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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彬慢慢抬起头，舒展一下宽厚的胸脯，接着白子明的话茬，缓慢而沉重地说：“我谈下看法。目前大敌当前，秋收就要开始，盘据在县城的鬼子正蠢蠢欲动，不是抢粮就是扫荡，妄想一举摧垮抗日根据地。在这种形势下，我们主要的精力必须拿到反扫荡方面去，保住粮食，保住地盘。肃托当然要搞，但必须慎重，要在真凭实据上作文章，要重事实，重调查研究，决不允许搞逼供信。如果听风是雨，大轰大嗡，就会伤害了自己的同志，给革命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王凤鸣审视着王文彬那张线条分明的黑黝黝的脸，认为他又犯了右倾的老毛病。去年地方部队升级为主力时，他就唱过低调，强调客观，说什么好比割韭菜一茬一茬地来，不能连根拔。今天对待“肃托”问题，他又前怕狼后怕虎的，分明是老调重弹。想到这里，王凤鸣挺胸昂首，有意强调说：“上级明确指示，托派是国际间谍、日寇特务。如果我们不清理内部，不除隐患，反扫荡必定有后顾之忧。因此，必须集中一段时间，对‘托匪’打个歼灭战。再说运动嘛，是暴风骤雨，不是绣花描云，瞻前顾后，怎么能搞彻底？有人担心搞错了怎么办，错了再纠正嘛！只要把野草锄干净，伤个把苗子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王文彬耸耸双肩，打算争辩。
白子明却用目光制止了他。这位区党委书记看问题，还是比较能踞高临下，他觉得这两种观点并没有根本矛盾，各持一端就会出现片面性。抗战是当前的总方针，“肃托”也是上级部署，两者的关系相辅相成，而不是对立的。问题非常明确，无需争论。
白子明看看王文彬，那是一张倔强固执的脸；再望望王凤鸣，那是一副刚愎自用的神态。他必须站出来亮明自己观点了。
“反扫荡和肃托两者的关系怎么摆？我觉得首先应当对边区的形势有一个统一的看法。湖西这块根据地为江苏、山东、河南、安徽四省交界，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位置十分重要。所以敌人总是虎视眈眈，无时无刻不想摧垮它。我们虽在这里站住了脚跟，建立了区党委，设立了办事处，活动范围扩大到二十二个县，但我们实际上没有政扛，仅试建了一个鱼台县抗日*政府，主要县城还都被鬼子控制着，对我们造成极大威胁。再说，当地的国民党各级政府尚且存在，并有一定的实力，我们虽和他们讲联合，但不无斗争。最近一个时期，就不断地发生磨擦嘛。面对这种复杂的斗争局面，要求我们内部必须团结一致，共同对敌。可事物的发展往往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湖边地委既已发现托匪，就应当采取果断措施，不能有丝毫麻痹。就某种意义上讲，内部敌人比外部敌人更为危险。尽管我们知道两个拳头打人比一个拳头有力，也必须暂时抽回一个拳头，先把身边的敌人消灭掉——这应当是我们统一的思想。”
白子明说到最后，激动地站起来，扬起右手，在额前轻轻一挥，五个指头捏成喇叭形，加重了他的语势：“至于具体搞法，我看就由湖边地委自己决定吧。”白子明作为区党委书记，他的话一贯很有说服力。
王凤鸣赞成。
王文彬也提不出相反意见。
其余的人只是点头。
只有李毅在一阵咳嗽。
区党委对湖边“肃托”问题算是统一了思想。
谷亭会议对魏定远的罪恶进行了归纳，主要是：
（1）组织同乡会，在学员中进行秘密活动，使他们不听从学校的分配，煽动回乡运动。
（2）时常发现他和姚焕敏、郝晓光（均为干部）等人作密秘谈话，别人一来就停止，不说了。
（3）他本来不是党员，却以党员的面目出现，迷惑群众疑为他是共产党员，以提高他的威信，甚至有的学员说“我不在这里入党，待回到沛县可由魏老师介绍入党。
（4）自由主义，不经过任何组织，自己找工作，时常换工作，交换地方。在工作中喜欢个人包办，不叫别人插手。
（5）对于他的妻子刘莹，平时感情不融合，似乎有什么密秘，还不能暴露于妻子。
（6）曾到沛县去两次，等等。
区党委在统一思想后，决定开展“肃托”运动，由湖边地委负责实施。
白子明看着李毅苍白瘦削的脸问：“老李，你的病还没见轻吗？”
“还得生一段。”李毅皱皱眉头，又干咳了几声。
“你身体不好，那肃托由谁来具体抓？”白子明又问。
“须仁同志不是抓得很好吗？”王凤鸣断然地说。
李毅见军政委表了态，便说：“我的意见还是由王须仁同志抓这项工作。”。
白子明点点头：“须仁，我了解，他很能干。”
李毅、张如等也都不约而同地点点头。
王文彬抖抖浓眉，耸耸双肩。
魏钦公却用颤抖的手紧握钢笔，在日记本上划上了一个大大的“？”号。
最后白子明指示李毅要“慎重”处理，至于如何“慎重’并没有具体讲，就同王文彬等几位部长回单东南区党委去了。
魏钦公来不及给常俊婷打招呼，他知道，党内的秘密是不容许泄露的，只好跟随白子明等一起离开了谷亭。
然而，这次会审最大的恶果是苏鲁豫边区的最高党政军领导人，都被这一假相所迷惑，都认为湖边地委真的发观了“托匪”，他们对于王须仁施用残酷肉刑，不仅没有制止和批评，而且还称赞王须仁的“能干”使王须仁更加事无忌惮。这就为这一案件的恶果发展埋下了伏线，开了绿灯。 txt小说上传分享
9、“肃托”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魏定远郝晓光承认自己是“托派’’并且各自供出了一套组织后王须仁继续用酷刑逼问“托派”组织中的人员。他们二人供出了二十多个“同伙”，其中包括刚有区党委派来干校受训的曹广善，丰县的青年部长李伟身，沛县的党员干部孟昭琦、盂昭立，鱼台县的干部闻奋喜，湖边地委的干部史谦（即史维先），更有慎者还有地委妇委书记（即妇女部长）常俊婷，还供出了没有参加工作的知识分子朱新民，王天章（二人均在家中）等，还供出了牛敬安，马敬亭，魏成义，单子英，以及在国民党地方部队工作的孙大光，唐高瑞等。
顺藤蔓延，马上逮捕了曹广善，曹广善曾在国民党白色恐怖下被捕自首过，现在是重新参加革命，又被扣上了“托匪”的帽子。在刑讯中他又胡说了一套，他的口供与魏定远、郝晓光又不一样，于是王须仁便采取了新的措施，指名逼供。如问“XX”是不是托派？曹说不是，于是就用刑，—边加刑，一边问是不是，直到说是才予松刑接着又问另一个，以求得更多的口供。结果就用这种办法，将曹广善活活打死。
湖边地委按照区党委的指示，将“肃托”轰轰烈烈地开张起来了。
王须仁根据逼供材料，地委妇女部长常俊亭、宣传部长袁汝哲、军事部长尹夷僧、鱼台县委书记史维功等人都有重大嫌疑，必须隔离审查。
在这向时，王须仁等把史维功和常俊婷二人当作进攻的重点，这是他们进—步杀害党内干部、扩大他们的“战果’’的关键。因为史维功是鱼台县委书记，常俊婷是湖边地委妇女部长，如果把他们二人打成托派，就可从此杀向地委直至区党委领导机关了。
在魏定远、郝晓光的口供中，本来没有供出史维功的名子，只有一个史谦（即史维先），王须仁则用张冠李戴的办法，硬说史维先就是史维功。为此多方搜集史维功的所谓“罪状”。
史维功的罪状是：
（1）苏鲁豫区党委调史维功来鱼台县委工作时表示不满，没有立即服从命令，拖延了时间。
（2）来鱼台县委工作后，鱼台县的工作发展缓慢。
（3）说上级不会使用干部，不会估计干部，上级对他的批评不接受，这是有意制造上下级不团结。
（4）担任鱼台县委书记后，虽然经常与地委在一起活动但与地委的关系不密切。
（5）曾对人说史映溪（女干部）是兄妹关系，而史映溪则否认此事。
（6）与常俊婷的关系密切，史维功要调女干部姚焕敏到鱼台七区去工作，组织部长王须仁不同意，而常俊婷却允许将其调走。
所谓这些“罪状”都走日常工作的问题，与作为“托派”的问题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甚至这些“罪状”是否能够构成错误都很难说。
王须仁等给常俊婷罗列的罪状是：
（1）与有问题的吴云汉关系密切（什么问题？没有说）。
（2）召集妇女干部会议，不通知组织部，外出指导工作也不通知组织部。
（3）史维功要求调姚焕敏到鱼台工作，常未报告组织部就允许。
（4）常俊婷是文协负责人之一，和魏定远的关系很密切，并时常到男生训练班去以征*员的名义召开会议和请客等。除上述所谓“罪状”，王须仁还搞到了区党委宣传部宣传科长朱华分别给常俊婷、魏定远的信——
“你所创作的散文……，已经试露，甚得社会人士的好评、奇誉，请以后多写佳作，以光篇幅，更希望培养文艺作者，是所至盼——致常俊婷。”
“文协的组织尚未成立，也不勤于创作，如此下去，将促我坍台，使我难堪，……刘吼风、李葛嵩乃写作能手，即希望将其吸入组织。致魏定远。”
本来这两封信的意思是明明白白的，而王须仁等人则认定信中所说的话是暗语，理由是李葛嵩（鱼台县抗日*政府科员）并不会写文章。朱华为什么说李葛嵩是写作能手，派人问了一下就会搞清楚的而王须仁等却根本不想这样做，却一口咬定朱华的信是暗语。又联系到，刘吼风本是区党委派到湖边地委宣传部做干事的，而史维功却坚决要留他做鱼台县委宣传部长。
朱华是沛县人，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组建地方组织和建立地方武装上，功绩卓著。他很有文采；对鲁迅先生十分敬重。他在1937年2月4日写过一篇日记，日记主要记述了他与鲁迅的交往，以及个人对他的印象：“今天读了几篇悼念鲁迅的文字，据他们常和鲁迅接近的人所说，我知道鲁迅先生是有着坚忍苦斗的精神，不屈不挠的心志，他那种认真的毫不假借的脾气使我感佩。可是他这种冷冰冰的坚忍，是用之于对事对理；而他对待后进的温煦煦的热情，却正和那成为对比。我自恨只有和他见几次面的机会，而没有亲炙其门。我只记得那年他在师大操场演讲，在风沙弥漫中那囚徒样的面孔，对着围绕他的群众，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