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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须仁在一旁插话道：“你们应该相信白书记的话，请大家不要再疑神疑鬼了。”
沛县中心县委，为此讨论来两三天，当时他们正住在铜北，各项工作正在蓬勃发展。在1939年4月，二十三大队在荣沟桥（郑集以北）同日伪军直接打了一仗。作为共产党新拉起来的这支抗团游击队，敢于面对面的同日军对阵，显示了它抗日的勇气和决心，是值得称道的。只是由于大队领导指挥没有经验，结果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大队长韩方元被俘后被敌活埋，四中队吴队长牺牲。善于窥伺形势的耿聋子，利用我独立大队脱离本地和二十三大队新败的时机，加紧了他限共、溶共、*的活动。其一，耿继勋任命与我铜三区区长李化民在毛寨乡长期对立的反动地主刘爱勋为顽方铜三区区长，制造铜三区两个政权尖锐对立的局面。其二，勾结拉拢二十三大队长袁晓天叛变，制造“瓦矿事件”。袁晓天，原系沛县青墩寺小学学生运动中的“八大革命”之一，后叛变。徐州沦陷后，为了团结抗日，吸收他参加了二十三大队。袁任二中队长时只有六条枪，随我二十三大队活动一段时间后，力量不断壮大，已拥人枪四十多。可是在荣沟桥战斗失利后，善于投机的袁晓天一见形势不妙，受耿聋子拉拢意欲投奔顽军。为准备向顽军的“进见礼”，于一九三九年四月十八日（旧历），袁晓天约李化民区长去他驻地（瓦矿村）议事，适化民有事，另派二十三大队杨海天、司元黄前往。杨海天到瓦矿后即被袁扣押。后来杨海天被托人救出，袁晓天即率队投向耿聋子。其三，耿聋子利用他的权势，威逼原芦楼乡武装，我二十三大队三中队长李世华向他投靠，三中队后来只有李来崇为首的一个排，顶住了耿聋子的压力，其余则随李世华并携轻机枪一挺，投向耿聋子。不过，这部分入主要是屈从耿聋子的压力。其四，耿聋子与其区乡政权配合，在郑集——黄集一线以南积极限制我军政人员活动，把我们赶到和尚庄——夏楼一线以北地区。耿聋子在铜北所积极从事的限共、溶共、*活动，使铜北蓬勃发展的大好抗战形势受到了影响。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3、铜北办事处
苏鲁豫区党委针对耿聋子的*逆流，积极在铜北采取措施，根据丰、沛、铜一带的群众觉悟程度和革命形势，决定在这一带边境建立县级政权机构——铜北办事处，由郭影秋任主任，当时郭影秋未到任，副主任阎树棠主持工作。同时以黄河大队的一个连的兵力为主，集合地方力量，整编成了铜北独立营，下属三个连，约三百人，由赵峙宇任独立营营长，周锋（周惠林）从铜四区调任独立营政委。
干部陆续集结，开始活动于铜三区西北部的沛铜边境一带。铜北办事处在铜北、沛南树起了抗日*的旗帜，团结了相当一部分知识青年与进步人士，除铜北各区的党员、干部外，有些*人（如李庆久先生），也把希望寄托在共产党身上，开始推行政令，行使抗日*政府的职权。虽然，有的乡村一直在对它进行抵制（如刘爱勋所在的黄唐乡），由于清正廉洁，加上共产党的军队纪律严明，*汉奸，保护人民，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耿聋子，刘爱勋的反动气焰，鼓舞了士气，稳定了铜北的局面，这就在敌伪顽群魔乱舞的铜北，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
1939年8月，苏支四大队在地方武装配合下，在朱酒店缴掉国民党铜四区区队长短枪一百余支，在肖庄活捉伪区长朱本瑞。继之在大新庄缴获国民党铜三区区公所全部枪支，在腰庄活捉伪区长刘爱勋（朱本瑞、刘爱勋后被教育释放），打击了顽军及其政权的嚣张气焰。
9月，周锋率独立营赴铜三区湖里一带开展工作。县、区政权建立后，实行了新税收，印发了“铜北流通卷”，积极筹备资金购买布匹等支援大部队。
铜北办事处与铜四区区公所陈兴振区长密切配合，进行扩军，筹款，发展党组织等工作。
在二十三大队升编调离铜北的情况下，1939年9月以铜三区、铜四区的武装为基础，组建了铜北独立营，营长周峰（铜北县委书记），下辖三个连，共约二百余人，一连连长韩恩斗，指导员丁禹畴；二连连长李绍元，指导员邵子雅；三三连连长赵瑶烈，另有铜北办事处警卫连连长董子明，指导员周立生。三区、四区还各有一个中队，总共兵力约五百入，活动在东自微山湖岸西、至梁寨一线。
副主任阎树棠主持铜北办事处工作。
9月，周锋率独立营赴铜三区湖里一带开展工作。
县、区政权建立后，实行了新税收，印发了“铜北流通卷”，积极筹备资金购买布匹等支援大部队。铜北办事处与铜四区区公所陈兴振区长密切配合，进行扩军，筹款，发展党组织等工作，这就在敌伪顽群魔乱舞的铜北给人们耳目一新的感觉。
与此同时，由于蒋介石采取消极抗日、积极*的政策，实行“溶共、防共、限共、*”方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精神的贯彻和湖西“肃托”事件的影响，使丰、沛、铜三县的国民党地方武装蠢蠢欲动。特别是铜山县国民党县长耿继勋对办事处恨之入骨，耿继勋的地方武装有数百人，与丰县、沛县、萧县的反动势力相互勾结利用，企图独霸铜北地区。
铜北办事处副主任阎树棠，1912年出生在丰县华山镇朱新庄一个较为富裕的农民家庭。青少年时先后就读于尹小楼初级小学、三河尖高级小学、大程庄高小和沛县中学师范班。当时农村经济濒临破产，地主阶级残酷剥削压迫农民，农民生活非常困难。阎树棠深知读书之不易，在校学习刻苦钻研，成绩优秀。在沛中师范班学习期间，他接触进步师生，阅读进步书刊，初步奠定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思想基础。每逢假期回家，即向村邻宣讲救国救民的道理。1930年冬，经学生党员赵淘（赵万友）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阎树棠自幼性情刚直不阿，见义勇为，主持正义，深得邻里子弟和在校同学的钦佩。1932年，丰县国民党政府粮警到朱新庄催收农业税（即田赋），华山乡乡长认为他家门单户薄，便施加压力，阎树棠气愤不平，将粮警痛打一顿。其兄因此被拘留数日，才算了结。后来，阎树棠经常在隆冬雪天教孩子读“大雪纷飞赛鹅毛，老天降下杀人刀，今后我得安身处，黎民百姓乐陶陶”的诗歌，借以抒发他的革命抱负。1933年，他在家乡活动，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郭影秋、赵淘、尹学渊，赵万庆等革命同志经常在他家召开会议。有时遇到暑期天热，佯称到西大河去摸鱼，商讨地下工作。阎树棠是朱新庄和呔庄的党支部负责人。在他的领导下，成立了“鞭杆会”、“镰把会”与地主展开增资斗争。11月，丰县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有人劝他到国民党政府办理“自首”手续时，立即遭到阎树棠的斥责。他说：“紧急危亡关头，正是党考验人的时候，共产党人要为革命奋斗到底，怎能自首变节！”后来，他努力做好党员的转移和隐蔽工作，使丰沛边境的朱新庄、呔庄、柳园子、康庄等6个村的党支部和党小组被保护下来。在组织发展和革命斗争受到严重挫折之际，他在自已家里主持召开党员会议，向到会的人介绍江西革命根据地斗争情况和丰、沛县党组织被破坏的教训，借以鼓舞斗志，提高警惕，严防阶级敌人的破坏。1936年，阎树棠在七区杨楼小学任教，一边教学，一边搞党的地下活动，先后发展的党员有张佩娴、刘厚章、赵奇、胡玉岭及沛县刘园子的刘新学、朱瓦屋的朱本正、朱本军等，并在附近村庄建立一个党支部和4个党小组。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后，湖西地区党的各级负责人玉文彬、郭影秋、朱本正、王光中，康文彬等经常到朱新庄召开会议，研究党的工作。每次开会，阎树棠家里象接待客人一样，其妻子烧茶做饭迎进送出，热情招待。12月，丰县国民党政府成立七区区公所。为加强国共两党合作共同抗日，在丰县国民党政府的邀请下，*丰县县委特派阎树棠任该区公所政治助理员兼军事助理员，使七区抗日武装不断发展壮大。1938年初，阎树棠在丰县、铜山交界的辛集发动群众成立了农救会，共产党员胡守义任会长。3月，*丰县县委在杨楼、华山一带建立七区区委，阎树棠任区委书记。1939年2月，调任三区区委书记。后调回七区筹建铜北办事处。铜山县西北部的丰、沛、铜三县接壤地区，是日伪势力较为薄弱的地方。苏鲁豫区党委决定在这里建立一个县级政权，开展抗日活动。1939年7月，铜山办事处正式宣告成立，郭影秋任主任（未到职），阎树棠任副主任，直属区党委后方办事处领导。办事处成立后，贴出了布告，推行政令，征收各种税款，印发了铜北流通券（纸币），几架缝纫机忙着给部队赶制棉衣，党领导的抗日部队飞速发展壮大。。 最好的txt下载网
4、各县干部后悔上了白子明和王须仁的当
按照白子明的命令，沛县县委必须把干部和部队带到区党委去。据此形势，这样办，肯定是有很大危险，不去，白子明的命令谁敢违反？在讨论中，有的同志提出：
“现把枪藏起来，干部转移到湖东隐藏起来，等一些时间看看情况再说。”
但商量结果还是认为必须遵照白子明的命令办，党的县委会党的干部必须坚持党的原则，服从党的决定，于是决定除留县委委员金合法坚持工作外，干部和部队都去参加。
考虑到铜北的复杂情况，白子明专门给铜北办事处写了封信，由阎树棠主持铜北办事处的工作，暂不参加集训。
象沛县一样，单县中心县委，丰县直属县委以及砀山县委，金乡县委，湖边地委，鱼台县委尚未被杀掉的干部也都忠实地执行了白子明的命令，如期来参加“受训”。萧、宿、永地委由于彭雪枫支队（新四军五支队）制止，未能参加，鲁西南地区由于杨德志、崔田民支队在那—带活动，不同意党的干部都参加这种“训练”。没有照办，王凤鸣曾派一个连到鲁西南去催（实际是抓）没有到达，就被杨、崔支队挡了回来。
丰县县委书记孙兆立和县军事部长黄佑仁信以为真，便回到县与县委组织部长王光中（胡光耀）、宣传部长路光前、妇女部长高潮等带领丰县的广大干部和所属部队去参加“受训” ……
单县县委也出于对上级组织的信任，由县委书记任子健带队，和县委委员王振扬、芮春亭、齐温如、孟静之等率领各区干部五十余人及所属部队二百多人，离开了单东，开赴谷亭。
也有没按通知要求去做的。
鲁西南地委在杨得志、崔田民支队的掩护下，则没照办“通知”的精神；
肖宿永中心县委在彭雪枫支队的阻止下，也未派人参加“训练班”。
而其余各县的广大干部和所属部队均按期参加了“受训”。
参加“训练班”的三百多名干部一到，白子明等便命令地方各级党组织一律停止党的组织生活，与会人员停止党的关系。
各县集中到“区党委”干部，加上区党委机关尚未被捕、被杀而又必须参加的干部共二百多人。把较高的干部�