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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一会，有个女声在身后问，“琢磨透了吗？”回头一看，是杨婕，“你没走啊，吓了我一跳。”“这么小胆啊，我看你太入神了。”她走到黑板前，拿起教鞭，一边念，一边给我讲解，不时的还纠正的我抄错的字母。我十分惊讶：“你学过拉丁？”她点点头又摇摇头，“没正式学过，父亲教过我许多拉丁药名。”“你父亲是医生？”她点点头：“其实诸葛老师讲的挺好的。”我如释重负：“正愁没人来当药理课代表，有你这个明白人，就好了。”“我可不行。”她连连推辞。我有几分武断地说“就这么定了。”她顿时拉下了脸，扭身就走了。我望着她的背影，好一阵没缓过劲来。
转眼间，快到年底了，在教学楼的门口，有一溜黑板报，谓杏林园地。各班级都在这亮相，争强斗胜。这宣传的事，归文鹃管，她主编的板报，政治内容挺浓的，但缺少一点艺术气味。又是周六，几个同学正在忙活出板报，我不禁技痒，凑上前去。当年在婺州求学时，我也是个写板报的骨干。文鹃有几分得意，“你看怎么样，还不错吧？”我不置可否，她有些不悦地说：“不好？”“上面空的太多了，板面安排的太松散。”我赶紧补上一句：“内容倒是挺好的，字也写的很工整。”她转嗔为喜，“你还挺能挑毛病的呢，要不你来试试。”我毫不犹豫的拿起彩色粉笔，在刊头写下一行隶书“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并在刊首报尾的空档处画上了‘松柏梅竹’岁寒四友。文鹃高兴的说：“你还有这手。现在我就正式吸收你参加宣传小组。”我连连摆手，文鹃眯细眼，“为了班级的荣誉，你该不会推辞吧？！”我真后悔，不该这样好表现自己。也许正应了毛主席说的那句话：小资产阶级的情调，总要不时的表现出来。我告诫自己，千万不能得意忘形，玩火*。
（16）
天气预报：今日零下三十五度，这着实让我这个初到北方的南方娃子不寒而慄。我把所有的冬装都武装上了。衣服穿的多，一近火炉，一来暖气，就热的要命，热的全身被箍住了似的窘迫；一出门，又冻得够呛。有的同学笑话我：“南方人真矫性。”其实，最难耐的还是干燥，尤其是闷在屋里那种令人窒息的的空气和环境。
又是周六，下午没课。市区的同学，尤其是那些有家的“调干生”，不等吃完中饭，就匆匆的打道回府了。团委贴出海报，为纪念刘少奇接见掏粪工人时传详，号召团员青年参加义务积肥活动。学校和附近郊区的生产队挂勾。秋忙一完，农民就赶着马车，带着锹镐，来学校掏粪。准确说，是刨粪。所谓的“积肥活动”，具体地说就是刨粪。尔后，装上马车，送到地里。
文鹃特地和我打了招呼，我明白，她是为培养我入团创造条件。记得在婺州读书时参加勤工俭学劳动，其中一项主要活动就是在校园里种菜，施的肥料就是公共厕所现成的粪尿。用长把木杓把粪尿舀进肥桶里，挑到菜地，浇到菜畦中。南方视‘人肥’为最好的肥料，信奉肥水不流外人田的祖训。有一笑话，说的是：一个人憋尿猴急，跑回家如厕，在途中尿湿了裤子。可见‘人肥’的金贵。
参加积肥活动的人来了不少，厕所粪池的边上一溜站满了男女同学。但看的人多，干活的人少，大多数人拢着袖口，拄着锹把，好像欣赏什么“西洋镜” 似的。同学们说着荤话，不时爆发出一阵阵笑声。
有五、六个男生，在粪池中。高煤海也在下面，他只穿一件秋衣，没戴帽子，光着头，还直冒热气。抡着镐头，像劈柴似的。粪块粘着各色擦屁股纸，还有沾血的月经纸，不堪入目，令我一阵阵恶心。
换班时，我还是自告奋勇的跳进了粪池。我从没用过镐头，高高的抡起来，一下一下的砸下去，只见粪块丝毫未动，就像刨在石头上一样。站在粪池边的同学，笑的前仰后合。我又狼狈又尴尬。
文鹃亮大嗓门喊了一下，“笑什么笑，有什么可笑！”说着，跳下来，抢过我手中的镐头，熟练的刨了起来，一刨一大块，一会就刨了一大堆。我暗暗钦佩，又觉得惭愧。七尺须眉，不如巾帼。这川妹子，看去文弱，倒也厉害。
劳动结束后，文鹃还特意关照我，先拍打拍打衣裤再进屋，要不粪尿一化，就惨了。果然，一进暖屋，热气一烘，身上脸上就出现了水珠，闻到一种变味的臭气。
吃完晚饭，我觉得身上有些冷，早早的钻进了被窝。夜半被尿憋醒，觉得头疼，隐隐作痛，可能是感冒了。第二天是礼拜天，同学们大都睡懒觉，谁也没有理会我。
我觉得全身难受，一阵阵发冷，禁不住的打抖起来，咬的牙咯吱咯吱直响。可能是床动，惊醒了下铺的高煤海，他披着衣服，趴在床沿上问我：“咋的了？”见我浑身发抖，就摸了摸我的额头。“烫手，准是发烧感冒了。”我好不容易说出一句，“没事。”高煤海朝我一瞪眼，“准是昨天刨粪冻的，你这小身板，逞啥能呀。”说着，从被窝里拽出一个军用水壶，拧开盖，递给我：“喝两口就好。”我接过水壶，一股酒气冲鼻而来，我没犹豫，啁了几口，呛的连连咳嗽起来，高煤海敲着我的背：“躺下吧，我去校医室看看，给你弄点药。”
人在病中，身不由已。我想爬起来，但觉得浑身乏力，脑海混混沌沌的，恍惚间像是做梦；一幕幕情景，一幅幅特写，意识流似的在脑际闪回。
“方昊。”不知什么时候，我被高煤海唤醒，“你都昏睡一天了。”他的话使我吃了一惊，“什么时候了？”“黑天了。”我想撑着爬起来，但怎么也动不了身。高煤海给我吃了两片，就出了宿舍。服了药，我觉的轻快了许多。过一会，高煤海和文鹃一块进了屋。文鹃打开用毛巾捂着的一个饭盒，是一碗氽着两个鸡蛋的面条。“吃点东西吧。”我毫无食欲的摇摇头，文鹃劝慰说：“你都一天没吃饭了，不吃哪行啊。”高煤海也帮腔，“人是铁，饭是钢，一天不吃饿的慌。这碗面条还是文鹃说了不少好话，求食堂师傅给你做的病号饭。”我实在难拂好意，接过饭盒，夹住面条往嘴里送，就送嚼蜡似的。文鹃见状，拿过饭盒，一口一口的喂起我来，我噙着眼泪，一口一口的往下咽。想起小时有病，母亲就是这样喂我的。在泪眼模糊中，文鹃姣好的脸庞和母亲慈祥的面容重叠在一起，禁不住的一阵阵激动。
（17）
转眼又是岁尾年末，五九年的冬天特别冷，雪也下的特别大，当地人都这么说。这也许对我这个初到北国的南方人的一种考验。我总算挺了下来，坚持住了。
临近期末考试，学校放出风来，要根据考试成绩，重新调整大、中专分班。复习备考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我这个学习委员也感到有些压力。尽管，我不担心自己的成绩会落后。
这些天，贾岱正常跟我套近乎，还给我三斤大米饭票，声称自己不爱吃大米饭，我收之有愧，但又推辞不掉，心中不安。没过几天，我终于弄清了他的用意。原来是要借我的课堂笔记补抄落下的课。这在情理之中，何必用大米饭票收买我呢。我慨然应允，毫不保留的将各科笔记借给了他。听说他着实用功，开了好几天夜车，还连连夸我的笔记细致、全面，字也写的工整。
煤海也要借我的笔记对照，他对我的笔记啧啧称善，“图文并茂，方昊的笔记堪称第一。”他这一吵吵，系里一传开，我的笔记竟成了标准答案，炙手可热的抢手货。文鹃提醒我，“你的笔记成了传抄本了。”也不知是褒是贬，我也没往心里去。我想这正是我这个学习委员应尽的义务。但问题还是来了，上课复习时，我竟拿不到自己的笔记，干着急，也不知传抄在谁的手里。还是高煤海仗义，从贾岱正手里硬给我要了回来，并成了我笔记本的“专职保管员”。除了我，谁也拿不走。我方明白文鹃提醒我的良苦用心。她是怕我成全别人，耽误了自己。
包德禄有一天找我谈话，说了一大堆车轱辘话，言下之意，笔记本交他保管最合适。我正纳闷，这是什么意思？就摸棱两可的说，“在高煤海那，你要看自己去要。”他高兴的掏出一大把饭票，“全给你了。”我不想要，他硬塞进我的兜里，大咧咧地说：“咱们谁跟谁呀，今后学习上你可要多帮我。”当晚，高煤海就蹬着我的床板，在下铺发火；“包德禄以势压人，算什么玩意儿呢。”，我懊恼不已，但也想不出两全之策。还是文鹃有办法，“笔记本我保菅，等我整理好后分别给老包和煤海。”
附属医院被评上了全国红旗医院，不断有兄弟医院来参观取经，这迎来送往的工作，就落到了学生们的头上。常作为仪仗队，手持小红旗，嘴喊“欢迎欢迎，热烈欢迎”的口号，在寒风中装潢门面，想不到北疆的边城有这么多的繁文缛节。当年，叶圣陶部长参观婺州二中时也不过是登上办公楼的阳台，做了五分钟的演讲。在北疆，仅仅是参观，就如此兴师动众，这也许是地域习俗不同吧。但同学们对此活动并不反感。因为一来参观团，就要杀猪宰羊，同学们也能打打牙祭，解解馋。
到了年末，还要迎接上级部门的检查。学校和医院围绕这一中心任务，办展览、排练文艺节目，搞什么报捷演出。这对期末考试是个冲击。因为这些文艺骨干大多来自学校。校党委作出‘一切为政治任务让路’的决定，这不但搅乱了教学秩序，而且焕散了人心。文艺骨干成了宠儿，考试前为她们补课吃小灶，甚至透露考试重点，这引起学生们一片哗然。校方只好装聋作哑，听之任之。考试成绩一揭晓，我高居榜首，我班没有一个不及格的。文鹃戏言说：“这要归功于你的笔记了。”其实并非如此，是文艺骨干多，校方有意降低了考试标准。
一学期下来已分出经纬；有好几个同学辍学，有的嫌学习环境风气不好另觅高枝去了；也有的是跳槽，改学了别的专业；还有几位女同学和附属医院大夫有了绯闻，就干脆结婚嫁人了。
我忽然觉得，北方人比南方人更大方，更开放，更大度，更浪漫。我对自己的处境却十分满意，且不说吃喝不愁，有东西可学，而且没多少精神压力。我坚信，一切全靠自己，条件再差，也能学而致用。但我也清醒的意识到，自我奋斗是一条危险的路，充满荆棘的路，我要小心的踩着石头过河，不能摔倒。想得容易，做起来就没那么简单。团委发出：争当又红又专三好学生的口号，作为学习尖子，稍一偏就是走白专道路的典型，这正是我最担忧的，但我想不出晦韬之策。
我最打怵的是异性的目光，少男少女，情窦初开，我也难以自禁，时而陷入想入非非中，时而又笑靥如梦来。我时时告诫自己，学会冷处理，决不能越雷池一步。尽管学校女性较多，同系同学中，除了文鹃和我同岁，女生都比我大，因而投桃报李，尊称一声大姐，也就滑了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