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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他帮春生安排了住宿。
“好家伙，我们又是第一。”春生吐了吐舌头。
“快睡吧，我已经很累了。”小单催促道。
说实在的，四天来他们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不一会儿，他们俩便进入了梦乡。
过了几天，学员们从四面八方陆陆续续来到长沙，学员除了春生他们九人外，还有从长沙地质学校和全国各地挑选来的一批人，湖南省各个地委也委派了自己的精英参加学习，一共大约有八十多人，分成两个班。教他们的老师有从中央机要学校抽调来的，也有从中央二机部各单位抽调来的。
本来学员们是要到北京中央机要学校学习的，因为那里既没有房子，又没有老师，所以借到长沙地质学校来办。长沙地质学校是二机部所属的学校，规模相当大，光教职员工就有好几百人。 。 想看书来
4 科长张学祖
中央二机部领导对办好长沙机要训练班非常重视，派部办公厅机要科张学祖科长担任临时党支部书记，亲自坐镇机要训练班的工作。
开学前的一天晚上，张科长把春生叫了去。他先问了一些关于春生家庭历史方面的情况，然后问道：“春生，你对这个工作喜欢吗？”
“喜欢。”春生笑着说。
“那好，你将1到10十个*字写给我看看。”说着，科长拿出了纸和笔。
“好！”春生毕恭毕敬地写完了10个码字交给科长。
科长接过去看了看，笑着说：“写得还可以，但还得练上半个月才行啊！”
春生不明白他的意思，到后来春生才清楚译电码字有它自己独特的写法，练上半个月能达到要求还算不错的。
科长接着说：“经过临时党支部研究决定，派你到部里去学习打字，你明天就出发，元旦前赶回来一边学习，一边工作。我们的材料可不能叫地质学校的打字员打，因为那样就失密了。”说完，他拿出50元钱和50斤全国粮票，还有一封信一起交给春生：“这是50元钱路费和50斤粮票，请放好。”
春生收好钱和粮票，看着科长，等待科长的指示。
“你去过部里吗？”科长问。
“没有，我只去过部里的十二局。”
“那我告诉你，北京新站下车后怎么走。”他边说边拿笔在纸上画了从北京新站到部里的行车草图。
张科长是个真抓实干的人，对两个培训班的工作抓得很紧，他特别重视过硬技术的磨练。他说，我们机要人员一定要练就一身过硬的本领，没有真功夫是不行的，真功夫怎么来？就靠我们一天天扎扎实实地苦练。比如1——10十个码字吧，每个码字都有它独特的写法，它跟你在原来学校学的不一样，得按照要求一笔一笔地去练，方能达到要求。
张科长对科里的工作人员要求也是挺严厉的，平时十分强调工作中基本功的训练，二是十分重视保密工作。他说，我们二机部是保密单位，而机要工作本身保密性也很强，做保密单位的机要工作，它的重要性我就不必多说了。因此，对于保密工作，他是月月讲，天天讲。
有一次，春生和科里的另一人把废纸烧了之后，只有春生一人签了字，后来检查保密工作时，春生不但挨了科长的批评，科长还要春生作出深刻的书面检查。春生觉得有些委屈，张科长说：“你别小看这个问题，倘若出了事，谁也负不起这个责任。你要吸取教训，今后一定要做好保密工作。”春生被他说得口服心服，觉得是应该十分重视保密工作才行。
张科长老家在山东，是从部队转业到二机总机要科的，他在部队的军衔是大尉，也是干机要工作的。
科长到北京后只独身一人，平日里他十分关心科里工作人员的生活。每逢星期假日，机要科的小伙子就像一群欢快跳跃的小麻雀，跟着张科长逛公园、游景点。科长还专门带上照相机，买了胶卷免费为大伙拍照。
时间过去三、四年，机要科晋升为办公厅下属的机要处，与秘书处并起并坐了，张科长担任该处的处长。
5 北京学打字
第二天，春生乘长沙到北京的特快火车，化了一天多时间到达北京。根据科长的指点春生顺利到达了部里，可是已经是深夜十点多钟了。春生将信递给守门的解放军战士，他把春生打量一下，然后问道：“你是找这里的吗？”
“是的。”
“不会错的！？”
“不会错的。”春生肯定地说。
“那好，你先在这里等一下。”他拿着春生的信进去了。过了一会儿，解放军同志回来了，笑着说：“他们已经下班了，你先进来休息一会儿。”他把春生让进会客室。须臾，传达室的同志给春生抱来两条被子，两张长沙发一拼便成了一张临时床铺。
第二天一早，曾担任过陈云同志秘书现为二机部办公厅秘书处处长的吴国良同志接待了春生。他拉着春生的手说：“欢迎你，办公室就在二楼，你跟着小王好好学吧！”接着他简单地介绍了机要科的情况。等春生来到机要科时，见一位戴眼镜的姑娘正在拖地板，春生便上前问道：“王凤淑同志在吗？”
“噢，你找王大姐，等一会儿她就来。”说完，她仍旧忙着拖地。说话间，一位女同志笑吟吟地走来了。
“王大姐，他找你。”拖地的姑娘抬起头说。
“噢，你就是春生吧，快进来。”她客气地把春生让进办公室，并介绍说：“这位是小杨同志，这位是春生，你们认识一下。”春生只是‘嗯，嗯’地应着，心里在啄磨怎么称呼王同志，后来春生也跟着小杨叫她‘王大姐’。
过了几天，小杨姑娘被调走了。王大姐告诉春生，本来是叫小杨学打字的，因为她的眼睛近视太深了，学打字不合适，所以就把你请来了。但她的算盘却打得特别好，所以就把她调到财务科去了。
当时的机要科仅仅三个人，一个科长在长沙办班，科里只剩下两个人：一个就是王大姐搞译电，还有位杨大姐管办报。办公室也比较拥挤：除了两张办公桌和好几只柜子外，还安了一张床，因为晚上得有人值班。春生跟着王大姐认认真真地学打字，她教得也十分仔细。她先教春生中文打字机怎样进行操作，她一边示范，一边讲解，并让春生试着进行独立操作。接着让春生练指法，一连练了好几天。她说要锻炼春生手腕的力量。她看春生以上几项基本上掌握了，就将《字盘表》和《偏旁部首表》交给春生熟记。
每天，王大姐办她的公，译她的电报，春生老老实实地熟记《字盘表》和《偏旁部首表》。这样大约过了二、三天，王大姐拿来一些稿件让春生试打，春生边练边摸索。经过一个阶段的勤学苦练，春生初步掌握了常用字盘的每个字词的位置。
王大姐不但在打字技术方面毫无保留地教春生，而且在生活上无微不至地关心春生，好比亲姐姐照顾小弟弟一样周全。吃饭前她总要检查春生的手洗干净没有，洗完了还要给春生擦上面油，然后牵着春生的手一起去吃饭。星期天又经常带春生去逛商店。春生从小失去父母，又无兄弟姐妹，现在有了个胜似亲姐的王大姐，感到十分有幸。因此，有时在她面前春生还未免撒点娇。一天傍晚，王大姐爱人打电话来要她回去，她要春生替她值夜班。
“可以。但是……但是您将手表给我戴好吗？”春生看着王大姐，不好意思地说。
她将手表摘了下来，说：“给，晚上可别睡得太死，电报局会有电报送来的。”
这天下午，部里的人到人民大会堂去开会，王大姐让春生留下值班。她刚走不久，突然有人来敲门。
“谁？”春生问道，外面的人继续敲门。
“啥人？”春生想，也许是个上海人，于是学着用上海话问道，但外面的人敲得更凶了。无法，春生只得打开门，一看是位牛高马大的苏联专家，他欲进来，春生用了吃奶的力气才把他挡在走廊上，他却乘势一把抓住春生的胳膊，春生没有办法，只好关上门跟着他走。他拽着春生找了好几个办公室，嘴里‘叽哩咕噜’说个不停。春生听不明白他究竟说些什么？看他着急的样子，心想，他大概是找专家翻译。于是春生设法把他带到四楼接待室。嗣后春生想，要是我会俄语该有多好，即使会几句常用的也好，也不致于会这么尴尬。
在部里学打字很快就到了元旦，春生得赶回长沙去。于是，春生天天忙着买打字机，春生先去了中央第二打字机行，王大姐告诉春生那里的打字机质量好，可是却没有货。去了其他很多地方也买不到。春生只好耐心地等待，一直等到春节后才买到，就这样春生在北京多呆了近一个月。在这段时间里，春生又从王大姐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使自己打字技术比原来娴熟了好多。这样，也使春生有幸第一次在北京愉快地度过了两个节日——元旦和春节。
元旦放假两天（连同星期日），和春生同住一个宿舍的韩秘书给了春生很多戏票和电影票，春生看也来不及看，他上午看，下午也看，晚上又去看，还是浪费了不少票子。
除夕夜，春生来到中南海*中央机关职工食堂（王大姐爱人在*中央办公厅从事机要工作）吃年饭，吃完年饭王大姐陪春生到人民大会堂看戏。春节那天，北京人家家要吃饺子。春生和王大姐一起来到她娘家，见她家里人男女老幼都在包饺子，王大姐手一洗，袖子一卷也干了起来。春生不会包，只好在旁边干瞪眼。
王大姐比春生大十多岁，老家在河南，父亲是解放军的一名军官。她从小和妈妈随军在部队长大，长大了成了解放军的一个女兵，在部队从事机要机要译电工作，后来和父亲一起转业，父亲分到中央某机关当人事处长，她分配到二机部办公厅秘书处机要科从事老行当。
6 帅哥王老茂
在北京学习打字期间，机要科来了一位小伙子，姓王，是从冶金部调过来的。他英俊潇洒，是位标准的帅哥。他不仅人长得帅，而且待人也很好，诚实豪爽，热情好客。特别对待比他年小的人，如同对待自己的兄弟，关爱备至，方方面面都照顾得非常周到。他自己的事对春生从来不保密，就是他如何跟他的女朋友谈情说爱的事也讲给春生听。老茂的女朋友是高中里的同学，又是山东老乡，在上海一家工厂当技术员。每个星期天上午，这是老茂给女友写信的时间。他八点钟左右到办公室，给女友写信得写上三到四个小时，然后他将信读给春生听，然后仔细修改后重新抄写一遍再寄出去。女友希望他留在首都北京工作，当老茂在北京工作时，每星期她要给老茂写上好几封信；当老茂被调往青海西宁时，一个月也收不到她一封信。这次，老茂又要去西宁工作，他得写封长信，好好跟她说说，做做她的思想工作。
老茂写完了信，就给春生讲故事，讲的都是他自己亲身经历的事。他讲的故事很多，使春生终生难忘的是：一九五八年，当时他在青海西宁二机部下属的一个工厂工作，而这个厂不在西宁城里。一天，领导安排他去西宁市内去取钱，给厂里的工人发工资。当他取完钱，骑着自行车回厂的途中，这时对面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