他人不改变策略时，他这时的策略是最好的。他如果改变自己的策略，他的利益值就会下降，因此，不但他不会改变策略，其他参与者也不会单独改变策略。
均衡是一个西方词汇，是指一些相关量处于一种稳定状态，而纳什均衡，就是说对弈的双方都认为如果处于这样一种策略之下，是策略的最佳选择。
在商场中，一方为卖方，另一方是买方，卖方肯定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一个劲地说自己的商品如何地好，希望买家把它用高价买去；而买方虽然很想买这个商品，却想把价格压得很低，用很少的钱买走。这就是每天每时发生在市场上的讨价还价的现状。
在一卖主甲和一买主乙之间的“卖—买”博弈中——这是一个讨价还价的过程。假定通过讨价还价后确定了一个价格，在此价格下，卖者卖成后获得的效用为６，卖不成的效用为０；买者买成的效用为４，买不成的效用为０。而如果他们之间的交易不成功，无论是买主还是卖主都要再等待下一次的讨价还价，假定等待和讨价还价的成本均为１，则支付矩阵为：
乙 买成 买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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