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
过了不到一年,上海《时报》的编者委托一位学世界语的姓火的朋友来找我,约我给《时报》写一部连载小说,每天发表一千字左右。我想,我的《春梦》要成为现实了。我没有写连载小说的经验,也不去管它,我就一口答应下来。我先写了一篇《总序》,又写了小说的头两章(《两兄弟》和《琴》)交给姓火的朋友转送报纸编者研究。编者同意发表,我接着写下去。我写完《总序》,决定把《春梦》改为《激流》。故事虽然没有想好,但是主题已经有了。我不是在写消逝了的渺茫的春梦,我写的是奔腾的生活的激流。《激流》的《总序》在上海《时报》四月十八日第一版上发表,报告大哥服毒自杀的电报十九日下午就到了。还是太迟了!不说他一个字不曾读到,他连我开始写《激流》的事情也不晓得。按照我大哥的性格和他所走的生活道路,他的自杀是可以料到的。但是没有挽救他,我感到终生遗憾。
关于《激流》(2)
……
我在三十年代就常说我不是艺术家,最近又几次声明自己不是文学家。有人怀疑我“假意地谦虚”。我却始终认为我在讲真话。《激流》在《时报》上刊出的第一天,报纸上刊登大字标题称我为“新文坛巨子”,这明明是吹牛。我当时只出版了两本中篇小说,发表过十几个短篇。文学是什么,我也讲不出来,究竟有没有进入文坛,自己也说不清楚,哪里来的“巨子”?我一方面有反感,另一方面又感到惭愧,虽说是吹牛,他们却也是替我吹牛啊!而且我写《激流·总序》和第一章的时候,我就只有那么一点点墨水。在成都十几年,在上海和南京几年,在法国不到两年,从来没有人教过我文学技巧,我也不曾学过现代语法。但是我认真地生活了这许多年。我忍受,我挣扎,我反抗,我想改变生活,改变命运,我想帮助别人,我在生活中倾注了自己的全部感情,我积累了那么多的爱憎。我答应报馆的约稿要求,也只是为了改变命运,帮助别人,为了挽救大哥,实践我的诺言。我只有一个主题,没有计划,也没有故事情节,但是送出第一批原稿时我很有勇气,也充满信心。我知道通过那些人物,我在生活,我在战斗。战斗的对象就是高老太爷和他所代表的制度,以及那些凭藉这个制度作恶的人,对他们我太熟悉了,我的仇恨太深了。我一定要把我的思想感情写进去,把我自己写进去。不是写我已经做过的事,是写我可能做的事;不是替自己吹嘘,是描写一个幼稚而大胆或者有点狂妄的青年的形象。挖得更深一些,我在自己身上也发现我大哥的毛病,我写觉新不仅是警告大哥,也在鞭挞我自己。我熟悉我反映的那种生活,也熟悉我描写的那些人。正因为像觉新那样的人太多了,高老太爷才能够横行无阻。我除了写高老太爷和觉慧外,还应当在觉新身上花费更多的笔墨。
倘使语文老师、大学教授或者文学评论家知道我怎样写《激流》,他们一定会认为我在“胡说”,因为说实话,我每隔几天奋笔写作的时候,我只知道我过去写了多少、写了些什么,却没有打算以后要写些什么。脑子里只有成堆的生活积累和感情积累。人们说什么现实主义,什么浪漫主义,我一点也想不到,我想到的只是按时交稿。我拿起笔从来不苦思冥想,我照例写得快,说我“粗制滥造”也可以,反正有作品在。我的创作方法只有一样:让人物自己生活,作者也通过人物生活。有时,我想到了写一件事,但是写到那里,人物不同意,“他”或者“她”做了另外的事情。我的多数作品都是这样写出来的。我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也不想控制它们。我以本来面目同读者见面,绝不化妆。我是在向读者交心,我并不想进入文坛。
我在前面说过,我刚写完第六章,就接到成都老家发来的电报,通知我大哥自杀。第六章的小标题是《做大哥的人》。这不是巧合,我写的正是大哥的事情,并且差不多全是真事。我当时怀着二十几年的爱和恨向旧社会提出控诉,我指出:这里是血,那里是尸首,这里是屠刀。写作的时候,我觉得有不少的冤魂在我的笔下哭诉、哀号。我感到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我说我要替一代人伸冤。我要使大哥那样的人看见自己已经走到深渊的边缘,身上的疮开始溃烂;万不想大哥连小说一个字也没有能读到。读完电报我怀疑是在做梦,我又像发痴一样过了一两个钟头。我不想吃晚饭,也不想讲话。我一个人到北四川路,在行人很多、灯火辉煌的人行道上走来走去。住在闸北的三年中间,我吃过晚饭经常穿过横浜桥去北四川路散步。在中篇小说《新生》里我就描述过在这条所谓“神秘之街”上的见闻。
我的努力刚开始就失败了。又多了一个牺牲者!我痛苦,我愤怒,我不肯认输。在亮光刺眼、噪音震耳、五颜六色的滚滚人流中,我的眼前不断出现我祖父和大哥的形象,祖父是在他身体健康、大发雷霆的时候,大哥是在他含着眼泪向我诉苦的时候。死了的人我不能使他复活,但是对那吃人的封建制度我可以进行无情的打击。我一定要用全力打击它!我记起了法国革命者乔治·丹东的名言:“大胆,大胆,永远大胆!”大哥叫我不要“怕”。他已经去世,我更没有顾虑了。回到宝光里的家,我拿起笔写小说的第七章《旧事重提》,我开始在挖我们老家的坟墓。空闲的时候我常常翻看大哥写给我和三哥的一部分旧信。我在《家》以及后来的《春》和《秋》中都使用于不少旧信里提供的材料。同时我还在写其他的小说,例如中篇《雾》和《新生》,大约隔一星期写一次《家》。写的时候我没有遇到任何的困难。我的确感觉到生活的激流向前奔腾,它推着人物行动。高老太爷、觉新、觉慧、这三个主要角色我太熟悉了,他们要照自己的想法生活、斗争,或者作威作福,或者忍气吞声,或者享乐,或者受苦,或者胜利,或者失败,或者死亡……他们要走自己的路,我却坚持进行我的斗争。我的最大的敌人就是封建制度和它的代表人物。我写作时始终牢牢记住我的敌人。我在十年中间(一九三一到一九四○)写完《激流三部曲》。下笔的时候我常常动感情,有时丢下笔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有时大声念出自己刚写完的文句,有时叹息呻吟、流眼泪,有时愤怒,有时痛苦。《春》是在狄思威路(溧阳路)一个弄堂的亭子间里开了头,后来在拉都路(襄阳路)敦和里二十一号三楼续写了一部分,最后在霞飞路霞飞坊五十九号三楼完成,那是一九三六到一九三七年的事。《秋》不曾在任何刊物上发表过,它是我一口气写出来的。一九三九年下半年到第二年上半年,我躲在上海“孤岛”(日本军队包围中的租界)上,主要是为了写《秋》。人们说,一切为了抗战。我想得更多,抗战以后怎样?抗战中要反封建,抗战以后也要反封建。这些年高老太爷的鬼魂就常常在我四周徘徊,我写《秋》的时候,感觉到我在跟那个腐烂的制度作拼死的斗争。在《家》里我的矛头针对着高老太爷和冯乐山;在《春》里我的矛头针对着冯乐山和周伯涛;在《秋》里我的矛头针对着周伯涛和高克明。对周伯涛,我怀着强烈的憎恨。他不是真实的人,但是我看见不少像他那样的父亲,他的手里紧紧捏着下一代人的命运,他凭个人的好恶把自己的儿女随意送到屠场。
。 想看书来
关于《激流》(3)
当时我在上海的隐居生活很有规律,白天读书或者从事翻译工作,晚上九点后开始写《秋》,写到深夜两点,有时甚至到三四点,然后上床睡觉。我的三哥李尧林也在这幢房子里,住在三楼亭子间,他是一九三九年九月从天津来的。第二年七月我再去西南后,他仍然留在上海霞飞坊,一直到一九四五年十一月我回上海送他进医院,在医院里他没有活到两个星期。他是《秋》的第一个读者。我一共写了八百多页稿纸,每次写完一百多页,结束了若干章,就送到开明书店,由那里发给印刷所排印。原稿送出前我总让三哥先看一遍,他有时也提一两条意见。我五月初写完全书,七月中就带着《秋》的精装本坐海船去海防转赴昆明了。我今天向一些年轻朋友谈起这类事情,他们觉得奇怪:出版一本七八百页的书怎么这样快,这样容易!但事实毕竟是事实。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十四日
(摘自《巴金谈创作》,本文题目为编者所加。)
我记忆中的大哥(1)
纪申
为了解答电视连续剧《家·春·秋》的编剧、导演、演员、美工等同志提出的一些问题,有助于他们对原著精神的理解,加深对时代背景、地方色彩以及封建礼教的认识,总尽力追寻记忆,用往事中的实际事例和自己的感受给以说明。到该剧摄制完成后又连看了三次录像,使得我当时心潮起伏,颇为激动。特别是剧中觉新这个人物的经历和命运,更无处不勾起我对往事的回忆,真是思绪万端,似有许多话想说,却又不知该从哪儿讲起。四哥(巴金)在《和读者谈“家”》一文中曾直率地说:“觉新是我的大哥。他是我爱得最多的人。”如果把他的另一篇回忆文《做大哥的人》拿来跟小说《家》的第六章两相比照,一看就十分清楚明白了。其实小说初版的第六章本冠有《做大哥的人》这个标题的。不过后来他又把全书的标题通通给删去了。关于这部小说他写过不少文章阐述种种,用不着我再作添足之举,只不过想记下大哥(不是觉新)在我记忆中的一些琐事与印象,以抒思怀而已。
大哥学名李尧枚,字卜贤小名果麐,以字行。人多唤他李卜贤,学名倒鲜为人知。我母亲在家里有时也叫他“老果”。学名是按祖上定下的“道、尧、国、治、家、庆、泽、长、勤、修、德、业、世、守、书、香”十六字排列命名的。父辈就以“道”字排始,别加一字必从水,故我父亲名“道河”,叔父们分别名“道溥、道洋、道沛、道鸿”。连在浙江嘉兴原籍的本族人的这一辈也叫“道”什么的。到过四川,后在上海报馆工作过的玉书大叔,就名“道澄”。一九二三年,三、四哥相偕来上海,这位本族大叔还带他们去嘉兴塘汇镇看望四伯祖,瞻仰祠堂。前些日子去医院探望四哥,他还跟我讲起往事,说我三姐还曾拜玉书大叔做过干父。我们这一辈弟兄全按“尧”字排名,另字从木。我们五弟兄就被命名为“尧枚、尧林、尧棠、尧椽、尧集。”下一辈按“国”字排,另字从火,大哥的五个孩子分别叫“国煜、国炜、国炯、国瑩、国煇”。由此可见封建大家庭的子孙连取个名字都定下这么样的规矩,旧礼教的虚礼繁文可想而知。故使得四哥从小就产生反感,极不习惯,总是设法躲避和抗拒。以至后来发展到对旧社会、旧礼教、旧制度的极端憎恨与反对。不过这命名的框框早就给冲破了。四哥和我的孩子命名就没照老规矩办事。这是我那死去的祖父万万没料到的。毕竟时代在变,人的思想也在变。旧的要灭亡,新的要萌生。
大哥出生在一###七年,足足大我二十岁。他去世时,我不过是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