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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近年关，病床骤然又紧张起来。所有的病室都加满了床。昨日来了几个危重的，只好转到‘郊区医院‘去了。
住院、用药都要‘托关系开后门’，偌大的瑞金医院竟也不能免俗，看来，不正之风已蔓延扩展到各个领域。
今日收治一位‘工宣队小头头’，听说上面批了‘条子’，神气活现地住进了四楼。四楼是干部、外宾病房。上面有个洋人，听说是阿尔巴尼亚的留学生。他常在阳台上走动，时而俯下身来，喊“哈罗”！并用半生不熟的生涩的汉语‘乱抛绣球’，但没人理会他。在中国人之间，都互相戒备的年代，谁还敢和洋人搭讪呢！？一个外国人，病在异国他乡，虽然享受着‘特殊待遇’，孤寂的滋味怕也难耐吧？
病人们对每周一次的‘肝功检查’，视若‘判决书’一般。我的肝功复查尚好，黄疸指数8，GPT170。看来，十天的住院效果还不错，但我还是嫌太慢了。疾病的发生、发展、转归总有个过程，欲速则不达。既来之，则安之。
邻室有一位二十八岁的小学教师，患‘迁肝’二进宫，已住院两个多月了，但没有明显起色。原计划春节结婚的，但肝功中的GPT居高不下，只好推迟婚期了。每逢他未婚妻来探视，两个人就躲到阳台的一个角落边，喁喁私语，相对而泣。病魔扰乱了他们的青春美梦。这位病友因此患上了严重的神经衰弱，日渐消瘦。形容枯稿。有一次，他偷偷地问我：“我一到晚上，就做梦遗精，该怎么办？”我以过来人的体验告诉他：人在病中，一定要自重、自制，光靠医生和药物怕也无济于事。要摒除杂念，一心疗病。
又听阿四谈起‘瑞金医院’的陈年往事；原来，这个医院是法国人利用‘庚子赔款’，强占地宅修建的，已有百余年历史。在十舍放射科大楼前，原有一座墓丘。其后人出于爱国，据理力争，不肯搬迁。洋人无奈，只好容留‘墓在医院的庭苑中’。一时传为佳话，直至解放后方予动迁平整。
阿四的岳父，原是教徒。后在医院打杂，是这段历史的见证人，可惜*初期见了上帝。我们所住的‘传染病大楼’也已有八十余年历史，其间的变迁有楼前的‘玉兰树’为证。
上午是晴朗的天，下午忽又变了脸，下起了淅淅小雨。天空阴沉沉的，像是涂了重铅似的。老毛说：“前雪等后雪，怕还要落雪呢！”这年关的天气亦和心情一样，忽阴忽晴的。病房里更是笼罩着一层忧郁的气氛。仲茂托人捎来一条子：说他感冒了、发烧，想必和心绪有关。可我囚禁病室，亦无法去看他。
来了位贵客，他是‘特准’来探视我的。一见面我禁不住一愣，竟是堂堂的傅局长，屈尊来看我了。昨天刚接到王院长的信，傅局长要来沪，想不到今日已坐到我的床边。我一时激动得手足无措，受宠若惊。他是代表鹤岭的领导专程来慰问方玉荣的，已买好今晚机票返北。傅局长说：“九院和整形科对你反映不错，张教授表扬你，学习用功，刻苦，做了许多工作”。并说：“你虽累病了，为我们煤城争了气。希望你好好养病，完成学业，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更好地为煤矿服务”。并送给我一份慰问品，还问我有啥东西带回去。我竟激动地连句话也说不出来。
晚上，我又失眠了，辗转难以入睡。往事涌上心头，我想到：已届‘而立之年’，虽已成家立业，但一事无成。工作几经变故，下放到基层。又背负沉重的家庭包袱。要驾驭生命之船，驶入理想的港湾，谈何容易？！但我尚有一个信念：‘天生我材必有用’，我不是‘唯宿命论者’，谈不上和命运抗争，也要无愧于人生。我将不畏崎岖坎坷；不惧惊涛骇浪，不怕荆棘困苦，勇敢地开辟人生之路！
（38一203）
明日就是除夕。按照传统：人们都要赶回家，过一个团圆年。我对春节已逐渐淡漠了，但病在异乡过年还是第一次。‘每逢佳节倍思亲’，此时此地，我的思念之情分外强烈。
没有收到远方的家信，又添牵挂，真恨不能‘乘风归去’。天气倒是放晴了，病友们谁不企盼飞出这个病魔的牢笼！？能出院都高高兴兴的走了。不能出院的病友，只好望着返青的草茵和含苞的花卉，向往‘一枝红杏出墙去’。我也充满了憧憬，眼前出现了：白堤桃红，苏堤春晓，柳浪闻莺……。
中国的春节：北方必有饺子，南方必有粽子。那些‘祭祖’之类的繁文褥节早已破了‘四旧’。留在我脑海中最亲切的是北国浓烈的高梁酒；南府醇香的米佳酿，可今年没这个口福了。
老孙的一架小半导体，正不断地播放着样板戏；‘白毛女’、‘红灯记’的旋律又把人带到那万恶的旧社会。今日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是革命先烈的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可以设想：我们不过是‘隔离治疗’就寂寞难耐。先烈们当年被‘严刑拷打，坐穿牢底’是什么滋味？相比之下，要汗颜难容了。
经过*的洗礼，批判了活命哲学，但人们灵魂深处，有几个是真把身体当革命本钱的呢？老毛从小生长在农村，感情比较朴素；小车不倒只管推。他还说：“人生有五关：29、38、66、73、84，老天早就安排好，每个人的生老病死都有定数。”虽是‘唯心’之说，可我今年恰好是29岁。人算不如天算，难道是在劫难逃？
因为年关，门卫制度也松懈了，探视的人特多。听人说，今年市面上分外热闹，货源充足。南京路、淮海路更是熙熙攘攘，人山人海。市场繁荣的原因除了春节外，还有个‘尼克松访华’的因素。我平素是个爱静怕闹的人，这时住在医院里，反倒向往起外面的世界来。即便是逛那长长的马路，不买什么东西，也是一种享受。因为人流的涌动是一种时代的脉搏，一种生气！住在死气沉沉的病房里，产生的这种心态；也许就是逆差吧。
本地病人的床柜、床头都堆满了各种食品：水果、罐头、糖块、点心，还有各种精细菜肴。如我这样的外地病人不多，虽然享受不到那么多亲情，但也不乏食品。几乎每日一斤白糖，半斤糖块，还有水果。其实，物极必反，太多的营养反而会加重肝脏的负担。
那位整日戴口罩的病友，听说每天不停的吃东西，GPT却节节攀升，从73升到186。而有一位苏州来的农村青年，除了一日三餐，什么营养品也没有。入院时GPT高达246，不到一个月，就康复出院了。这一正一反的对比，就可以让人从中悟出点什么了。
阿四还谈起了一件令人扼腕的事：一位青年，肝炎没好，为‘轧女朋友’，藉故出院。女友和他发生性关系后怀孕了，同时也染上了肝炎。妊娠五个月时，骤发‘肝昏迷’住进了传染病房，抢救不及死亡。这男青年丧尽天良，拒不认账。闹得不亦乐乎。
‘爆竹声中除旧岁’，我在全国最大医院的传染病房里守岁，是个‘不可忘却的纪念’。从医十年，不乏在医院里渡过‘大年夜’，但那是作为一个医生，作为病人的保护神，在神圣的岗位上。而此时此地，又迥然不同，我作为一个传染病人，被隔离禁闭在病室中。这是做梦也未曾想到过的。现实就是如此严酷。如今，我只有遥望北天，祈愿亲友们春节安康了。
下午，有四位九院的领导来‘节前慰问’。我是进修生，不是在藉职工，本不享受此恩惠。他们的到来，使我倍感组织和师长们的阶级深情。让我铭记下他们的名字。
年夜饭只添了个‘三鲜汤’。没有团聚的欢乐，没有融融的亲情，更没有‘守长岁’的兴致。外面不时传来鞭炮声，病房里却是静悄悄的，寂然无声。不到晚上9点，病友们就早早地摆平了（上床睡觉）。
我们的病室只有大孙的收音机传出‘形势大好’的颂歌和样板戏曲调。连例行的‘聊天会’也没了声息。但谁都没能进入梦乡，也许心儿都飞到了亲人身边…我的心绪也十分紊乱，这过去的一年，需要自省反思的太多了。我的眼前又出现了玉宇琼宫的北国世界，和冰雪天地中生活的亲友们。
走廊里传来一个老妇的啜泣声，这是白天新入院的一个危重病人的母亲。病人是个22岁的苏州青年。因患‘白血病’输血，而导致‘急性黄色肝萎缩‘。已气息奄奄，命在旦夕。医生已下了‘病危通知’，阿四已嘱其准备后事。到大医院治疗的希望成了泡影，白发人要送黑发人，怎能叫年已六旬的老妇不痛心疾首！？死神最无情，祈求上苍只能聊以*而已。值此除夕夜，这哭声分外凄惨，使人心碎；令人肝肠欲断，可谁也无能为力。
大年初一又变了天，阴沉沉的，刮着大风，摇曳着树叶，发出瑟瑟的响声。
我早早地醒了，感到混混沌沌的，头有些隐隐作痛。大家都起得晚，我也没有起床。赖在床上，望着天花板出神，我已步入三十岁，进入而立之年。正是创业的岁月，可我却困在病室中。人生路漫漫……
早餐是‘红枣粥’。饭后，无聊至极的病友们，陆续聚到走廊，互相探询问候，戏谑拜年，开着玩笑。有的真像模像样的叩头、拱手。也有独在一隅，凝神屏息，念念有词，不知是祷告还是许愿？大孙在高声朗诵‘送瘟神’。我们暂时忘记了病痛，欢呼‘纸船明烛照天烧’！
从松江来的老农，打开一盒蛋糕，非要分送给我们吃。见我们都连连摆手，婉言谢绝。讷讷地说：“我用筷子挟。”并扬了扬手：“我还戴着手套呢？”正好护士进来，劝阻了他：“病人之间，不好互相吃东西的。”老农还是意犹未尽：“你们怎么吃老毛的花生呢？”并上纲上线：“这是看不起我们乡下人，看不起贫下中农。”大家忙笑着解释：“花生是带壳的。”老农从床头柜里拿出一小篮鸡蛋：“这是熟的，也带壳。”分给我们每人三个。我们难违老农的纯朴真情，都笑纳了。这老农来时，病情严重。但他没啥精神负担，好得挺快。GPT已接近正常，打算年后就出院了。他高兴地说：“吃了阿拉乡下茶叶蛋，侬拉准保好得快。”
走廊加床那个肝昏迷的青年一直没有醒来。他的老父也从苏州乡下赶来了。这老头已六旬有余，活像鲁迅笔下的‘老闰土’。头发花白，满脸皱纹。呆坐在床边，老泪横流。老妇更是泪痕难干。不时地为儿子掖掖被，擦擦脸。时而还趴在儿子身上，深怕儿子会撒手西去。望着这幅情景，病友们无不掬一捧同情之泪！我作为一个医生，更是愧疚；在死神面前，没有回天之力，是医生的耻辱。可怜的双老，独生子死后，依靠谁来赡养啊！
晚上，病室里又开了新话题：聊起了旧上海十里洋场的风情。有些生涩的方言俚语很难懂；什么‘阿乌来、肮晒、喔晒’我终究没弄懂是什么意思。中国虽算不上地大物博，但民族多，方言复杂，南方尤然。我记得中学时读过一篇课文‘为祖国的文字和语言健康而斗争’。如今是革命的年代，‘读书无用’已深入人心。老张说起他店里同事的一个孩子，初中没毕业，报名去了北大荒。第一封信就给老爹吓了一跳：“我养了二个儿子（兔子），十一放假，我在农场斗（兜）了一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