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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家那边怎么样?”“全国都一样,武斗。听说浙江有天派、地派,农民都进城闹革命了。”竺峰说:“北京也武斗,正在抓‘五一六’份子呢。”“五一六?”“‘五一六’已定为反动组织,大部分骨干是高干子弟,听说武斗就是他们挑起的。”表姐用眼神止住他;“不要乱说,小道消息,听不得,要惹祸的。”又冲我说:“昊弟,北京目前也挺乱的,在外面说话要注意,尽量少说。”她忽然问我:“你来北京?”我没有如盘托出:“送一个病人到哈尔滨,顺便来看看你们。我姐夫还在宝泉农场吗?”表姐的情绪一下降到了冰点,“前一阵,听说病了,捎信让我去,单位忙,又不给假。”
我把六一年北归时巧遇丁玲的情景描述了一遍,表姐不无感叹地说:“她是最早去延安的女作家,很受老人家器重,不知因为什么,解放后一路走低,从批判‘一本书主义’,直到被流放到北大荒劳改。”“有机会我会去宝泉农场看看的。”表姐否然说:“不要去,会引火烧身的。”“我寄给你的那本‘纪念母亲’呢?”“*一开始,清理四旧,就烧掉了。”“烧了就好。”我没有提及我被抄家的事,这一宿表姐和我唠到半夜,从她的口中,我获悉不少鲜为人知的关于我家的故事
我总有一种亡命天涯,孤雁野鹤的情怀。母亲逝世之后,故乡的家已不复存在,对家乡的怀念也逐渐淡漠。
我漫步在首都街头;北海公园、景山公园、故宫都不开放,唯一开放的只有颐和园。这个昔日的皇家花园,已改名人民公园。公园里游人不多,已是萧杀的深秋,一切都衰败了。只有醒目的革命标语、毛主席语录,为之增色。‘佛香阁’ 改成了“向阳阁”,‘排云殿’ 陈列有‘清算刘邓展览馆’ 和‘毛主席诗词展览室’。‘长廊’ 面目全非,封建内容的雕饰已被革命宣传画替代。
礼拜天,竺峰陪我参观了‘红卫兵革命造反战绩展览会’,使我重温了那段疯狂岁月。北京街头地下涂满了‘打倒某某’的革命口号,使我恍然意识到;运动还在进行中,而且要进行到底呢!
抵达上海是子夜,这大都市的气氛更为炽烈;到处是红卫兵、造反派,还有戴着‘文攻武卫’袖标的工人纠察队,他们头带铝盔,手持棍棒,巡逻在大街小巷,平添了几分恐怖气氛。
这个‘一月风暴’的策源地,似乎也是*的中心。我在车站蹲到天亮,吃了一碗‘阳春面’,漫无目的的游逛;外滩,这个现代而又神秘的地方,令我浮想联翩。时隔一年半,我又鬼使神差的来到了它的身边。物是人非,驻沪办事处,早已人去楼空,成了某某造反司令部。南京路仍然熙熙攘攘的,但奇装异服已经绝迹。在淮海中路的寄卖商店,一张红木双人床,标价八十元。我上前摸了摸,还真是古色古香的好东西。上海不是我久留之地,,当晚我乘车去了杭州。
我下榻在湖滨的一个小旅馆里,开了个小单间。打算在这住几天,消除一下疲惫的身心。已是深秋季节,秋雨绵绵,游子思乡的情结,又涌上心头;我的家乡在哪里?是北国还是南府?!
西子湖畔,枫叶正红,桂花飘香。高音喇叭提醒我,这里不是世外桃园。一个人躺在阴湿的房间里,就会想起那遥远的种种往事…夜深了,听着窗外落雨击瓦声,秋风秋雨愁煞人。我羁旅在家乡,却涌上一股乡愁,我的思念又回到了遍天飞雪的北疆煤城。
天堂,也正经受着煎熬;灵隐寺砖石封门,岳王庙清理整顿,;曲院里只有残荷败叶…美丽的西湖,好像是多愁善感的西施女,撩下了层层迷雾,遮掩了湖光山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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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了几天,我就心躁不安起来;浙江的‘天派’、‘地派’涉及农村,大有‘农村包围城市’之势,‘武斗’ 一触即发。
我没去义镇,也没回东阳城。可以想像;一年多前,被扣上‘右派翻天’帽子的大哥,从义镇被揪回东城,批斗抄家的情形。这也正是株连我的导火线。
我忽然想到大嫂,不如去她那看看。大嫂工作的大陈镇是浙赣线上的一个小站,距县城十八里,距义镇三十六里。她在‘财税所’ 工作。我下车打听,找到一所老房子,见到了憔悴的大嫂。她一脸惊讶;“你怎么回来了?”我怕她多想,就说:“出差。”“没吃饭吧?”我点点头。她随即出门,到街上小摊买了一碗粉干。
大嫂也是建国前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因受大哥的株连,一直没受到重用。她带着三个孩子,苦撑着。没使这个家庭破裂,在当时也算难能可贵了。她说一口诸暨土话,我只能听个大概。我让大嫂给大哥打个电话,来大陈一聚。
暮黑时分,大哥带着方晟行色匆匆的来了。还是那副老样子,张嘴闭嘴形势一片大好,共产党伟大,毛主席英明。他的确不是装腔作势,而是对共产主义虔诚的信念。他一直幻想回归党的队伍,大嫂说他是;“白日做梦”。
我俩对酌到了半夜,对他这样一位忠诚的共产主义信徒,我们缺乏共同语言。我甚至觉得;政治上,他是否吸取了这些年的教训?尤其是反右斗争中的重大失误。家庭的各种厄运,都和他的‘公心’不无关系。我不能给他什么帮助,也不想给他什么刺激。只在心里默默的祈祷;好人一生平安。
第二天一早,我们分别登上了南上北下的火车。深秋的早晨,已有几分寒意。大哥衣着单薄,先行一步。我望着他的背影,涌上了一股难言的苦涩。他没有回头,只有方晟不断向我挥手。他们登上火车后,蓦然间我像霜打了一般。手足之情,堵满了我的心间。人生的征途,正未有穷期,这一别,不知相聚何时?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
从大陈回到杭州,忽然想起去拜访施翌嫂姐,却见大锁头把门。我不敢贸然打听,只好怏怏而归。
当晚,我给鲁华家试打了个长途电话,正好是鲁华本人接的。我问:“鹤岭形势怎么样?”她答:“没事,你快回来吧!”听了她这句话,我突然变的焦躁不安,归心似箭了!
旅途比想像的还要糟糕。车从上海北站开出,还没出市区,就在‘真如站’停下了,这一停就是一个多小时。列车好不容易启动了,快进‘苏州车站’时,列车没有减速,长嘶一声,风驰电掣般隆隆闪过。旅客还没反应过来,只听爆豆般的一阵枪声。列车到常州才停了下来,听上下车的旅客议论;列车遇到了造反派的拦截,两派武斗,竟动用了机枪。把尾车都打着火了。幸为司机闯了红灯,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抵达天津,已是晚上。开往东北的火车又脏又乱,我随身没带什么东西,又是一个人,轻车熟路的。忍着疲乏、劳累、饥饿和困顿,终于在十一月十八日回到鹤岭。一路风尘,真像逃难似的。
暮色中我出了站,正庆幸终于回到‘老家’ 时,有两个人悄悄地靠近了我,不由分说,把我架上一辆救护车。开车的回头冲我一咧嘴,我认出是于春。正想发问,他向我眨了眨眼;“方大夫,不要怕,请你到我们医院去,姚淼,唐效、满青都在那里。”刚上车时,我还以为‘朱长江的事发’, 牵连于我。没成想又遇上‘绑架’。
我有话没话的和他搭讪:“你怎么开上车了?”:开着玩儿呗。“肠粘连没犯?”“自打你给我手术后,一直没犯。有几次胀肚,放几个响屁就好了。”不大功夫,车开进了市府大院。于春向那两人说;“去问问尹祥,咋安排?”那俩人刚进大门,于春就示意我;“快跑!越远越好。”一看这情形,我明白了几分,撒开腿就跑…正不知向那跑时,有人拉了我一把。一照面,竟是老武。我惊魂未定,老武脱下大棉袄给我穿上,又把他的狗皮帽扣在我的头上;“走!先回家。”回舍先进了他家房间。劈头就问:“人家都往外跑,你咋回来了?”“咋的了?”“鲁华没跟你说?”我还没见到她。”老武压低了声音;“两派正在备战,正抓外科大夫呢。”“抓大夫干啥?”“真打起来,没外科大夫行吗?你真不应该这个时候回来。”“真要打吗?”“两派都占据了大楼,总联以市府大楼为指挥部,红工以矿务局大楼为据点,看来这场武斗是不可避免的了。”我感觉到了事态的严重,各有后台的两派,必有一番较量。
我忽然想起陈慧,“医院情况咋样?陈慧呢?”““医院已被红工占领,陈慧也参加护院。”“那我咋办?”老武镇定地说:“说不定总联还在找你。咱俩换换房间。你先在我房间休息,你嫂子去你房间,我去找鲁华。”看来是在劫难逃啊。
鲁华来了,她的第一句话竟然也是:“你怎么回来了?”我犯嘀咕;“不是你让我回来的嘛”。我把打长途电话的经过一说,鲁华恍然大悟;“准是我小弟搞的恶作剧,她模仿我的声音可像了。”事已至此,考虑再三,再回南方已不可能。鹤岭附近也无处可躲,又在抢大夫,还不如到医院。一则那是工作岗位,二则虽是据点,但毕竟是救死扶伤的地方。鲁华也同意我的抉择。
傍黑时,鲁华带来‘院*’的口信,欢迎我归队。我全副武装(冬装),捂着个大口罩,带了日用品和牙具,正想去住院部。只听外面传来杂沓的脚步声,接着响起敲门声。闹腾了好一回,才走了。老武闪进门来;“好悬!你们一定是被盯上了。”“咋办?”鲁华说:“我回医院叫人。”不一会,开来一辆吉普车,跳下一个人,挎着冲锋枪,一看是老柴。他护送我进入有荷枪实弹的造反派把守的住院部。
第二十二章 生死场人性扭曲 枪炮声再演悲剧(22一147)
我被安排住在五楼。任达、于飞、林森都在这里。始料不及的是;麻璜从牛棚里放出来,也住在五楼。护院副指挥齐德告诫我;不许随便出入,有事要请假。任务;一是救治伤员,二是护院。特别强调不要到不该去的地方去。
住院部几乎成了一座空楼,病人都逃光了,连截瘫病人都吓跑了。底层的门窗,都焊上了手指般粗的钢筋。只留西侧小门,有十几个护院工人轮流把守。他们都是从矿上抽来的红工派工人。
我们的活动空间主要在五楼;西侧是手术室,东侧好像改成了联络站。常有造反派头头出入,还有几个现役军人。我们就住在五楼中间,原五官科的病房里。一日三餐免费供应,每天三饱一倒,无所事事。林森私下问我:“你怎么自投罗网呀?”我无奈地苦笑道:“一言难尽!”于飞愁眉不展地问:“南方也有武斗吗?”“全国大同小异。”,我知道他惦记着在长沙工作的妻子。从全国的形势分析,一场大规模的武斗已难以避免。
听说宿舍也有可能成为武斗据点,我忽然虑及宿舍里的东西,虽不值钱,却是我的家底。思量之下,我让鲁华去找谢树荣,把我那只南方带来的樟木箱,转移到他家寄存。
昨晚,闹哄哄地来了一帮革命小将,把一个浑身是血的人扔在了大门口。请示军代表,指示:收治进来,弄清身份。这是个老师模样的人,整个头面部肿的像血葫芦似的,但尚清醒。齐德问他:“哪个单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