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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永波：对，他们总是会这样比较，到了北京了，回到自己祖国了，天时地利人和——你说你拿几块吧。按照中国羽毛球队的整体水平，我个人认为拿三块金牌应该说还是比较合情合理的，我们具备了这样的实力。
杨 澜：而这十几年以来，大家认为羽毛球得冠军，已经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事情了，又是在家门口，你个人的压力会比过去的几届奥运增加多少？
李永波：太多了，我觉得压力大得太多了。
杨 澜：你能给我形容一下吗？
李永波：特别是我的压力，我觉得更大，因为大家的期望值太高了。如果真像大家所期望的那样，这个比赛不需要进行了，冠军已经归属于我们了，但其实不是这样的。每一届中国羽毛球队的比赛，都是靠努力地拼搏，一点一点搏回来的，没有绝对的优势。
杨 澜：听说有的时候都会影响你的睡眠质量了？
李永波：应该说会。
杨 澜：有一种说法，说你有时候会喝点儿酒，然后才能好好睡一觉。
李永波：对。
杨 澜：尤其在重要比赛的时候。
李永波：我们的教练员们都会这样，我们每天会聚在一起，然后谈谈工作，喝几杯酒。其实有时候一方面是谈工作，另一方面是为了能够很好地休息，否则脑袋里想的全是打球。
现在李永波想的最多的，就是国际羽联从2006年5月起正式施行的21分制改革。从发球得分的15分制，到每球得分的21分制，羽毛球赛场上的游戏规则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强弱差距减小，并且造成了“强国不强，弱国不弱”的新的竞争格局。在使用新赛制的这一届奥运会上，“黑马”爆冷门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对于羽毛球传统强国中国来说，这个消息有点冷。
李永波：其实到目前为止，我们并没有完全掌握21分制的新规律，只是在摸索当中不断地去掌握。旧的赛制是中国几代人不断地传下来，不断地改进，形成了一套有效的方法。新赛制现在刚刚开始，大家就在同一个起跑线上了，这需要时间的。我们现在之所以还能够保持一点优势，是因为我们的基础，我们的能力比较强。
杨 澜：现在最需要改变的是什么？
李永波：就是尽快地熟悉新规则。从我个人来讲；首先第一步是转变教练员，从训练方法上入手，加上技术战术的布置等。现在一开始，你就必须进入角色，如果出现了一点点差错，可能就不会有时间去纠正。
21分制实行以后，一贯处于垄断地位的中国女单和女双选手，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来自国外运动员的威胁。就连一向在中国对手面前败多胜少的丹麦选手拉斯姆森，也在近期的奥运积分赛上，连续两次击败目前世界排名前三位的中国姑娘，拿到了冠军奖杯。而她瞄准的下一个目标，就是这届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李永波：从女子单打来讲呢，真正的威胁不仅仅是拉斯姆森和黄妙珠，还有香港的王晨，代表法国的皮红艳，代表德国的徐怀雯。几个女子单打运动员都具备了一定的水平，我们会做充分的准备。
杨 澜：男单呢？
李永波：要跟上一届比，男单的希望更大了一些，因为林丹、鲍春来、陈金都处在最成熟的年龄，我相信他们已经准备好了。
杨 澜：女双呢，按理说女双我们的优势比较明显。
李永波：如果女双拿不到冠军的话，中国羽毛球队就很难实现奥运会的梦想，女双是必拿冠军。
杨 澜：哦，你把它放在这个位置上。
李永波：对。
杨 澜：我们也注意到，这一个阶段以来，在混双方面，你在不断地拆换、调配，不断地在进行新的组合，这是不是表现出心里有点没底？
李永波：不，现在来看是很成功的。因为在以往我们中国的混双总是在依靠张军和高这一对选手，那我们不断地调整，重新组合，到现在为止，已经组合了三对，这三对选手是老中青结合。既着眼于眼前，也着眼于未来，应该是很成功的。
杨 澜：在羽毛球队的所有奥运冠军当中，唯独缺了男双这一块？
李永波：我当然是希望男双拿了，因为男双还没拿过，当然我觉得现在的男双可能比当初我和田秉毅的时候，更具备了夺取冠军的势力。毕竟我们那时候已经是30岁，已经知道了是最后一个比赛，所以可能有点力不从心。
男双正是李永波的强项。他和田秉毅这对曾经世界排名第一的李田组合，在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上就已经赢得了男双冠军。然而这块金牌并不被计入中国军团的奖牌总数，因为那时的羽毛球还仅仅是个表演赛项目。1992年，羽毛球被列为巴塞罗那奥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可是李永波已经年近三十，过了运动员的巅峰期。怀揣着退役前夺取一枚奥运男双金牌的愿望，李永波踏入了巴塞罗那的赛场。没想到，第一场比赛，他就受了伤。
杨 澜：在巴塞罗那的奥运会上，自己的大腿拉伤，那时候对于你来说，是不是一个特别沮丧的事情？
李永波：应该是，可以说算是我一生当中最遗憾的一个比赛。当时的跟腱拉伤差不多有30公分这么长。
杨 澜：当时那个伤已经重到完全可以放弃比赛？
李永波：完全可以放弃的，每天打完比赛，他们把我搀回来，不能走路。回到村里边，我就要躺下，把药糊上，就要躺一天，不能下地。到了第二天比赛，再把药揭下来，再上场地去比赛，就这样坚持打进了半决赛。那段时间，也是靠一种精神支柱来支撑着自己，可是一输了，拿了第三名以后，就没有人再理我了，因为他们希望的是块金牌，铜牌好像并不重要。我那时候就觉得挺受委屈的。我觉得算了，运动生涯本来就该结束了。但我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有了儿子了嘛，觉得那一刻也是很幸福的，也不亚于金牌。
临危受命
1992年，对于李永波来说，很特殊：他失去了最后一次拿奥运金牌的机会，有了儿子，从国家队退役。失落和喜悦在这一年中纷至沓来。退役后，李永波可以应李宁之邀下海经商或者顺应“出国热”到海外发展，但最终，他还是决定留在国家队里当教练。
李永波：就是因为我夫人说，你离不开羽毛球。她其实就是一句话，她说你离不开羽毛球，你肯定还是会喜欢这个场地。她的一句话给我很大的启发，我突然觉得留下来当教练吧。
杨 澜：听说你当教练的时候，有差不多一周的时间，你都不敢召集所有的运动员在一起排队。你让别人帮你做这件事吗？这个很不可思议。
李永波：这事情回想起来都有可能，我想几十年中国也不会有这样的一种经历。
杨 澜：对，你是因为心里没底？不自信？
李永波：比如说我的教练变成我的下级了，我的队友都变成我的队员了，在很短时间里面，面对他们的时候，你不知道说什么，你该用什么样的表情。因为你一句话一旦说得不好，坏了，大家可能就因为你这个话对你有意见，你的工作就不好开展，所以我当时心里也是挺聪明的；就觉得我还是先看看。
杨 澜：那你找谁来替代你这个角色？
李永波：当时队里面一个最大年龄的最老资格的教练叫黄益冲。我说你来集合，他说那哪行呀，怎么集合呀？你总教练你不集合。我说不行，我说我站在旁边观察一下。一星期里，他出来集合，我就慢慢看，然后我慢慢在想，我应该怎么样说话，用什么样的语气，后来我就进入角色了。
说起这段历史，人们常常还会提到四个字：临危受命！运动梯队青黄不接使得1993年、1994年羽坛的各项冠军奖项都和中国队无缘；1994年广岛亚运会，球队获得的7块铜牌甚至被人称作“一堆破铜烂铁”。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这支球队把目光悄悄盯准亚特兰大奥运会。1996年，葛菲、顾俊冲上冠军宝座，为中国羽毛球队赢得了第一块奥运金牌。而此时的李永波，不仅做着总教练，还做着她们的陪练。
杨 澜：在那个时候，其实你已经是副总教练——实际上是总教练的身份，但是你仍然亲自去做他们的陪练？
李永波：对，我和田秉毅两个人。
杨 澜：有必要吗？
李永波：太有必要了。她们的金牌当中，至少有我们俩百分之五十的功劳，因为我们陪了她们很久。我们把突破的第一选择放在女双。1992年退下来的时候，我们的技术水平还很高，1995年、1996年的时候，陪葛菲、顾俊还绰绰有余，想打多少分基本上能打多少分，所以可以陪得很好。一会儿模仿韩国的，一会儿模仿德国的，这样陪。
杨 澜：有没有把人家两个整哭的时候？
李永波：还好吧，因为比较关心她们俩，就是希望她们能拿冠军。
杨 澜：1996年中国羽毛球队才实现了在奥运会上零的突破？
李永波：对。我记得我自己差不多两天根本就没有睡觉。
杨 澜：就为她们高兴了？
李永波：对，也不困。
杨 澜：也不困。
李永波：对。
杨 澜：就不想睡觉。
李永波：对，就不想睡觉，总是在一种兴奋的状态当中。
此后，李永波带领中国羽毛球队实现了苏迪曼杯三连冠。1998年，中国羽毛球女队还捧回了阔别四年的尤伯杯。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的赛场上，中国羽毛球队更是冲上巅峰，拿到了当年男单、女单、女双、混双项目共四枚金牌。
杨 澜：2000年的悉尼奥运会，对于你来说是不是非常难忘？
李永波：对，四枚金牌完全出乎我的想像，我当时觉得拿两块金牌就不错了，没有想到混双和男单也拿下来了，觉得真是天上掉了个大馅饼砸到我脑袋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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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马（1）
2000年，中国羽毛球队被誉为当届奥运会最大的黑马。不仅女双成功会师，包揽了前三名，混双、男单两个项目也出乎人们意料，获得了金牌。然而男单金牌获得者吉新鹏，最初却不在参赛名单中。
李永波：当决定了名单，我们教练都考虑完了之后，我听取了他们的意见，然后做出了决定，上报了代表团，可是在前一天晚上，我的脑袋里还在想……
杨 澜：哪一点？
李永波：好像吉新鹏拿取冠军的希望比他们更大一点。当时在上半年，他战胜了所有奥运会的那几个主要对手。因为他都赢过，而别人从没赢过。但吉新鹏上半年4月份赢完以后，5月、6月、7月打得一塌糊涂，见谁都输，人们就忘记了他上半年的经历，而我在前一天晚上就想到了这段经历。我就打了电话给李富荣局长，他要来宣布，我说不行，要改。他问怎么又改？不是已经定了吗？
杨 澜：就是。
李永波：我说不行，我说经过再三考虑，应该是吉新鹏，不管是赢还是输，都应该给他机会。
杨 澜：真的是最后一分钟改变的命运。
而同样被看做黑马的混双选手张军、高，一开局就以二比一战胜了对手，却当场被李永波狠狠训了一顿。
李永波：就他们比赛打了，赢了，被我好一顿训。
杨 澜：训他什么呀？
李永波：张军挺高兴，赢了嘛。我说你笑什么呀，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