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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来一看表，已是早上五点了，我拉开了窗帘，映入眼帘的是满山遍野的开着白色小花的果树。正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我真疑心是到了江南。向邻铺的一位老者打听，他操着浓重的辽宁口音：“咱东北就这疙瘩出苹果。”原来是苹果花开得如此花团锦簇，真可以和江南的雨后梨花媲美了。
五月二日早七点，抵达我心仪已久的海城——大连。火车站不大，只有两层，却挺有特色，汽车可沿两侧的弧形梯道直达二楼。站前有有轨电车，通向码头船站。我买到当日下午三点的赴沪船票，掐指一算，在大连还能逗留八个小时。
我买了一张地图，按图索骥，游览了老虎滩公园和鲁迅公园。星海公园太远，只能割爱了。我站在海边，望着波涛荡漾的大海，心旷神怡，宠辱皆忘。
大连真是个美丽的城市，公园里不但有松、柏、杉、杨、榆、柳，还有其他东北城市看不到的法国梧桐树。不但有桃红柳绿，还有樱花、丁香争奇斗艳。
几声尖利的汽笛声响过，*十四号海轮徐徐驶出大连港。第一次见到海，第一次坐海船，令我激动不已。轮船挺大，有三层，分二、三、四等和统仓，我买的是三等仓，六人一室的上下铺。船上餐厅、卖店一应俱全，还有俱乐部、图书室。比起火车，舒服多了。船上工作人员统一着装，操着带沪音的普通话。船上还供应黄酒、白酒，免卷供应两包上海牌香烟，使我倍感亲切，真有宾至如归的感觉。
夜深了，我还兴奋的毫无睡意，披上风衣，上了甲板。外面风挺大，船有些颠簸，天漆黑一片，海深不可测。除了机轮和浪花声，好像与世隔绝了似的，不由的有几分恐怖。
甲板上人很少，离我不远处，隐隐绰绰有个人伫立在栏杆边。她忽然向我走来，昏黄的灯光下，模糊的看到，是个年轻的女性。她悄悄的靠近我，小声说：“同志，能帮我个忙吗？”我有些警惕的问：“你要干什么？”她哽咽地说不成句；“求你，寄封信。”“信？”她从怀里掏出一封信，哆嗦着交给我；“大哥，拜托了。”她向我深深的鞠了一躬，扭身跑了。
我拿着信，愣愣地站着，寻思着这是怎么回事？只听有人尖利地喊：“快来人哪，有人跳海了！”我也身不自主的跑过去，只见船尾甲板上已聚集了不少人，议论纷纷。有个妇女说：“真罪孽啊，小小年纪这么想不开。”有个老人指责海警：“你们就这样草管人命吗？”那海警摊摊手：“有啥办法？我们也看不过来呀。”我听得后背一阵阵发凉。
匆匆回到船仓里，爬上我的上铺，急不可待的拿出信。信封上写着：寄；辽宁省大连市旅顺口14号信箱、王军收；落款是浙江省慈溪县东郊祝家村。我思量再三；人命关天，我是遗书的惟一见证人，总得对委托人有个交代。打开信，只有寥寥几行：“军；我去了，永远地去了。不是你变心，而是我有海外关系，组织上不批准，怪不得你。我在天堂等你，今生不能做比翼鸟，来世再做连理枝吧。”我明白了，这是演绎着新版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看来中国的封建礼教源远流长，新社会竟也如此。
我联想到了自己，想到了鲁华，不正处在这样的尴尬境地么？这种‘政审制度，’不知坑害了多少美满姻缘。我忽然想起了梅姣，一种不详的预兆侵袭着我，越往下想，越心虚不安，恨不得插上翅膀，飞回家乡。这一宿，翻来覆去睡不着，稀理糊涂的作梦。梦中那跳海人，竟是梅姣，我拉也拉不住…。
我被雄壮的歌声惊醒，一首从未听到过的音律，灌入我的耳屏；“大海航行靠航手，万物生长靠太阳，雨露滋润禾苗壮，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想起昨晚的事，好像一场噩梦，我想爬起来，身子沉沉的，脑袋胀胀的，胸口闷闷的。
我强撑着下了床，感到一阵阵恶心，出了船舱门，就哗哗地吐了起来。船栏上倚满了人，廊道上呕吐物狼藉一地。我意识到；晕船了。临行前，老武提醒过我，遇到晕船办法有三：一是躺着不动，二是不停的吃东西，三是吹海风，当然还有吃晕船药。当时我不相信自己会晕船，没带晕船药，好在船上有卖的。吃了药，让海风吹了一会，又吃了两个苹果，躺在铺上，确实舒服多了。中午供应“盖浇饭”。一纸盒饭上浇上菜肴，有荤的有素的，倒也经济实惠。
睡了一觉，我觉的精神多了，就又上了甲板。海风吹起我的头发和风衣，海是那么辽阔，天是那么浩翰，水天一际，海阔天空。有海鸥盘旋翱翔，时而发出“欧欧”的叫声，不时有轮船擦肩而过，多是货船，挂的是外国旗。我向工作人员请教，他说：“你是第一次乘海船吧？这里是公海，哪国船都有。”他指着不远处的一艘军舰，“那是保护我们安全的护卫舰。”果然，灰蓝色的军舰上；飘扬着五星红旗，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
第十六章（16一113）
16一113
“歌声迎来了金色的太阳…”，在雄浑的'航标兵之歌'声中，迎来了海上旅行的第三天。这一天正好是“五四青年节”。我披着风衣，倚在甲板的栏杆上，望着天幕冉冉升起的太阳，喷薄而出，兴奋不已。经过整整两天两夜的航行，终于抵达上海的黄浦码头。
在外滩，我踯躅良久，按叶科长的介绍，在广东路口，找到了“黑龙江省驻沪办事处”。这是幢旧洋楼，屋里空荡荡的，我在一楼一间小房子里找到一位中年人，他像幽灵似的从暗处闪出；“你找谁？”“鹤岭煤矿的刘处长。”一张浮肿的脸上，一双小眼睛打量了我一眼，“你是哪的？”“我从鹤岭来，是总医院的。”他那张紧绷着的脸稍微松驰些，当我拿出叶科长的信，他才完全解除疑惑和警惕。“快，进屋坐，我就是刘秉章。”我觉得气氛有些不对，就问：“这里出什么事了？”“没事，没事。鹤岭怎么样？”“没什么变化。”他笑着露出两排黄牙，亲切的说：“没吃饭吧，我给你下碗面条。”“我在船上吃过了。”他简要地告诉我，；“在省办事处，原来有五、六个驻在人员，有供应处的，还有煤建处的，前不久，都被召回单位了。我因为有病，才留了下来。”
办事处空房空床挺多，刘处长就留我住下了。这次南下，我打算在上海多待几天，完成采购任务，再说，母亲仙逝之后，我已没有了家，成了漂浮的云，无根的草，逐流的萍，成了孤雁野鹤了。
刘处长除了每天煎中药，看病，就是陪我上街，逛百货公司。广东路距南京路不远，我们几乎逛遍了这条街上鳞次栉比的所有商店。
上海的物品，尤其是服装，较之外地，真是丰富多了，但外地人也很难买到，不是要布票，就是要工业品券。只有滞销的“大路货”才是免票免券的。刘处长看出了门道，“你采购的东西不少，要结婚？”他慷慨的一下送我六张工业品券，还借给我二十尺军用布票，他还悄声告诉我：“外滩有黑市，可以用全国粮票、布票兑换工业品券，用钱买也可以，但要十分小心。”他还告诉我，兑换的大体行情。
晚上，我去过几次外滩，被人称之为“黄牛”的人真不少，他们一见外地人就会鬼头鬼脑的凑上来，小声问：“要兑换否？”一开始我有些紧张，生怕被人抓住，去过几次，就大胆的买了不少“工业品券”。白天看好要买的东西，晚上就去黑市物色卷和票，天天不空手，拿着大包小包回到办事处，刘处长打趣到：“你这是抢购啊。”我无奈的笑笑，“都是同事们让我捎的，不给谁捎也不好啊。”刘处长摇摇头，叹息的说：“你别忒实在了”。
我给鲁华买了一件桃红色的毛衣，又买了一套“三合一”的新款服装。原来‘三合一’ 是新产品，所谓‘混纺布料；内含毛、棉成份外，还有锦纶、氯纶、涤纶等化纤材料，。做成的服装挺括、不走型，深受人们青睐。我给叶夫人和未来的岳母各选一套中西式的女装。也为自己买了一条西裤，和一件两面穿的上衣。刘处长还陪我去了淮海中路，静安寺，老西门一带的商店。我在“吴良材眼镜店”为自己配了一副250度的近视眼镜，又在‘中百’ 买了双喜底牛皮鞋。这身打扮，真是“鸟枪换炮”了。
刘处长是地道的东北人，搞物资供应已十几年，他常驻上海，成了名副其实的“上海通”。他不但对煤矿需要的器材、物品了如指掌，而且对上海的各类商品的行情也十分熟悉，是个阅历丰富，办事练达的处级干部，有了他的帮助，我在上海的采购任务大体完成，面对一大堆物品，我又犯了愁。刘处长说：“把东西归拢一下，到火车站去邮慢件，挺合算的。
笫十六章（16一114）
（16—114）
一晃，在上海待了一个礼拜，我没有忘记跳海女人的嘱托，考虑再三，把信装入大信封，用‘挂号’邮到‘祝家村’， 寄给了村长。把来龙去脉作了交代。落款写的是‘黑龙江省鹤岭煤矿总医院方昊’，心想；有朝一日，只有我能证明这个凄惨的故事。
刘处长给我讲了他的病，他因“甲状腺机能亢进”，做了手术。之后，他经常腹胀，嗳气，有时腹大如鼓，不放屁，诊断为原因不明的“肠麻痺”。他服中药调理，有所好转，但总断不了根。他撩起上衣给我看；肚子像晚期妊娠似的，我忽然想起，南方多发的“血吸虫病”，也是大肚子，但他是东北人，没有接触史。我问他有多少年饮酒史，查过肝功没有？我怀疑他是否患上肝硬化。他长叹了一声：“我把烟酒都戒了。从一名小职员，混到处级干部，也不容易。走南闯北，也知足了，只苦了老婆孩子。”
他虽常年身居闹市，但十分节俭，连八分钱一碗的阳春面，都舍不得买。而是自己煮面条，以酱油、大蒜佐餐。他自我解嘲的说：“别看我是个处长，其实只是空壳；我有五个孩子，还有八十岁老母，有个女儿还是小儿麻痹，是个残废。”原来当官的和老百姓一样，家家有本难忘的经。
我常踯躅于外滩，望着一座座高耸的洋楼，感怀上海的百年沧桑。当年“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黄浦公园，已成了人民休憩的场所。外白渡桥和上海大厦见证了租界的风云。
好不容易来一趟这个大都市，我打算尽情潇洒一回，买了一张上海游览图，先去了“虹口公园”。那里有“鲁迅纪念馆”，他的陵墓在苍松翠柏间，墓前一座先生的铜像，他身着长衫，坐在藤椅上，两目深邃的凝望，似乎看到了中国的希望。两侧有水泥制作的长廊，爬满了紫藤花。墓碑；“鲁迅先生之墓”为毛主席所题，墓的左前第一株柏树为周总理所栽。不远处的纪念馆，为一江南民居式的建筑，白墙黑瓦的两层楼。花了两个多小时参观，也只是走马观花。正如毛主席所评价的，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我为有这样气节的一代文豪而骄傲。
到上海不能不逛大世界。晚上，刘处长陪我前往，一进门，迎接人们的是哈哈镜。在哈哈声中，我悟到了人有时是会变形的，但不管变成什么形状，总有其本来的面目，所谓万变不离其宗。
大世界其实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