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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一天，于大爷钻进庵子，对魏钦公高兴地说：“孩子，你放心吧，机关部队全都撤走啦！”
魏钦公慌忙爬起来问：“开到哪里去了？”
“听说去了谷亭镇，天不明就都一块开走啦。”
“于大爷，我得抓紧走了，麻烦你送送我。”
“孩子，你打算到哪去？”
“先到单县许楼去吧，那是我亲戚家。”
“先到我家，给你治治伤再走吧。”
几天后，魏钦公离开了于王庄。
1、郭里集惨案
从湖西来的大部分干部都被抓了起来，王凤鸣恐湖边地委从湖西带来的队伍发生*，便以军队指挥的名义宣布将湖西武装进行改编。人们只得俯首听命，谁也不敢乱说乱动，否则，就要被打成“托匪”，立刻被绑起来。
而后，王凤鸣与王须仁谋划起如何处置这些被抓起来的“托匪”。
王须仁狠狠地说：“都宰了，留着也是祸害。”
王凤鸣点点头：“好，我也有此意，等消灭了这些顽固不化的家伙，我们再集中精力对付比这更大的托匪！”
王须仁：“对，我们区党委除白书记外，没有一个好人，都是托匪。我们要杀向湖西，将那里的托匪一网打尽！”
王凤鸣：“好，清除了区党委内部的托匪之后，再来清除军队里的，分局里的以至中央的大个的托匪……”
二人一唱一和，用心十分险恶。
王须仁：“看来我们的担子还是挺重的啊！”
王凤鸣哈哈大笑，随之神秘地说：“担子越重，挑起来越够味！”接着又向王须仁示意：“出了问题有我顶着，你放开胆子干 。咱们合作起来大干一场吧！”
王须仁忙道：“这是理所当然的事，都是为了事业嘛！”
王凤鸣把手伸出，握住王须仁的手：“好，祝我们合作成功！”
王须仁问：“什么时候动手？”
王凤鸣：“我已让人到村外挖坑去了，就在今晚……”
夜，渐渐黑了，一切都变得阴森可怕起来。
从湖西来湖东的人们都在回忆着白天那令人心悸的场面，不禁毛孔悚然。
好端端的一个个革命干部为什么会在不到一天的时间里竟变成了“托匪”？
这“托匪”的帽子难道能是随便戴的吗？
自己又将落个怎样的结局的呢？
。。。。。。
二十二岁的区党委秘书权振庭是被人从机关挖出来的“托匪”。权振庭，铜山县茅村乡权家村人，一九一八年出生在一个农民的家庭。他的父亲权立佑读过多年私塾，通晓中医中药。大哥权相庭、二哥权焕庭也都是农村知识分子，三哥权翌庭在铜山师范读书，是该校学生救国会的骨干。权振庭幼年，由于军阀混战，地方不宁，本村没有学校，直到十二岁始在茅村小学就读。每天早去晚归。一九三二年考入铜山实验小学。每周从家里拿一次干粮，吃饭时喝一口开水，咬一口馍。一九三四年高小毕业，考入江苏省立徐州中学。他学习刻苦，成绩优异。他爱读古典文学和现代文艺作品，还经常习作，所以语文成绩尤为突出。一九三三年春参加铜山县小学作文比赛，荣获全县五年级组第二名。班级里编印《小学生心声》单行本，每册都选用他的作文若干篇。一九三五年闹水灾，家庭经济困难，交不起学费，便休学在家读书。所读的书籍大都是权翌庭从徐州借来，有革命理论书籍、有进步的文艺作品，有抗日书刊，也有古典文学著作，这些书籍，使他丰富了知识，扩大了眼界，得到启发，开始探索人生真谛，寻找生活道路。这一段学习生活，对他以后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一九三六年夏天，他重回学校读书，曾拿出休学期间摘抄的一本厚厚的笔记，在同学中传阅，谁看了都爱不释手。这时他开始向报刊投稿。“九。一八”事变之后，他出于爱国热忱文章内容大都是抒发爱国忧时激情，栅挞逆时代潮流而动的坏人坏事，每一篇文章都爱憎分明，充分表达一个爱国青年的高尚情操和志趣。他仅仅是一个中学生，写出那样寓意深刻、内容丰富、文字精炼的文章，是难能可 贵的。在抗日有罪的年月里，学校当局对他十分注意，校长严立相曾公开对他点名批评，这嘲笑他只能给“报屁股”（批副刊）写文章。随着时局的发展和徐州学生抗日情绪的高涨，权振庭献身救国的决心更加坚定。积极参加学生抗日救亡小组和读书会活动，推动同学学习革命理论，鼓舞同学抗日救亡热情。徐州中学是省办中学，校长严立相是国民党派进学校的兰衣社分子，他在教师和学生中发展不少人参加兰衣社，反动势力比较强大，所以救亡小组只能秘密活动，即使这样也还是遭到学校当局的干预。一九三六年冬学校趁放寒假，迫令权振庭和另外几位同学退学。更为恶毒的，他们还用*嫌疑这顶大帽子，通知徐州各校不要收留。权振庭被迫离开徐州，去河南商丘翠关中学就读。他仍然和商丘同学一道参加抗日宣传活动，不久又被学校开除。权振庭连续两次遭到学校开除的打击，不但没有挫折他抗日救国的革命锐气，反而使他更加认清了国民党妥协投降的真面目，更加坚定了他为祖国为革命献身的决心。他从商丘回来便不再上学了，当时郭影秋同志在徐州禹众教育馆办的农民生活学校任教员，他的爱人凌静同志在铜山县图书馆工作，他们利用工作之便，以阅览图书为掩护，在学生中举办“时事讨论会”和“读书会”。 权振庭和他的三哥权翌庭都一同参加学习，并经共产党员张文盛同志的介绍，认识了郭影秋夫妇，权振庭从此更加刻苦学习革命理论，参加抗日救亡宣传活动，还协助郭影秋夫妇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就在这时他被吸收为*党员。“七、七”事变后，全国进入全面抗战的新阶段，第五战区成立民众总动员委员会，郭影秋同志在总委会组织部担任总干事，负责组织部的日常工作，*徐州特委任命他为总委会的党团书记，他利用这个有利条件，创办第五战区青年救国团，权振庭、权翌庭都参加救国团当团员。这时日本飞机经常飞临徐州上空，狂轰烂炸，日军迫进台儿庄，徐州危在旦夕，气氛十分紧张。权振庭仍奋不顾身地完成救国团分配的各项任务。一九三七年十月，李宗仁为了争取群众，表示进步，应徐州抗日团体的要求，朴徐州举办五战区抗日青年训练班。权振庭、权翌庭都根据特委指示，以学员身份参加学习。学习三个月，在三百多名学员中发展党员三十多人，权振庭、权翌庭以及张文盛、蓝铭述件起了很大作用。一九三八年一月训练班结业以总委会组织部名义，把他们组成十一个民众动员工作团，派往各县，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权振庭、权翌庭和蓝铭述被派往沛县，以合法身份，深入群众，大张旗鼓迪进行抗日宣传，有一次对阻碍抗日活动的土豪劣坤，发动儿童斗争，轰动一时，极有影响。徐州沦陷后，沛县机关团体土崩瓦解，他所在的民众动员工作团也无形解散，权振庭、权翌庭回到家乡，准备按原来计划拉起游击队，打击日本侵略者。哪知刚进家门，便有一批从台儿庄战役溃退下来的川军一、二百人，番号杂乱，秩序不整，向徐州方向前进，这些人如果同日军遭遇，就有被歼或被俘的危险。于是权振庭、权翌庭当即迎上前去，告诉他们徐州已经沦陷，不去徐州。应当坚持走抗日救国的道路。表示顾意给他们作向导，寻找抗日部队。经他们同意后，就地整顿了队伍，补充了给养，连夜越过津浦铁路，向西北方向前进，当这支部队走到铜山县象山乡时，当地群众要截留枪枝弹药，不准通过。权振庭、权翌庭又挺身而出，进行交涉，说明这是一支从台儿庄下来的抗日部队，是去湖西进行整顿的，同时找当地亲戚、同学去做工作。顺利离开象山以后，经过两天急行军，终于穿越微山湖，在湖西找到抗日义勇队。权振庭、权翌庭两人分配在四大队，担任政训员，直接在郭影秋同志领导下作政治工作。随着苏鲁豫抗日根据地的扩大和抗日义勇队的发展，郭影秋调任苏支第三大队政委，在苏豫皖边境地区活动。权翌庭调到苏鲁豫边区政府直属挺进支队第五大队任政治指导员，权振庭则调到苏豫边区政府党委担任秘书工作。他们兄弟俩同时参加工作，又在同一个部队，很引人注目。权翌庭留着胡须，群众给他起个绰号叫“权胡子”， 权振庭身体瘦削，人又机灵，群众也给他起个绰号叫“权猴”。
一个个出生入死的革命战士怎么会成为“托匪”？人们想询问清楚，让人解释明白，可眼前一片漆黑，向谁去说？
有人提议：向党说，是党引导他们走向革命道路，他们作为党的儿女，相信党是不会不管他们的事的。党也是不能容忍 王须仁、王凤鸣他们胡作非为的！可是，此时党又在哪里呢？谁又能代表党呢？不是他王须仁，不是王凤鸣……任何人也不许以党的名义来发号施令！看来只好等到明天再说了。
然而，他们中有些人却等不到明天了。王须仁和王凤鸣已命令将湖边地委宣传部长袁汝哲、军事部长尹夷僧、副大队长秦廷奎、警卫中队队长孙立言、指导员权翊亭、鱼台县政府秘书刘葆琴以及连排干部刘运洪、刘庆余等数十人拉到了郭里集村外挖好的大坑前。
王须仁、王凤鸣指挥着行刑人员对数十名来不及进行解释的无辜同志大砍大杀起来，他们用刺刀捅，用马刀劈，一时间，郭里集村外呼声震耳：
“共产党万岁！”
“民族解放万岁！”
“王须仁，你这个坏蛋不得好死！”
“我们不是托匪，冤枉啊……”
……
一声声无辜的惨叫，一声声冤屈的呼鸣，在郭里集村外震荡，划破了九月十五日这个阴森的夜晚。
听着这呼声，有些行刑人员却感到了诧异：“为什么这些托匪在临死前还高喊‘共产党万岁’，而不喊‘托派万岁’呢？”
是啊，为什么一个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在瞬间都成了刀下鬼？为什么王须仁和王凤鸣这两个小人物居然能够主宰众多人的命运？！
问题是那样的令人费解，而道理又是如此的简单明了——
小泥鳅它可以在阴沟里兴风作浪；
蝼蚁之穴，可溃千里大堤；
一两条蛀虫，可蛀空大厦栋梁；
小人物照样能够搞乱你一个伟大而坚强的党！
——多么令人悲愤的现场！多么令人可怕的设想！！
……
王须仁、王凤鸣在郭里集制造惨案的同时，又编造了新的口供，说区党委的各个部和区党委机关干部都是“托匪”，甚至连整个边区的党组织也都是“托匪”发展起来的。
下一步，罪恶的矛头直指区党委。
权振庭和他的哥哥权翌庭先后被杀害了。
二十五岁的权翌庭被杀后，由同伴把尸体掩埋在邹县郭里集东门外约半里的小山坡下。。。。。。
2、李贞乾忍着无限悲痛轻声劝慰着大家
王须仁与王凤鸣凭借他们窃取的军政大权，放肆地大干起来。当他们把袁汝哲、尹夷生、秦建奎等数十名党员、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