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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拿我大哥作模特儿来写觉新，只是借用他的性格，他的一些遭遇，一些言行。觉新的身上有很多我大哥的东西，然而他跟我大哥不是一个人。即使我想完全根据我大哥的一切来描写觉新，但是我既然把他放在高公馆里面，高家又有不少的虚构人物，又有那么一个大花园，他不能不跟那些虚构的人物接触，在那些人中间生活，因此他一定会做出一些我大哥并未做过的事情，做出一些连作者事先也没有想到的事情。倘使我拿笔以前就完全想好觉新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按照计划机械地写下去，那么除了觉新外，其它的人都会变成木偶了。自然，这是拿我的写作方法来说的。别的作者仍然可以写好大纲按照计划从容地写下去，而且写得很好。我在这里只说明一件事：我大哥虽然死了，小说中的觉新仍旧可以活下去，甚至活到今天。
谈《秋》（4）
现在又回到人物上面来。关于觉新我已经谈得很多了。我还想再谈一件事情，就是“卜南失”的跌碎。有好些读者写信问我，“卜南失”究竟是什么东西。我写过几封回信。这次我打算在《秋》里面加上一个小注。一九一七年或者一九一八年我们家得到一个“卜南失”，可能是我大哥找来的，也可能是某个年轻的亲戚送来的。这是从日本输入的东西。“卜南失”大概是法文“木板”的译音。这种心形的木板有两只脚，脚上装得有小轮，心形的尖端上有个小孔，孔里插了一支铅笔。人坐在桌子前面，闭上两眼，双手按住木板，他慢慢地进入了催眠状态，木板也就渐渐地动起来，铅笔就在纸上写字。旁边有人问话，纸上就写出答语。这是一种催眠作用。纸上写的全是按“卜南失”的人平日心里所想的话，他进入了催眠状态，经人一问，就不自觉地写在纸上了，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在一九一七年（或者一九一八年），我们玩这种把戏一连玩了两个月。总是我那个表哥按着“卜南失”，我在旁边辨认铅笔在纸上写的那些难认的字。有一个晚上继母知道了，要我们把“卜南失”拿到她的房里试一下。她把我死去的父亲请来了，问了几句话，答语跟我父亲的口气差不多。我祖父听说我父亲的灵魂回来了，也颤巍巍地走到我继母的房里来。他一开口就落泪。那时我第二个二婶的坟在不久以前被盗，始终查不出盗墓人。我二叔也找我表哥来按“卜南失”，把二婶的灵魂请来问个明白。结果什么也讲不出来。以后我们对这个把戏就失掉了兴趣，“卜南失”也不知让我们扔到哪里去了。当时我们并不相信鬼，也知道这只是一种把戏。但是我们讲不出什么道理。后来我读到《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的陈大齐的《辟灵学》，才知道这是一种下意识作用。我早已忘记了“卜南失”的事情，一直到一九三九年写《秋》的时候才想起了它，我把它写进小说里面，无非说明觉新对死者的怀念。蕙的灵柩不入土，觉新始终不能安心。觉新也想借用这个东西来刺激周家的人。“卜南失”在纸上写的话全是觉新一直憋在心里的话。例如“枚弟苦”，“只求早葬”。还有“人事无常，前途渺茫，早救自己”这几句其实就是觉新本人当时的思想：他对前途悲观，看不到希望。但是他仍然想从苦海里救出自己。
蕙死在《春》里面，可是到了《秋》，她的灵柩才入了土。我在谈《春》的文章里就说过，蕙的安葬就是写我三姐的葬。要是没有我姐夫不肯安葬我三姐的事情，郑国光也许就不会让蕙的灵柩烂在莲花庵里。我既然想不到，也就写不出。我今天翻看我大哥三十二年前写给我的旧信，还读到这一段话：
三姐之事，尤令人寒心。三姐死后即寄殡于离城二十余里的莲花庵，简直无人管她。阴历腊月二十二日我命老赵出城给她烧了两口箱子，两扎金银锭。老赵回来述说一切，更令人悲愤不已。当与蓉泉大开谈判，但是毫无结果。现已想好一种办法，拟于年节后找他交涉。……
我大哥信里所说的“办法”我已经在《秋》里面写出来了。蓉泉便是我那位姐夫的大号。他正在准备举行新的婚礼的时候，让我大哥设法请到我们家里，谈了好久，终于不得不答应安葬三姐。所以两个多月以后，大哥来信便说：“三姐定于三月初八日下葬。她可怜的一生算是结束了。”《秋》的读者单单从这里也可以知道我不过是一个加工工人，用生活的原料来进行了加工的工作。生活里的东西比我写出来的更丰富，更动人。没有从生活里来的原料，我写不出任何动人的东西！
谈过了觉新，就应该谈觉民，但是关于这个年轻人，我似乎没有多少话可说。在《家》里面，觉民很像我的三哥（我第二个哥哥）；在《春》里面他改变了，他的性格发展了。主要的原因是觉慧走了以后，高家不能没有一个充满朝气的年轻人。否则我的小说里就只有一片灰色，或者它的结局就会像托马斯·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的结局。人死了，房子卖了，失掉丈夫和儿子的主妇空手回娘家去了，留下离婚两次的姑太太和老小姐们寂寞地谈着过去的日子。两年半以前去世的托马斯·曼被称为批判的现实主义最后的一位大师，他这部在二十六岁写成的关于德国资产阶级家族的小说已经成为近代文学中不朽的名著。他写了一个家族的四代人，写了这个家族的最兴盛的时期，也写到最后一个继承人的夭亡。他写了几十年中间社会的变化，篇幅可能比《秋》多一倍或者多一半。他的确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我的作品只能说是一个年轻人的热情的自白和控诉。所以我必须在小说里写一个像觉慧或觉民那样的人。在《秋》里面写觉民比在《春》里面写觉民容易多了。在《春》的上半部觉民对家庭和长辈还有顾虑，他还不能决定要不要参加秘密团体，要不要演戏。但是经过王氏那次吵闹以后，他的顾虑完全消除了，他把心交给那些年轻的朋友。好些年轻人的智慧结合在一起，造成了一股力量，居然能帮助堂妹—淑英脱离旧家庭逃往上海。对觉民来说淑英的逃走是一个大胜仗。在这次胜利之后觉民的道路也就更加确定了。他只消挺起身子向前走就行了，何况还有那些年轻朋友给他帮忙！在觉民的身上有我三哥的东西，也有我的东西。但是在那些时候我三哥比我沉着，比我乐观，而且比我会生活，会安排时间。他会唱歌，会玩。所以在高家觉民并不说教，他用各种方法使妹妹们高兴，鼓起她们的勇气。但是觉民在外面的活动就只好借用我当时的经历了。我写得简单，因为我当时的经历并不丰富，而且像我这个没有经过锻炼的十七八岁的青年除了怀着满腔热情、准备牺牲一切为祖先赎罪外，也不知道应当干些什么事情。办刊物，散传单，演戏，开会，宣传……这就是我们那些年轻人当时的工作（其实我自己也没有演过戏，不过看朋友们演戏罢了）。我最近修改《秋》，很想给觉民们的活动添一点色彩，但是我的本领有限，我只能够在觉民的几个朋友身上多加几笔。张惠如拜师傅学裁缝倒是真事。我在前一篇文章里已经讲过，张惠如今天还在成都当中学校长。他大热天穿皮袍，走进当铺脱下来换钱办刊物，也是真事。可惜他离开“外专”后只做了几个月的裁缝，又考进华西大学去念书了。他有一个兄弟，跟张还如差不多。但是我们在一起不到两年，他的兄弟就离开了成都。一九二三年我和三哥一路出川经过重庆，还得到这个朋友的帮忙，我绝没有想到两个月后他就害伤寒症死在那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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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秋》（5）
一九五八年四月一日
关于《激流》（1）
巴金
我还记得，一九六六年八月底九月初，隔壁人家已经几次抄家，我也感到大祸就要临头。有一天下午，我看见我的妹妹烧纸头，我就把我保存了四十几年的大哥的来信全部交给她替我烧掉。信一共一百几十封，装订成三册，从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六年写给我和三哥（尧林）的信都在这里，还有大哥自杀前写的绝命书的抄本。我在写《家》、《春》、《秋》和《谈自己的创作》时都曾利用过这些信。毁掉它们，我感到心疼，仿佛毁掉我的过去，仿佛跟我的大哥永别。但是我想到某些人会利用信中一句半句，断章取义，造谣诽谤，乱加罪名，只好把心一横，让它们不到半天就化成纸灰。十年浩劫中我一直处在“什么也顾不得”的境地，“四人帮”下台后我才有“活转来”的感觉。抄去的书刊信件只退回一小半，其余的不知道造反派弄到哪里去了。在退回来的信件中我发现了三封大哥的信，最后的一封是一九三○年农历三月四日写的，前两天翻抽屉找东西我又看见了它。在第一张信笺上我读到这样的话：
《春梦》你要写，我很赞成；并且以我家人物为主人翁，尤其赞成。实在的，我家的历史很可以代表一切家族的历史。我自从得到《新青年》等书报读过以后，我就想写一部书。但是我实在写不出来。现在你想写，我简直欢喜得了不得。我现在向（你）鞠躬致敬，希望你有余暇把他（它）写成吧，怕什么！《块肉余生述》若（害）怕，就写不出来了。
整整五十年过去了。这中间我受过多少血和火的磨练，差一点落进了万丈深渊，又仿佛喝过了“迷魂汤”，记忆力大大地衰退，但是在我的脑子里大哥的消瘦的面貌至今还没有褪色。我常常记起在成都正通顺街那个已经拆去的小房间里他含着眼泪跟我谈话的情景，我也不曾忘记一九二九年在上海霞飞路（淮海路）一家公寓里我对他谈起写《春梦》的情景。倘使我能够挖开我的记忆的坟墓，那里埋着多少大哥的诉苦啊！
为我大哥，为我自己，为我那些横遭摧残的兄弟姊妹，我要写一本小说，我要为自己，为同时代的年轻人控诉，伸冤。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回国途中，在法国邮船（可能是“阿多士号”，记不清楚了）四等舱里，我就有了写《春梦》的打算，我想可以把我们家的一些事情写进小说。—九二九年七八月我大哥来上海，在闲谈中我提到写《春梦》的想法。我谈得不多，但是他极力支持我。后来他回到成都，我又在信里讲起《春梦》，第二年他寄来了上面引用的那封信。《块肉余生述》是狄更斯的长篇小说《大卫·考伯菲尔》的第一个中译本，是林琴南用文言翻译的，他爱读它，我在成都时也喜欢这部小说。他在信里提到《块肉余生述》，意思很明显，希望我没有顾忌地把自己的事情写出来。我读了信，受到鼓舞。我有了勇气和信心。我有十九年的生活，我有那么多的爱和恨，我不愁没有话说，我要写我的感情，我要把我过去咽在肚里的话全写出来，我要拨开我大哥的眼睛让他看见他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那些时候我经常背诵鲁讯先生翻译的小说《工人绥惠略夫》中的一句话：“可怕的是使死骸站起来看见自己的腐烂……”，我忍不住多次地想：不要等到太迟了的时候。）
过了不到一年，上海《时报》的编者委托一位学世界语的姓火的朋友来找我，约我给《时报》写一部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