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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你不用给我看，我让你给我测个字。”
“好，好，你说你是想看事业、命运、爱情还是学业？”
我说：“你自己来猜测我的来意，猜不准我就不算了。”
我写个“丹”字，写过之后很后悔，这很容易让人联想起来我来求仙丹、神丹妙药的。他就会试着说出我最近有病，不过看我现在的样子绝不像有病的样子。
他说：“你是来问事的？”
少康说：“嗯！”
我说：“问事是什么意思？”
他说：“就是你有什么麻烦事呀，不顺心的，来找贵人相助。”
“照你这样说，世上所有的都叫做事。”我反驳道。
他解释道：“当然不是那个意思，这个事是你这几天一直想的事。”
我说：“你对这个字解释解释吧！”
他沉思一会儿念道：“丹曰凤凰，首文曰德，翼文曰义，背文曰礼，膺文曰仁，腹文曰信，饮食自然，自歌自舞。”
少康很高兴地对我说：“就是，附合你，”又冲着他道，“他就是这样，还常自歌自舞。”
我说：“我看不出什么，到底对我有什么影响，你说清楚点。”
“你要升了。”他说。
我与少康不明白。
他又接着说：“‘丹’字为‘升’字头上加一点”并在纸上写了一个‘升’字，又补上一点，果然是个‘丹’字，“也就是说，最近几个月你要高升。”
我说：“但愿如此吧！”
他又道：“恭喜你，这样好的卦，你应该拿六十块钱。”
我说：“你有没有看出来，我有病，我本意是来问病的。”
他又说：“有一点小病，没关系，没事的，不影响你高升。”
少康掏出三元钱与他，拉着我的手道：“走吧，走吧，你没病，根本就没一点儿病。”
离开算卦先生之后少康责怪我道：“我想办法地哄你开心，你还是把病放在心上。”
真感谢他的好意，我说：“这位可真是多才多艺，别人都是用《易经》算卦，他却用《山海经》就可以算，你知道吗？他刚才说的就是《山海经》上的，我在初中就会背了，只是我刚才没顺着他背下去。说不定我将来有独揽山海之势呢？”
“你有走遍山海之势，”他笑道，“你不是说过吗？”
“不过我一直考虑一点，他算对了，或许理解失误，也许正因为升字上面有一点在压着，我才升不了，如果我写个‘升’字，他该怎样解释呢？他不会直译升，或许还是同样的结果，命中注定。”
“你要是带上一点能飞起来，那不是更潇洒吗？人家就没你算的好呀，你咋不也去支个摊呀？”
“我是说他可能理解不了，我给你讲个故事吧：有一个国王把一匹红马和一匹黑马同时赶到河里，向两位卦师询问是哪匹马先上来，第一位卦师算出一个‘火’，答道是红马先上岸，第二位卦师也算出一个‘火’，他答道是黑马先上岸。可最终是黑马先上来，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他问。
“你点个火把，你就会发现，下面红的是火，上面黑的是烟，黑的总在红的上面，他们的卦术是一样的，但第一个卦师的理解力不如第二个卦师，他只是片面地、静止地、孤立地看问题。”
这时，我们走到南海寺大门口，那个老乞丐又猛地窜出来要钱。少康对他大叫一声：“刚才给过了！”
乞丐有上前要拉之势，我俩一下子跑了，少康还一蹦一蹦地扭头喊：“给过了，给过了。”
老乞丐在后面用手指着我们说：“等你们老了看咋办？”
少康大笑，我一时真想把钱向他要回来。
我说走快点吧，不然回校要迟到了，回到校时我没证，我不想每次进校都费口舌，而门卫还不知疲惫，我也不想再麻烦班主任办个证，也没啥意义，假证到处都有，况且门卫只看证，并不校对上面的照片。少康说他进去后再返身把证递给我，我再进。我说这不是当着门卫的面故意找茬吗？门卫一定不会让我进，要不我先进，再扭过身把证给你。
进大门时我拿着少康的证，少康在外面等着我把证扔给他，门卫就注视着我们俩。我把证往兜里一塞，不管少康了。少康见我走了，也不动声色地对门卫说我给你掏证，装在里兜里去了，掏着掏着就跑了。门卫追了五六步没追上，门卫说我记着你了，下次再犯我就追到你班里。看来门卫知道是本校的学生，而学校办证的目的是禁止外来人员入校，这之间好像并没有太大的矛盾。
整个下午，我一点头晕症状也没有，与上午相比简直像换个人似的，我心中还有沸腾的热血，还有久久埋藏的希望。同时我要保护好自己的形象，不能得罪身边的每一个人。
这半天我过的很快又很充实，不停地翻着书，做着自己该做的事情，到晚上我写了很长的日记，作为对这次有病以来的总结。也多亏病在高考之前，让我知道珍惜时光，我写今天在南海禅寺发生的事，接下来又长篇累牍地慷慨激昂地写起了我的理想，睡觉之前我来到院里看天上的星星，一颗一颗地数了起来。
这个周日是母亲节，我往家里打电话说我的病好透了，我正全力以赴迎接高考。我妈却为我担心也害了病，但我妈却没对我说。周日的下午我们没课，我在屋里作一套数学资料，秀丽推个自行车过来说先把自行车放在这里，并给我一本《失乐园》。不久老妇人从屋里跑出来问这是谁的车子，刚才谁来了。
我说：“我一个同学过来，先把车子放在这里，一会儿再过来推，没事吧？”
“没事，我只是问问。”她笑着说。
我又开始做我的数学题，到半晚上，秀丽过来推车子，她说：“志健在外面等着我哩，走，咱们一块出去上北护城河玩吧？”
我说：“我，一下午没事，我正等着出去呢，也没谁找我玩，这本《失乐园》，我得看些日子。”
妇人从屋里出来，对秀丽笑着说：“你来了？”
秀丽忙说：“是呀，大娘，你在屋里看电视呀？”
“嗯。”她说。
我们将要走出大门时，她扒着秀丽的肩头放低声音说：“我说你长得好，没有啥意思。”我们都笑了。她扒秀丽肩头的时候，秀丽十九岁左右，上身米黄色衣服，下身蓝色牛仔裤，妇人五十多岁，一身灰衣服，她把头贴进秀丽的耳朵，秀丽仍推着自行车
。
现在离蒙的距离远了些，但我看她的目光会更随意，只要稍稍扭头即可，而她在我后面的时候我必须全部扭身还要矫揉造作地做某些事情，常弄得她猝不及防，甚至写字的笔也要微微颤抖。由于距离，她现在敢直视我的目光，她的目光恬静而温和，在我没有看她的时候，我也能发现她什么时候在看我，现在公平多了。
有时候我们对视有一分钟左右，直到我装出恍然发现似的露出一个笑容，我们才低下了头，后来我照镜子才发现我的笑容跟鬼似的。虽然我不是像她那样有值钱的衣裳，但我也逐渐地注意起自己的形象，我每天洗七次脸，两次正规的，两次不正规的，两次普通的，一回业余的。一直到我后来病重时我不敢再看她，不敢把自己龌龊形象展示在她面前，但每当发现她在看我时，都如同接受一次神圣的洗礼。
去南海寺还愿之后，并不能消减我的痛楚，只是病症改变了方向，每天上午头痛，到下午就开始减轻，甚至全无，我到过几家诊所，吃了乱七八糟的药，症状反而正如我想象的那样越来越重。我就让少康陪我到人民医院做一次检查，首先我们不知道挂号时挂什么科，到底是耳鼻喉科还是内科，就询问里面的工作人员。
工作人员最热情，先问我们：“是发热的吗？是不是从外地回来的？”
少康半开玩笑的神情说：“有点发烧，刚从广州打工回来。”
工作人员更忙了，扶了扶口罩，挪了挪椅子，说：“快，快到那屋里去。”
她们指着发热病室，我反而笑了，少康忙解释说：“我说着玩的，俺是二高学生，他学习太用功，有点用脑过度，来消费一下你们的药品，他可不能有病，今年北大清华的学生。”
我们都没理他，我问：“我有点头疼，挂什么科的号？”
有一位工作人员道：“你去挂号处问一下挂号的。”
少康又拉我来到挂号处，仿佛我没长脚似的。少康问：“头疼挂什么号？”
里面答：“你来看病，我会知道你挂什么号？你自己不知道你哪有病？还看什么看？”
我说：“挂头疼科的，是吧！”
里面没人理我，最后我决定挂内科的号，到二楼找到内科的一位女医生，屋里没有其他人，她先让我与少康坐下，然后问我：“什么病？”
我想我若是知道什么病就是你的同事了，我说：“我头痛，不知道属不属于内科。”
“头痛，当然是内科了，你算是来对了。”她笑着说。
我解释道：“开始检查是鼻炎，现在鼻炎好了，还是头痛。”
“那就是内科的病，”她说，“多长时间了？”
“有好长时间了，大概半月多了，就这几天比较严重，我在城里许多家诊所看过都不见效，所以才来这儿检查检查。”我说。
“你别到小医院去看，”她劝我道，“那里的药不正规，吃了不见效。”
接着她给我把脉，又给我测血压，然后给我开个单让我去验血。我们到下面交验血费十四元，交钱时排了很大的队，我排队时少康去看医院坐标图找验血的地方。
采过血之后，让我们到后窗户等结果，说好是第三个窗户，医院的后面是个后花园，里面啥垃圾都有。我们足足等了一个小时，在这一个小时内我给少康讲了三个笑话，我趴在窗户上询问三次，少康去询问两次。验血单上写的一切正常，没有病，至少在血液上没有病，我们又回去找那个医生，屋里多了一个病人，又多了一位同事，我们先坐到一边等着，等那位病人走后，我上去说：“验过了，没事。”
她拿过单子看了又看，她的同事也瞅了一遍，她说：“没啥病的，小孩能得啥病呀。”
她的同事又问我些其它的话，便谈到了高考和学习，这下医生仿佛抓住了要害，便说：“这是压力过大，学习学的。”
少康说：“也可能是相思病。”
医生淡淡一笑，接着说：“高考之前许多人都会得这种病，特别是成了心理素质差的职业病，我给你开点药，吃了就好。”
这完全是查不出来病后的故意搪塞，你咋知道我学习用功呀？从上学到现在，我从来不曾一节课完完整整用功45分钟过，包括我学习成绩最好的时候。以前我就没有好好学习过，就是我发誓要好好学习的时候，要去创造奇迹的时候病就来了。谈到压力，我有时自信到了不可理喻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